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亲族关系与称谓习俗

上海市区从19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为“华洋杂处”的近代大都市；从20世纪80年代起，华一村所处的上海县（今称闵行区），也逐渐城市化了，但是村民像我国所有农村一样重视各种亲属关系，恪守尊重长辈的优良风俗。

地处大城市边缘且日益城市化的华一村，家庭和睦，亲属和谐，尊老爱幼的传统风俗，保留到21世纪。

华一村民的称谓，一律按辈份而不按年龄。除了解放以后尤其是公社化以来的党内、团内和会议场合称“同志”之外，从古到今辈份观念浓重。

家庭直系亲属称谓：

聚族而居的村宅，即使已经成了杂居村落，宗亲还是近邻，在称谓中保持大家庭的亲属关系。

宗亲称谓：

以上可见堂兄弟以上的面称与自己家里的亲属，当面称呼几乎是一样的，至于“背称”则是便于加以区别。至于堂房兄弟和小辈，面称也几乎与自己家人相同，充分表现出大家庭观念。

已经生育了子女的妇女，对家庭亲属和同宗亲属的平辈和长辈。还有降到子女-辈称呼的习俗，以此表示尊敬。如称丈夫的兄弟为“伯伯”、“爷叔”，称丈夫的伯父、叔父为“大大”等等。

旧时因恪守按辈份不按年龄称呼的习俗，而年老的人称呼年轻人为“爷叔”甚至“公公”的都有。然而，即使在旧社会，年轻长辈对于年长小辈，决不直呼其大名或小名，而是对有子孙者称为“X爷”“XX大大”；对无子女者统称“阿哥”“阿姐”，恢复按年龄而不按辈份称呼。

年长者按辈份称年轻者甚至青少年，在解放后显得不合理，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仍有部分老人坚持这样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年人已不存在，不合理的习惯也消失了。

姻亲称谓：

姨表亲称谓：

以上各种亲属的称谓，从古至今（21世纪）没有变化，可见传承性之强。同时，因为村宅内不是宗亲使是表亲，所以无论宅内、路上、出工时相遇，习惯上先由小辈向长辈打招呼并问安。

民以食为天，20世纪80年代以前，小辈遇到长辈通常招呼说：“爷叔（或伯伯），饭吃过哇?”“爷叔，今朝天冷米呵”（或者“天热来呀”）就是古人所谓“寒暄"。不过，从古到今以“饭吃过哇?”打招呼更普遍。

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年入之间打招呼问：“ 身体好哇”，多起来了，还在工作的村民，相互打招呼时，问“近来好哎”也多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姑表亲、姨表亲之中，小辈称姑母为“寄娘”，称姑父为“寄爹”的比较普遍。同样，小辈称大姨妈、姨妈为“寄娘”，称姨夫为“寄爹”的也很普遍。

千百年来，表亲称呼仅仅这点变化，称谓习俗的传承性很强。

亲属关系的地位与交际。

华一村一带，亲属关系的地位依次为宗亲、舅表亲、姑表亲、姨表亲。

宗亲无论在典型聚族而居村落或者杂居村落都是最重要的亲属关系。数百年前直到1955年合作化，各姓各自然村都有秋社、腊祭性质的“做社待（抬）佛”活动，将各个同姓或间宅家庭组织成生产共同体。尽管这种组织形式是松散的，但在自然经济的村宅毕竟有蓄力、劳力、资金、肥料等互助作用，因而又是宗亲又是邻居的同宅同姓人家，相互关系既重要又紧密。在典型的杂居村和潘家塘、南王家巷等宅，由于异性通婚的习俗，不同姓氏的人家一代五代以内，都是舅表、姑表、姨表亲。因而这些村宅“做社待佛”活动，虽不都是宗亲之间聚会但都是亲戚聚会。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做做吃吃”的农民，种田在他们心月中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由共同信仰维系的“春祈秋报”活动也是最重要的。1955年到1958年秋，从成立生产合作社到成立人民公社，各宅都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又成为公社生产大队下的生产队，是一个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的集体。这样生产生活的互助建制巩固了，“ 做社待佛”活动不用动员就自动取消了。由共同信仰维系的祭祀活动虽然不存在了，但宗亲关系仍旧存在，亲戚关系也仍旧存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同一-生产队的社员，平时和节目交往中仍是叔叔伯伯和兄弟姐妹，宗亲、表亲关系依然亲密。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各户的住房建筑经历了二至三次，这自然是依靠宗亲、表亲帮忙完成的。还

