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在皇室建筑和佛教建筑中较为常见，是女真族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原汉文化交融的载体，也蕴含着女真宫廷习俗文化。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与女真族皇室贵族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其耳珰、盘领衣的服饰映射出女真族宫廷服饰文化，垫巾供养的手势与女真族宫廷侍者垫巾供物的习俗具有同步性，站立型的姿态则是女真族皇室贵族崇鹰文化的反映。

关键词： 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女真宫廷习俗文化；佛教信仰

作者： 王嫣嫣 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学院，江西

迦陵频伽（梵语为 kalavinlka，巴利语为 karavika，意译为“好声鸟”），佛教传说中的仙禽，又作“迦陵毗伽”“迦陵”“嫔伽”等。1迦陵频伽随佛教传入我国，唐代佛教壁画中常见其身影，中唐以后开始出现在墓葬、工艺品等的装饰上，不晚于北宋成为建筑脊饰。北宋建筑遗址、辽代遗址、金代遗址、西夏三号陵、南宋建筑遗址中多出土建筑脊饰迦陵频伽，尤其在金代皇室建筑遗址中多出土独具特色的素陶、釉陶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目前对金代陶质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考古学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抑或在宋金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设计特征、形象、意义嬗变等方面产生卓有成效的研究，而对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蕴含的女真宫廷民俗文化分析较少。随着文化学视野开始进入到陶瓷领域，近些年来学界对陶瓷艺术的研究从不同视野展开，如传播学、文化交流、文化产业等，不断充实文化系统下陶瓷艺术的理论研究内容。陶质迦陵频伽在金代皇室建筑和佛教建筑上作为建筑脊饰，在服饰、姿态、供养手势等方面体现出独特的魅力，与金代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女真皇室贵族的审美倾向等密切相关，也是女真宫廷习俗文化的载体。

传统民俗学认为民俗是下层民众的习俗，^[2] 而新民俗学则主要关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习俗，如美国加州大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教授阿兰·邓迪斯认为“民众”这个词可以指“任何民众中的某一个集团”³，一个集团则必须至少有两人组成。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民俗是“特定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在本生活圈活动时所认识和遵循的游戏规则”⁴。传统民俗学中“民俗”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下层民众的习俗，且广为接受，而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使用场域主要为皇室贵族建筑或佛教建筑，故本文使用“宫廷习俗”的概念，即皇室贵族的习俗，尝试透过建筑脊饰迦陵频伽分析金代宫廷习俗文化。

一、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与金代皇室贵族的佛教信仰

目前出土的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主要集中在与皇室贵族活动有关的建筑中，如金代皇陵、祭祀的长白山神庙遗址、河北崇礼太子城金章宗外出捺钵行宫泰和宫遗址、哈尔滨阿城区金上京遗址、山东泰山岱庙等，在观台磁州窑遗址金代地层中发现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以及佛教建筑构件说明是佛教寺庙的建筑脊饰。在金代皇室建筑中出现的佛教迦陵频伽说明女真贵族阶级与佛教信仰的密切关系。

脊饰迦陵频伽成为金代女真族皇室建筑屋檐的装饰品，首先与金代执政者“以佛攻心”^[5] 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以佛攻心”的宗教政策主要源于金朝佛教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金朝皇室贵族多信仰佛教，辽朝故土也多有信仰佛教的民众，汉族家庭也普遍尊崇佛道。辽立国之初，执政者利用佛教，使其“作为各族共同的心理纽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凝聚作用”^[6]。到辽中后期，佛教逐渐获得稳固地位，不仅黎民百姓信仰佛教，皇室贵族也对佛教趋之若鹜。金灭辽后，佛教仍在辽地故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女真族统治下的汉族家庭也多趋向儒、释、道并信，对佛教的信仰世俗功利色彩极为突出，为了能祈获家庭成员的福德果报，不惜出巨资修建寺观、添置发齐、立幢、购买寺观度牒、施予财物等^[7]。金代佛教盛行，统治者也提倡佛教并积极宣扬，认为“佛学宣称的所谓涅槃的理想境界给苦难的人民带来希望，而一心追求虚构的彼岸世界，忍受现实社会的苦难。佛教宣扬众生皆有佛性，在成佛问题上，人人是平等的。那么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是不须改变的，只要积善修德，等待来世的轮回”^[8]，提倡“以佛攻心”的宗教政策，使佛教成为百姓心灵精神的寄托。这也提升了佛教在金代的地位，如在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中有“天地日月佛帝天皇”^[9] 的记录，西安碑林的女真文书可能是天辅、天会年间到金世宗大定年间的“初学女真字的儿童所用的启蒙课本，就是完颜希尹的《女真字书》”^[10]，其中的“佛帝天皇”，将佛与天皇相并列，说明这篇女真文书发行时期佛教在金朝地位之重要，也成为金代执政者提出“以佛攻心”政策的有力佐证。在金代执政者的佛教政策影响下，佛教中的迦陵频伽飞向女真族皇室建筑的脊饰成为装饰品，体现出皇室贵族们对佛教的虔诚。

