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做寿习俗

摘　要：古今中外，人们均有生日做寿的习俗。本文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宗教观念等方面考证了中国做寿习俗的起源、发展和广泛盛行的原因，以及不同时期帝王将相和庶民百姓生日做寿的不同做法和观念等。

关键词： 古代做寿　起源发展　做寿习俗

生日对于一个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而古今中外皆有庆贺生日的习俗。不过，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生日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文试对中国古代的做寿习俗及其形成、发展略作考证。

祝寿习俗，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开始重视长寿了。在金文中有多种“寿”字的写法，在《诗经》中有许多“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等祝颂之词。《尚书·洪范》将“寿”排在五福之首，可见寿在人们心目中至关重要。当时在酒席宴会上，有晚辈向长辈敬酒祝寿的做法。不过这并非后来流行的做寿礼仪。我们所说的做寿，是指为尊者长者亲者生日这天，所举行的一系列庆贺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敬酒祝寿，只能算作做寿习俗的萌芽阶段。

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做寿习俗的雏形。据当时人颜之推《颜氏家训》云，“江南风俗”，在子女周岁时，“亲表聚集，致宴享焉”。此后，每遇生辰，“尝有酒食之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降诞》中说：“［南朝］梁元帝少时，每以诞载之辰，辄设斋讲经。”明代学者顾炎武考察认为：“生日之礼，古人所无”，“齐、梁之间”，乃行此礼。说明在南北朝后期，民间庆贺生日渐成习俗。

一

到了唐代，做生日之风逐渐兴盛。

有唐之初，尚无为皇帝的生日立节庆贺的事。贞观年间，太宗谓长孙无忌等说：“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为了怀念父母生育之恩，太宗不禁潸然泪下。此前，隋文帝也相类似，他为了报父母劬育之德，在生辰日下诏全国为亡父母断屠一日。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说：此“为帝王自言生日之始。然此尚出于追念劬劳，为亡者资福之意，非以其日称庆也。”

在皇亲国戚中和达官贵人之家，多有“三日洗儿”和“满月”庆贺的风俗。小儿出生三日，家人为之沐浴，举行庆祝活动，亲友来贺，主人设宴款待。如武则天长寿元年，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人们前来祝贺，张德“杀羊会同僚”。开元十八年，霍国公王毛仲妻产子，三日，玄宗命高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谈到“洗儿”，人们不由得想起杨贵妃为其义子安禄山行“三日洗儿”礼的传奇故事。《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十载正月一日，是禄山生日。玄宗和贵妃赐予大量衣服、宝器、酒馔等。后三日，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这是一出荒唐的闹剧。然与生辰有关的洗儿风俗，直至唐末，仍未停废。

关于“满月”庆贺之事，也时见典籍记载。如高宗龙朔二年六月已未朔，皇子旭轮生。七月丁亥朔，以其满月，大赦天下，赐三日。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太子诞皇孙满月，大赦，大三日。（均见《旧唐书·高宗纪》）

如果说“洗儿”和“满月”只是对人初生之时的欢庆，那么往后的生辰庆贺，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寿了。先看臣民庆贺生日的状况。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说：“近世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是知中唐时，子女已广泛为父母的生辰做寿了。如太尉西平王李晟过生日，已出嫁的女儿回家来祝寿，“中堂大宴”，好不热闹。宰相李林甫每至生日，长安菩提寺僧人“就宅设斋”，“祝右座（林甫）功德。”《杨太真外传》记，天宝年间，“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雕镂器物又数百人，供生日及时节庆”。《金华子》卷下记文士李郢在外地，急于赶回家，为妻做生日，中途为友人挽留。于是赋诗《为妻作生日寄意》：“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这些事例说明，唐代做寿庆贺，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大讲排场祝贺生辰的背景下，有位张县令公然告白，某月某日是他的生辰，“诸县人不得献送”。县吏们会意，届时，“各持缣献之，曰续寿衣。宰一无所拒。”这是借生日之名，肆意搜刮吏民的典型事例。

发端于民间的庆贺生日的习俗，很快便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并迅速演进。唐玄宗为自己的生日置诞节，举国宴乐，这在唐代乃至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

据《册府元龟·帝王部·诞圣》载，开元十七年八月初五，玄宗在兴庆宫大摆酒席，庆祝自己的生日。宰相张说等人上表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玄宗欣然答应，诏曰：“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宋代史家王钦若等指出：“诞圣节名始于此”。所谓“千秋节”，无非是象征着长生不老，万寿无疆。

民间做生日，一般指生日这天的“酒食之会”。皇帝庆诞节，其铺张陈设繁文缛节不可胜记。诸如：全国休假一至三天，举行盛大宴会，赦免囚徒，各地臣僚届时进献名贵物产以申祝福，等等。以置诞节的第二年，玄宗生日为例。为了筹备八月五日的千秋节，早在是年六月，礼部奏准，在千秋节休假三天，与村闾“社”会合并起来，“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这样，天下百姓也过千秋节，不仅为皇帝祝寿，还增加了“祈农”的内容。经过两个月的准备，生日这天，玄宗在花萼楼下大摆筵席，接受百官献贺，赐予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以下束帛有差。并自赋《千秋节宴》诗云：“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岁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