有农民结婚办酒席，丧事“吃豆腐饭”，都免不了亲友帮忙。农家为了办大事，或者一时生活困难，宗亲中“聚会”或小额借贷也是免不了的。

宗亲关系紧密的原因，与数百年来的宗法管理有关。华一村一带，在抗日战争期间才建立保甲制度，此前长期实行族长对自然村宅的宗法管理。清朝中晚期，这里八九个自然村，都是一姓聚族而居的，每宅都有一个辈份高，年纪大且办事公平的长者做族长，他管理宅内公众事务，收捐、支应、处理纠纷，处理宗人犯规等。凡宗人有招赘、过寄、典卖房屋、土地，族长都要充当保人或中人;凡同宗相骂，寡妇孤儿受欺，宗人行为不端，族长都要出面干预。还有一些家庭事务，如父不慈、子不孝，或兄弟分家出纠纷，在家长、娘舅不能调解之时，族长要作最后裁决。族长的权威是终身制的，直到他去世确认新族长为止。

辛亥革命以后，处于上海这个现代大城市边缘的郊区农村，宗法制度逐渐淡化，不像江南山区和海岛那样严密浓重，但一直保持到解放初。抗战以来，保甲制度建立，保长诚然不是平凡之辈，但甲长不是族长就是族长的代理人。很明显，要在一个家族聚居自然村行使内行政权力，非族长或其代理人不可。

长期保持的宗亲密切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 村民入住新式公寓之后，逐渐有所改变。这是由于公寓楼房都是独门独户，而且原來宗亲即邻居往往不住同一幢楼，也不一定毗邻而居。因而，除了工作和节日聚聚，宗亲之间的接触机会减少，有逐渐疏远的倾向。

作为母亲娘家人的舅表亲关系，在华一村一带，一向居表亲中最重要地位。

俗语说，“少年外婆家， 中年丈母家”，反映出这一关系的亲密。长期以来，凡有女儿出嫁的农家，都是“不要女婿千顷田，只要人品出人前”。一来是只有几亩地的农家自我掂量，地主富农人家嫁不起的，因为臼家拿不出十几亩陪嫁田和丰盛的嫁妆。二是为女儿考虑，女儿跟女婿要跟大半辈子，即使女婿有较多土地，但人品差有赌博、吸毒、嫖娟之类恶习，土地肯定保不住，而女儿肯定会遭到被打骂虐待甚至遗弃被典卖的命运。与其害女儿- -辈字，还不如实实惠惠挑选人品好的勤劳青年农民。旧社会虽然不是自由恋爱，但丈人丈母选择女婿的权力还是有的。一旦选中，结果就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上海郊区有句夸张的谚语，说“丈母爱郎，割奶放汤”，就是描述女婿到岳父岳母家时，他们必定杀鸡宰鸭尽其所有予以款待的情形。长期以来，女婿也不能亏待岳父母。传统认为女婿对丈人丈母须尽“半子”之谊，丈人丈母家有大事，女婿必须出力帮忙。一方面是因爱女儿而“爱屋及乌”到女婿、外孙，另一方面则是功利性的原内，总之，传统习俗使姻亲关系紧密化。

妻子的兄弟受其父母的影响，即使分家以后，作为大舅子、小舅子对待姐夫、妹夫，也分外亲密。女儿有了子女，外公外婆固然热情，作为娘舅也分外热心，无论生育、满月、过生日后还是日后结婚、生育，娘舅的一份礼物总是少不了的。由于亲缘关系，所谓“三代不出舅家门”,外甥的相貌、性格像娘舅的很多，两者关系亲密的也居大多数。

长期以来直到解放初，村民中流行着舅表婚姻优先的原则。

就是说，舅父的女儿嫁给外甥，或者舅父的儿子娶外甥女为妻；夫妻两人是（舅）表兄妹或者姐弟。这在三种表亲婚姻中，是“亲上加亲”婚姻的首选。“同姓不婚”的原则，但对舅表、姑表、姨表三种亲属之间的婚姻没有禁忌。舅表婚姻盛行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长期来贫困农家和一般农家，除了宗亲和表亲，几乎没有社会交际，农家子女，尤其是男青年的婚姻十分困难，于是家长为他娶个舅表姐妹，既省事又节约。而你也不能“只进不出”，倘使舅家也有儿子，外甥女嫁过去，舅父舅母就是公公、婆婆，肯定能得到较好的待遇。实际上,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方式，有着“换亲”的内涵。