其次，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盛行也与金王朝大量修建佛教寺庙有关。金王朝灭辽占领中原以后经过20余年发展，在海陵王时期经济发展，世宗、章宗在位期间经济、文化艺术迎来全面繁荣，这一时期磁州窑也达到全面繁荣时期，宫殿修饰、寺院兴建、民居复新等，都需要陶瓷，因此观台磁州窑遗址出现大量陶瓷建筑构件，如“佛像、菩萨像、佛龛、佛座、香炉、塔等宗教用瓷以及各类瓦件、鸱吻、宝珠、脊刹宝座、脊饰（包括脊侧贴饰和蹲兽）等建筑构件”^[11]。从金初开始到金末，佛教信仰不断加深，从世宗开始，金朝为弥补财政不足大量发卖寺观名额，一大批无额寺院因此合法化，寺院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不仅有新的寺院不断建成，同时也有旧寺院修复和扩大。^[12] 同时在大定十八年（1178），世宗“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¹³。章宗时期继续推行禁止私建寺庙的政策。寺院的新建、修复和扩大增加了建筑陶瓷的需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区佛教寺庙的修建促进了观台磁州窑及周围窑场建筑陶瓷的生产。如皇统八年（1148）九月到天德二年（1150）六月磁州常乐寺因旧址狭窄，将其“筑而广之”，建成以后“高广宏旷，冠于一方”¹⁴。山西阳城海会寺于大定十年（1170）重修，修成以后“高低之丽构争新，上下之层台耸翠。朱檐飞峻，射晓日而红照红，青瓦连空，凝暮云而碧生碧”¹⁵。海会寺的层台耸翠、朱檐青瓦也是周围窑场建筑陶瓷盛产的体现。“晋东南地区（隆德府、泽州）88 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忻州地区（代州、忻州）65 处，运城地区（绛州、蒲州）56 处，晋中（汾州）、阳泉（辽州）地区58 处，临汾地区（平阳府、隰州）38 处，太原地区（包括清徐、阳曲）25 处，吕梁地区（石州）29 处。总计359 处。”¹⁶山西应县佛宫寺，大同善化寺、华严寺，阳城开福寺、海会寺、曲沃大悲院，柳林香严寺，平遥镇国寺，新绛白台寺，太古净信寺，交城玄中寺等数十座佛教寺庙在金代都有重修。浑源永安寺、稷山大佛寺等始建于金代。观台磁州窑及附近窑场建筑陶瓷的烧造满足了不断新建和修葺的佛教寺庙砖瓦脊饰需求，也为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迦陵频伽服饰与金代宫廷服饰文化

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服饰体现出金代宫廷服饰文化，在观台磁州窑金代遗址中出土的绿釉男性迦陵频伽穿耳垂珰，与女真族贵族男性耳垂金环的服饰习俗相关，长白山神庙出土的迦陵频伽身着盘领衣则是女真贵族服饰的映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垂肩幔带也是女真贵族的服饰文化之一。

在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中，尤以观台磁州窑金代地层中出土的釉陶迦陵频伽制作最为精细，且在其中的男性迦陵频伽耳垂处发现装饰有耳珰。耳珰，“穿耳施珠曰珰”¹⁷，是特指嵌入耳垂穿孔的饰物，^[18] 可分为挂坠和不挂坠两种。观台磁州窑的男性迦陵频伽耳垂处贴有一大一小两个同心圆叠压而成的圆环状饰物，是不挂坠的同心圆饼状的耳珰，需在耳垂穿孔方可佩戴。观台磁州窑男性迦陵频伽着耳珰与女真族贵族男性“耳垂金环”¹⁹的服饰习俗相关。中原汉族男性并不流行着耳饰。在先秦时期，贯耳是一种肉刑，中原汉族从商周开始并不流行穿耳，在普通男性人群中，则更为不耻。²⁰中原子孙讲究“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讲究“加饰”戴物，即不破坏身体任何部位然后用来装饰。战国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男子多不穿耳，但在妇女中仍保留这一习俗，并一直递嬗到秦汉时期，到了六朝及隋唐时期，汉族妇女似无穿耳的习俗，一直到宋代以后，在汉族妇女中才重新流行起穿耳的习俗。²¹作为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女真族男女皆有佩戴耳饰的习俗，穿耳垂珰在宋代女性中流行，金代和辽代，男女均佩戴耳饰，《大金国志·男女冠服》中有“金俗好衣白。……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²²的记载。山西晋城高平的西李门二仙庙月台下的石刻胡人巾舞图中有佩戴耳环的女真族男子形象和金代齐国王墓葬中出土的男用耳饰也证明这一点。