此后，令节肇开，年年于诞节聚宴欢饮。“群臣上万寿，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结丝承露囊，更相遗问”。乡间赛白帝，报田祖，一片欢乐情景。

玄宗以后，唐代除少数几位皇帝未置诞节外，大多照例置诞节，正式形成制度。据《唐会要》等书记载，诸帝的诞节，肃宗为天成地平节，代宗为天兴节，文宗为庆成节，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僖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会节，哀帝为乾和节。德、顺、宪、穆、敬五朝虽未置节，但庆贺生辰之事并不比置节者逊色。如穆宗诞日，“其休假献馈如旧”。并下诏曰：“今（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朕既深欢慰，欲与臣下同之。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光顺门内殿与百僚相见，永为常式。”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诞节受贺》云：“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可见后来的做寿比玄宗置诞节时更有新的发展了。

二

由于玄宗以来帝王置诞节的“表率”作用，到宋元时期，做寿习俗进入了发展阶段。皇帝的做寿活动更加隆重。宋时定制，新皇帝即位，由宰相率群臣上表奏请，为新皇帝生日立节，奉为“圣节”。圣节这天，照例是皇帝坐殿，百官祝寿，众臣献寿酒，皇帝设宴款待众臣及外国使节。各级官衙休假，各路州军除进贡寿礼外，还需在僧寺道场开设“祝圣寿”道场。全国禁屠宰、丧葬和处决犯人。从大量流传于世的祝寿诗词中看出，当时社会做寿习俗已广泛流行。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著名文人陆游、文天祥、辛弃疾、李清照、关汉卿、元好问等，都作过不少祝寿诗词。内容涉及父母寿、友人寿、自寿、妻寿等各个方面。做寿的年龄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等各个层次。做寿的规模越来越大，布置寿堂、子孙拜寿、同饮寿酒，气氛相当热烈。

做寿习俗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时期。无论是做寿的规模、贺礼的份量和形式，还是做寿的普遍性，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庶民百姓家因经济条件所限，做寿仪式较为简单。长辈生日，往往只在家中设一寿堂，晚辈及亲友送一些寿礼，向长辈拜寿，相聚吃一顿寿面，即算做寿。而达官贵人、富豪之家，做寿之风愈刮愈盛。这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有大量的描述。此时的做寿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越来越大，寿期越来越长。如《红楼梦》第七十一回所述贾母八十寿辰。生辰为八月初三，但七月二十八就开始张灯结彩，笙箫鼓乐。直到八月五日，长达八天之久。皇帝的寿诞更是礼仪繁琐，规模盛大，其中以康熙六十寿辰时最为隆重。明清两朝皇帝、太后的生日，统称为“千秋节”。当时，“千秋节”、“正旦”、“冬至”并称为三大节。将皇帝的生日同“朝岁”、“祭天”并列，无疑增加了庄严、隆重的气氛。

二是贺礼越送越多，越送越贵重。这时的贺寿礼已不局限于寿屏、寿障、寿联，而代之以金银、宝玩、彩缎等等。仍以《红楼梦》贾母寿辰为例：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四个，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只，伽南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

三是做寿演戏成为风气。明清时期，宫廷里和官宦殷实人家，盛行请戏班演戏贺寿，所演剧目多为神仙戏。一般家庭请不起戏班，有时也要请一两位民间艺人唱戏。这种“席上摆着寿酒，台上唱着寿戏”的情景，几乎成为当时有钱人家做寿的基本模式。

四是做寿仪式更趋繁琐。寿诞之日，贺客迎送、贺礼收受、坐次安排、拜寿程序、寿联排挂，形成了一整套规矩。难怪明人李贽感叹道：“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繁文缛节，穷于应付。

三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中国古代做寿习俗的轮廓。有人会问，数千年来，人们为什么要如此认真、操心费力地做寿呢？我以为其主要目的就在于祈寿，祈求老天赐人以长寿。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对死的恐惧和采用各种手段抗拒死亡，延长生命，属人类的本能。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中说：“人类不能不在死亡底荫影之下去生活。凡与生活很亲而且享受圆满生活的人，更不能不怕生活底尽头。于是同死打了照面的人，乃设法寻求生命底期许。”这说明，生活安逸舒适的人和年龄较长的人，最怕死亡的临近。然而死亡终究是现实而无法逃避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除了相信灵魂不灭外，开始从功利的角度探寻死亡的秘密，想方设法益寿延年。其中有用巫术的，有用药物的，有靠修炼的，还有向神灵祈求的，等等。而做寿习俗的产生和盛行，正是这种祈寿心理的集中表现。