由经济等原因产生的婚姻方式，经过长期流传，就形成一种婚俗。

舅表亲紧密的表现，还有假使娘家没有儿子，需要找“寄子”或者“招婿养老”，则未婚外甥又是首选。其中外甥“过寄”给舅父舅母做儿子的，舅家的土地房屋家具等，都由“寄子”继承;做了舅父母家“赘婿”的，亦需改为舅姓（即母姓）并继承舅家财产。当然，如果外甥是独子，娘舅家不会招赘或“过寄”。

舅表亲紧密的又一个表现，是外甥分家或家庭不和，在自己家长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娘舅、舅妈必须出场调停。久而久之，形成-种风俗，上海人至 今称调解公正的人为“老娘舅”，就是娘舅调解风俗的反映。

外公外婆、娘舅舅妈和舅表兄弟，被称为母亲的“娘家人”，观念上认为他们势力越大越好，期望得到庇护，并自觉认同“老娘舅”的权威性。以上姻亲、舅表亲紧密的现象，在封建宗法父叔统治数千年的中国农村，曲折地反映出女系社会的些许遗存。

姑表亲关系是亲姐妹出嫁后形成的。姐妹出嫁到夫家，有公婆、丈夫和叔伯、姑娘，一旦分家自立门户，走娘家和父母兄弟会聚是十分重视的。父母允弟是她的“娘家入”，期望他们人多势众，家庭兴旺；兄弟有了子女，便是姑妈的侄子侄女，来来往往一般都很热络。尤其是兄弟的下一代即侄子，姑妈一般视为自己的儿子，出生、过生日、结婚，姑母姑父送的礼金、礼品都比较重。

像舅表亲婚姻一样，姑妈的儿子娶她的侄女或者女儿嫁给侄子，也是旧时的习惯。解放以后经过宣传教育，这种男女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婚配陋俗，逐渐消失了。

但姑母与侄了、侄女以及姑表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无论平时还是节日仍长期存在，直到2I世纪。姑表亲关系像舅表亲一样，即使住进新式公寓之后，与远房宗亲关系不同，没有逐渐疏远。凡是姑母姑父在世的，姑表亲三代人相互交往的不在少数。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姨表亲属关系是由妻子的姐妹出嫁后形成的，本家庭有子女，姐妹家庭有子女，因而形成两代乃至三代的姨表亲。

旧时，姨表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亲上加亲”相互嫁娶的习俗。但除了“亲上加亲”人家之外，交往中的礼金、礼物，轻于舅表亲，与姑表亲大体相仿。

解放以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姨表亲的关系，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姨表姐妹之间，无论结婚与否，相互交往中的亲密度和频度不亚于姑表舅表亲，且同样保持到21世纪。自然，姨表兄弟姐妹之间婚配陋俗已经消亡。

朋友关系和交际

尽管旧时农村只重宗亲和各种表亲关系，但个别家庭还是有与非亲属的“朋友”交往的。在旧社会时，村民交友大体有以下情况：

一是富家子弟或者寡妇家庭子弟，为了保护家庭利益，拜附近地方帮会人物为“老头子”。华一村原八九个自然村，拜虹桥乡某村赵姓人为“先生”的有好几个青少年。这个“先生”的徒弟之间，有的就是非亲戚的朋友，相互走访交往。

二是贫家青少年外出“学生意”即做学徒，同一个师傅手下的师兄、师弟不仅当时是朋友关系，学成以后也有做朋友相互交往的。

三是农民有的兼营一些手工业和运输业，例如自行人驮人、自行车带泔脚桶等;抗战时期“跑单帮”用粮食换日用品，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凡帮助过自己的，志同道合的就成了朋友。

旧时，朋友之间尽管有交往，但节日上门走访，相互送礼的较少，交际程度远逊于亲戚。

解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一村的大队和各生产队，陆续办起工业和仓储业，不仅从业员工非亲戚关系的成了朋友，而且单位负责人、生产队长等与市区的技术工人、技术人员、供销业务人员成为交往密切的朋友。那时，经济条件逐步好转，在家里款待朋友的多起来了。逢春节等传统节日，对亲密的朋友还要上门送礼，邀请来家吃饭，盛情款待一番。村民把对待亲属“尽其所有”的传统，用于款待朋友，使他们感到温暖和亲切，在以后的交往中，用大力帮助作为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