唐、宋日期的婚姻习俗

唐、宋之际社会关系的变革，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社会上已经不存在严格的士、庶之别，人们在选择婚姻的标准方面，主要重视对方或对方家庭的官职或钱财，至于乡贯、族望等已被置诸脑后。当时京城的许多贵戚，择婿时不论男方的家世，只要礼部试即省试中榜，便算符合标准，而且还资助新女婿一大笔缗钱。因为这些士人再经殿试就能获得官职，跻身官僚的行列，所以根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家世门第。这些士人也不以家世门第为重，他们觉得钱财更为重要。因此，即使“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士人们便“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士人们“娶妻论财，全乖礼义”，是宋代婚姻观念的一大变化。其次是人们开始注意妇女的贞节观念，提倡妇女寡居守节，不赞成改嫁。虽然社会上普遍不以妇女改嫁或接纳后夫为耻，也不曾从伦理道德上予以太多的非难，但随着有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倡妇女寡居守节，不赞成改嫁，到南宋后期妇女改嫁或招纳后夫的情况大为减少。

人们婚姻观念的改变，导致宋代的婚姻礼仪出现许多变化。仁宗时，蔡襄叹息当时婚礼“无复有古之遗文”。婚礼的混乱，使有些士大夫深感有必要重定婚姻等礼仪。司马光参照当时民间通行的礼仪所撰成的《书仪》10卷中，有关婚礼的规定称“婚仪”，约占一卷多的篇幅。根据司马光《书仪》及《政和五礼新仪》，宋代的婚仪有纳采（平民用鸠、鹜，太学生用羊）、问名、纳吉、纳币（纳成）、请期（告期）、亲迎、妇见祖祢和舅姑（即公婆）、婿见妇之父母等。

一、聘礼和装奁

宋人重视聘礼和装奁。所谓将娶妇，必先问资装的厚薄；将嫁女，必先问聘财的多少，甚至双方订立契约，写明某物多少、某物多少，“以求售某女者”。世俗还有“铺房”的仪式，即在迎亲前一天，女家派人到男家布置新房，铺设被褥等物，把所有陪嫁的衣服、袜、鞋等全部陈列出来。

福建漳州民间嫁女，因为随嫁的装奁厚薄，外人看不到，乃置“随车钱”，大抵多者1000贯，少者不下几百贯，倘不如此，必定被乡邻“讪笑”。还有男家向女家“下财利”的仪式。临安府的男家聘礼，“富贵之家”则送“三金”，即钏（镯）、金（锁足）、金帔坠；“铺席宅金”如无金器，则送镀金的银器。“士宦”之家也有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或送珠翠团冠等首饰、上细杂色彩缎匹帛，加上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还有送官会（一种纸币）、银铤的。财礼的多少视贫富而定，也有“下等人家”只送织物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再加上鹅、酒、茶、饼而已。

二、坐花轿

宋代男家用花轿来迎接新娘。轿子是从辇、舆等载人用具逐步演变而成的，约在五代出现了有顶的轿子。到北宋，虽然士大夫依然主要骑马或骑驴，“不甚用轿”，但民间已较为普遍使用了。据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和《宋史·舆服志》，轿一般呈长方或正方形，饰有黄、黑两等，凸盖无梁，周围篾席，左右开窗，前面设门帘，用两根长竿扛抬。南宋时，朝廷允许百官乘坐轿子，达到了“无人不乘轿”的程度，民间使用则更为普遍。在结婚仪式上，原来迎亲使用的交通工具——花车越来越被花轿所代替。司马光说：“今妇人幸有毡车可乘，而世俗重担子，轻毡车。”担子即轿。据《政和五礼新仪》规定，皇帝娶皇后入宫，皇后乘坐肩舆（原注：“肩舆为担子”）进堂上，再降舆升车。又据孟元老描述，亲王家的公主出嫁，乘金铜担子，轿顶用朱红漆的脊梁，盖以剪棕，装饰渗金铜铸云凤花朵，四周垂绣额珠帘、白藤间花。两壁栏槛都雕刻金花装的雕木人物、神仙。担子装两竿，用12人抬，竿前后都用绿丝绦金鱼钩子钩定。士庶之家和贵家女子婚嫁，也乘坐担子，但担顶上没有铜凤花朵。当时市面上有铺户专门出租担子。据吴自牧记载，临安府民间在迎亲的日子，男家算定时辰，预先命“行郎”指挥搬运花瓶、花烛、妆盒、镜台、裙箱、衣匣、交椅等人，还雇借官私妓女乘马，雇请乐官鼓吹，领着花担子，前往女家，迎接新人。花担子抬到女家后，女家置酒款待行郎，发给花红银碟、利市钱会（铜钱和会子），然后乐官奏乐催妆，时辰一到，催促登担；茶酒司齐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担。新娘由女家亲戚抱上新担后，抬担人不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取利市钱酒，称“起担子”。女家发给钱会后，才抬起担子奏乐，迎到男家门口。这时预定时辰将到，乐官、妓女和茶酒司等人互念诗词，在门口索取利市钱物花红等，称“拦门”。宋以后，新娘乘坐花轿的风气相沿不改，花轿的设备越加讲究，花轿也越加富丽堂皇。

