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寿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最初不定期的献酒上寿发展为每年到周岁那一天举行的庆贺活动。明代以前,那时人们的祝寿观念并非真正旨意上的庆贺生辰,而是赋予庆寿各种生命上的意义。
在传统中国,孝道乃是儒家伦理道德之本,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祝寿观念,探其内涵同样离不开孝道的指引,时人通过具体的庆寿活动将孝道内涵具体化、感性化。古代,将母亲生产的日子称为“母难日”或“父忧母难之日”,可见十月怀胎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源于此再加之孝道使然,魏晋时期祝寿的主角为父母,时人祝寿的意图即是感谢父母辛勤的养育,并为父母祝福。
中国人祝寿的风气虽起源于魏晋时期,但发展至唐代才流传开来,到了唐代,祝寿旨趣发生了由感恩父母到祈福自己的历史性转变。人们对死亡以及短命始终抱有恐惧、蒙蔽的负面态度,对生命的渴望与敬畏是此时祝寿活动产生与盛行的集中体现。短命的威胁驱使人们希望通过一些庆寿行为来延年益寿,如设斋讲经、祭祀祈福这类宗教性的活动。
有明一代,以明朝中后期为时间节点,其社会无论在制度上、经济上及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动。商业经济与城镇的发展打破了明初以往崇尚节俭、淳朴的社会风气。自正德年间开始,崇奢、“好面”的奢侈之风渗透到明中晚期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此时祝寿成为一种奢侈性的讨论,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回顾明朝以前的祝寿文化,我们只是了解到皇帝、官僚大臣或名门望族庆寿时的情况,对于庶民大肆庆贺的场面却鲜有提及,并对祝寿年龄有严格的限制,六十方可称寿。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代以前祝寿是存在阶层性的。到了明代,文人文集中以及笔记、小说中所记载明人祝寿的史料,绝对数量多于唐至宋时期,其所记载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400篇寿序当中,其中为庶民写寿序的就有177篇,占44.25%,另223篇为记述士大夫阶层,占55.75%。这表明明代祝寿的身份阶层被打破了,出现士大夫为庶民写寿序、为庶民祝寿的社会现象。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质疑,一些思想家开始关注人的价值。随着自我价值认知的不断提高,袁黄《了凡四训》为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此时人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善举、修行与好德即可延寿,这是明中后期特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较前代不同的祝寿观念。
当人本身的欲求得到关注时,追求享乐之风随之而来,庆寿作为一种体现其价值的方式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上出现了四、五十岁谓之“满十”的庆寿风尚,打破以往祝寿在年龄上的限制。当崇奢之风与及时行乐思想发生碰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在明中晚期的社会中应运而生,此时庆寿活动与祈求寿命相分离,它更趋近于我们当今的祝寿意愿,单纯地为了庆祝生日而庆贺,不再寄予祝寿于生命上的意义。
明代承接宋元以来的庆寿文化,更进一步发展。明中晚期社会上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边区地域,莫不做寿。笔者透过爬疏明代文集中所记载有关庆寿的信息,得知迄至明代,上至官僚、下至百姓,无不重视庆寿,此时做寿已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庆寿活动在崇奢社会风气的渲染下,逐渐成为奢侈性的讨论,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展示。
1. 文字载体:寿序的兴盛
在祝寿活动的内容上,随着时间的演变也在不断积累。寿序兴起于元朝,至明代已成滥觞,而为女子写寿序则是明代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在明代盛行的庆寿文化中,寿序、寿诗等歌颂性的文字必不可少,通过对寿序内容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寿序的写作模板有迹可循,其大多采用“活套”的写法,把已有的寿序更换名字、更换个人事迹、再说明写作的缘由即可完成,多夸大其词,布满谗言,被时人称作“污秽之词”,可以说是明中晚期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即便如此仍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另一方面,这也为许多文人墨客在经济上提供了润笔的机会。
2. 视觉艺术:寿图与寿幛
明中晚期的祝寿文化,从重视称颂性的庆寿文字到送庆寿图、寿幛、寿屏等图象式更直观的礼物。宋代就已出现送寿图的活动,发展至明代只是很少送寿星图了,更多是与宗教、修行、延寿的寓意结合在一起。此时寿图的图案已不再单一,大多离不开福禄寿的历史典故或宗教的神话故事,赋予其延寿、修行的吉祥祈愿。寿屏、寿幛大约兴起于明代后期,这时寿幛的样式多用金贵的红线或丝绒线绣制寿字和图案,时人起初以为怪事而后则普遍接受。
3. 表演艺术:演剧与乐舞
明中晚期,庆寿内涵逐渐由静态走向动态,进而庆寿与演剧、乐舞相融合。明初庆寿演吉祥戏娱兴,多发生在宫廷贵族阶层,元明鼎革时期,明朝人受少数民族的庆寿元素所影响,承接庆寿伴有戏曲尽兴的庆寿文化,祝寿时使用的演剧题材多为神仙庆贺的历史故事。明中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催生了仕宦家庭蓄养家班的现象,适逢祝寿等喜庆节日侑酒演剧是常有的事,乐舞与庆寿相结合的方式逐渐向社会中下层移动,地不分区域,人不分阶层皆出现庆寿时用演剧、乐舞增添喜庆气氛,明人日记中多有体现。
上一篇:明代中后期的祝寿礼品
下一篇:已经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