古今中外皆有过生日的习俗。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较重视生日的纪念意义，重视年轻人的生日；而中国传统则重视生日的祈寿的内涵，更重视老年人的生日。这种差异，既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又有经济生活的因素，还有文化观念的因素。就中国古代做寿习俗的形成发展而言，我以为：

首先，我国做寿习俗的本源，可以追溯到农耕文明的发达上。人类学资料表明，在人类社会早期，遗弃或杀死老人的习俗，曾在世界各族普遍流行过。英人乔治·彼得·穆达克在《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中说：“游荡生活的艰苦，使对残废者的照顾成为不可能。因此，上了年纪的人，当他衰弱以后，同伴们就把他留下来等死。”相传在远古时代，老人活到六十岁，或是被活埋，或是送到山洞、地穴的所谓“自死窖”里，任其冻饿而死。象人们熟知的流传于我国鄂西北的《斗鼠记》故事，便反映了这种弃老的风俗。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食物奇缺；二是游动不定的生活和重体力不重经验的谋生方式所致。自原始农业出现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作物的种植，使食物有了初步保障；定居的生活，为养活老人提供了条件；老年人凭借自己的经验可以增加农作物的收成，而不再被视为累赘。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亲情关系趋于密切。人们对老人的态度从遗弃转变为尊重。这种转变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大国。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开始了农耕生产。西安半坡、湖北屈家岭、浙江河姆渡等考古发掘，都证实当时已有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原始村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举世公认的敬老传统，逐步造就了异常丰富的老年文化，做寿习俗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本溯源，农耕文明的发达，是做寿习俗形成的经济基础。

其次，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和忠孝观念的深入人心，是做寿习俗盛行的社会基础。我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两千年之久，关键在于盘根错节的家族社会和宗法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的形式是同居共财，聚族而居，每个家族如同一个小社会。其中辈份最高年龄最长的人，便是本族的“皇帝”，他掌握着族人的命运。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和睦，形成了宗法精神，其核心是孝（子女对父母）、悌（兄弟之间）、贞（妻对夫）、顺（媳妇对公婆）。其中“孝”则是核心的核心。早在周朝初期统治者已认识到，国家的稳定，首先是家族的稳定。而推行孝道，则是稳定家族生活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极力予以提倡。嗣后，孔孟及其门徒，对孝的定义、内涵、目的、作用又作了规范。将孝道列为儒家伦理道德之首，作为修身、齐家、治国首要的条件。至孝之人，可以通过举孝廉而进入仕途，有的受到皇帝的嘉奖，甚至载入史册而流芳百世。由于孝道的深入人心，对父母长辈，“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等等，已成为孝子们的自觉行动。在长辈生日这天，举行较热烈的做寿活动，使其精神得到愉悦和满足，又祝福其健康长寿，无疑也是孝道的内容之一。与此同理，在世人认同的“移孝忠君”的社会氛围中，臣僚们为帝王的诞日举办隆重的祝寿典礼，也应是情理中的事。

再次，道教的盛行和它宣扬的不死理想，助长了做寿风气的蔓延。由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唐代曾被尊为国教。其后博得了众多人的信仰。历代帝王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唯长生不老难以实现。道教宣扬的长生久视的神仙说，正合帝王口味。官僚士大夫及一般世人，也惑于道教的宣传，相信世上真有神仙，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尽管谁也没有见过千年万岁的神仙，不少帝王虽目睹父兄饵丹惨死的情景，却仍好之弥笃，前死后继。道教有一套修炼方法，如炼丹服药、呼吸导引、房中采补、存思守一、斋醮奉戒、拘神制魄、守庚申、去三尸，等等。时人相信，实施这种种方法，即使成不了仙，至少可以健身强体，益寿延年。而做寿习俗中的某些行为，显然与道教的信仰和修仙术有一定关系。诸如花费大量财力人力为尊者亲者做寿，目的就是祈求健康长寿；做寿时悬挂《寿星图》、《八仙庆寿图》，请戏班演神仙戏，并通过祭祀活动祈求神仙赐寿，说明道教的神仙学说已深入人心；殷实之家往往请道士做功德，念《长寿经》，并做一些济贫助弱的善事，可见做寿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外，帝王及富有者意欲炫耀权力和财富，臣僚们利用诞日阿谀逢迎，对做寿习俗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前所说，帝王的诞节由玄宗首创。其时处于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玄宗作为盛世之君，面对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的大好形势，好大喜功，溢于言表。他在《千秋节宴群臣制》中说：“今属时和气清，年谷渐熟，中外无事，朝野安。不因此时，何云燕喜？”盛世天子需要臣僚们为其歌功颂德。张说等人便成为宣扬玄宗文治武功最得力的重臣。诞节的创立，君臣之间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当时，广大民众生活在“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太平盛世，也乐意同声歌颂好皇帝。故诞节的设置，也可视为增强皇权凝聚力的重要表现。赵宋以后，诞节进一步正规化，突出皇帝个人专制的趋向更为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