三、撒谷豆、跨马鞍、上高坐仪式

新娘入男家门前要举行“撒谷豆”、跨马鞍以及新郎在中堂“上高坐”的仪式。《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都记载，新娘走下花担子后，有“阴阳人”或“过择官”手拿花斗，盛上谷、豆、铜钱、彩果、草节等，一边念咒语，一边望门而撒，小孩们争相拾取，称“撒谷豆”。据传，这是为了厌青羊、乌鸡、青牛之神等三“煞”的。新娘走下担子，不能踩到地面，而要在青布条或青锦褥、青毡花席上走，由一名妇女捧镜面向担子倒行，又有数名妇女持莲座花烛导引前迎，先跨过马鞍和秤，再入中门。当晚，新郎要“上高坐”。新郎身穿绿色公服，头戴簪上花和胜的幞头，在中堂登上置于一张榻上的椅子，称“上高坐”。先是媒人，然后姨、姑各斟酒一杯，请新郎饮下，最后丈母请新郎饮酒，然后才下高坐归房。“撒谷豆”是由民间的迷信而形成的仪式，而跨马鞍和上高坐则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

四、拜先灵和交拜仪式

新郎和新娘还要举行“拜先灵”和交拜仪式。新娘进入男家前，男家在影堂（摆祖先画像处）中设香、酒、菜肴等，舅（公公）和姑（婆婆）穿起盛装，站在堂上，一东一西，相对而立。赞引者将一对新人带到阶下或堂前，主持人进入堂中，焚香，跪着酹酒，伏，起立。祝者跪下宣读：“某（婿名）以今月吉日，迎妇某（妇姓）婚，事见祖祢。”祝者起立，主持人再拜。司马光说，古代无此仪式，现今称为“拜先灵”，“亦不可废也”。显示“拜先灵”在当时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习俗。《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郎和新娘面对面各挽一段彩绢的一端，彩绢中间结一同心，新郎倒行，称“牵巾”，走到家庙参拜，然后新娘倒行，扶入新房。此后，还要举行夫妻“交拜”的仪式。司马光指出“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交拜的仪式是这样的：新郎和新娘各由陪伴者（富家由女仆）引导，进入新房，中间布席，新郎立在东席，新娘立在西席，新娘先对新郎一拜，新郎答拜，新娘又一拜、两拜，然后新郎揖请新娘就座。这也是“乡里旧俗”，因为男子“以再拜为礼”，而女子“以四拜为礼”的缘故。

五、结发仪式

新郎和新娘还有结发的仪式。唐代杜甫《新婚别》诗云“结发为君妇”，是说自孩提开始结发以来就为夫妻。西汉李广说“结发”与匈奴战，是说“始胜冠少年时”。从五代开始，出现父母为新人“合髻”的仪式。宋代“世俗”沿袭此仪，仪式是这样的：男坐在左（宋代以左为尊），女坐在右，各留出一撮头发，由男、女两家提供丝织物、钗子、木梳、头帮（一种发带）等，合梳为髻，然后喝“交杯酒”。

六、各色新衣

新郎根据身份穿着不同样式的新衣。贫苦人家终身只穿苎布即麻布做的衣服，他们的子弟只在做新郎时，穿三天绢做的新衣，称“郎衣”。一般富裕的平民子弟，在结婚时，按官府规定只能穿戴丝织的衣衫和幞头。至于贵族和官僚之家的子弟，则可以借穿官服。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描写，官宦人家子弟举行婚礼前，先由女家赠给新郎礼服——绿色的公服（公裳）、罗花幞头、靴、笏，新郎便在婚礼上穿戴。官府只准许品官子弟和太学三舍生在结婚时穿戴这种衣帽，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后，六品到九品官可穿绿色的公服，所以官员子弟和三舍生的结婚礼服也是绿色的。当时习俗还喜欢在新郎的幞头上插戴花、胜，以致“拥蔽其面”，因此司马光讥为颇失大丈夫的气派。他赞成实在不得已，不妨“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二枚就可以了。

—— 来自朱瑞熙著，《朱瑞熙文集》，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