唐代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迦陵频伽在敦煌壁画中大量出现。佛教造像由讲究华丽头饰、耳环、璎珞、手镯的印度传统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耳饰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中国艺术家视而不见、做而不现了^[23]。北朝现存佛造像中佩戴耳饰主要以耳环、耳珰、耳坠为主，“佩带有耳饰的菩萨像主要出现在新疆、甘肃等地，其中耳珰的式样极为丰富，云冈石窟中也能看到佩戴耳珰的菩萨像”^[24]。唐代敦煌壁画中出现的迦陵频伽一般戴耳环或无耳饰，耳环即在耳垂处穿洞然后穿入简单的圆形环或椭圆形环，无耳珰出现。辽、西夏、北宋、南宋出土的脊饰迦陵频伽中也尚未见到装饰有耳饰。

观台磁州窑脊饰迦陵频伽的耳饰形制与目前出土的金代男用耳饰有异质同构的联系。金代齐国王墓男墓主两耳部下方枕面之上左右出土金珰珥两只，金质圆形镶珠座，背面焊接反曲穿耳金挂钩，圆座内原镶珍珠，环圆座上缘滴金珠纹饰；黑龙江绥缤中兴古城金墓出土金嵌宝耳饰，以金丝编成圆形底托，内镶嵌红色宝石，底托外围附一卷曲形金突，另有穿耳的金丝柄缀连；黑龙江哈尔滨新香坊金墓出土的葵花形耳饰，中间凸起，边缘围绕一圈有葵花瓣形装饰。这一类耳饰是同期其他民族罕见的，或许金代贵族男子佩戴多一些。²⁵脊饰迦陵频伽上的同心圆相叠的耳饰与此类耳饰在结构上相类似，形制相仿，可能观台磁州窑脊饰迦陵频伽上的耳饰是以金代皇室贵族男用耳饰为主要参考和灵感来源。

在金代建筑脊饰中，长白山神庙出土的迦陵频伽服饰身着盘领衣。《金史》记载：“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²⁶金齐国王墓出土的男墓主外服紫地金锦襕绵袍，盘领、窄袖、左衽，前颈下呈圆领口，可以防御寒风入侵衣内。且袍袖口边缘有穿着磨损痕迹，可以证明墓主外袍为生时穿用之生服。在金代宫廷人物画家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中送蔡文姬的随行人员中也有身着盘领衣，如在画面左侧最后一位手持海东青骑在马上的随从人员即身着窄袖盘领衣。在山西长子南沟金代壁画墓中北壁后室口西侧壁画中的第一组三位男性都身着圆领袍服，前面第一位疑为墓主，头戴浅灰色幞头，身着圆领袍服，其后一男性青年手捧温碗，身着圆领袍服，侍从紧随其后，头戴黑巾，身着红色圆领袍服。由此可见窄袖盘领衣成为金人之常服，不仅在女真贵族、官员身着窄袖盘领衣，同时侍从也是身着盘领衣，而在建筑脊饰迦陵频伽身着盘领衣也是这一习俗的映射。

在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中，尤其是金代皇陵、崇礼太子城出土的头戴花冠的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不仅有形制多样的花冠，同时也有花冠之下还有垂肩幔带，从冠下垂至肩部。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对金代国主的描述为“头裹皂头巾，带后垂，若今之僧伽帽者”²⁷，在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女服中有皂罗款幔带，系在冠后两侧的金钿窠内，带两端下垂于冠者肩背之后。下垂至肩背的皂罗款幔带与迦陵频伽冠后垂肩的幔带相类似。《金史》中记载皇后冠服，有“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²⁸。根据《金史》记载和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金代女真贵族有佩戴垂肩幔带的习俗，这一习俗在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形象塑造上也有所体现。

三、迦陵频伽供养手势与女真贵族的供养习俗

双手合十或擎物于胸前是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常见手势，尤其是双手垫巾托物这一供养手势形成的独特风貌，这也体现出女真贵族的供养习俗。

双手合掌的供养手势是佛教中常见较为简单的供养形式，又名“叉手”“合掌”“合十”“‘合十’‘合掌’（añjali）原是古印度的一般敬礼，佛教沿用之，这一礼敬手势随着佛教传入汉地。”^[29] 手势主要是双手合掌时掌心微虚呈塔形，掌背微隆，十指相合于心口处，通过双手合十表达对佛法的虔诚敬意。在唐代壁画中的迦陵频伽图像也多有双手合十礼佛的姿态。北宋、西夏的建筑脊饰中多为双手合十礼佛的手势，目前发现的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中双手合十于胸前的礼佛姿态主要是在观台磁州窑遗址金代地层中的釉陶男性迦陵频伽，双手合十于胸前，虔诚礼佛状。

双手手持供物礼佛的手势在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中较为常见，主要为双手于胸前捧花或者是垫巾捧物的形象。双手擎物供养佛的手势在魏晋南北朝、唐宋的佛经中多有记载，其供养器物主要有香花、璎珞、幡盖、衣服、卧具、医药、灯明、财宝、伎乐、房屋、七宝等。双手合捧供物于胸前的脊饰迦陵频伽，在观台磁州窑遗址金代地层中发现的素陶脊饰迦陵频伽即双手合捧供物于胸前的姿势。在长白山神庙遗址中发现的迦陵频伽是双手合捧花叶的形式。

双手垫巾合捧供物的供养手势主要是在皇室贵族建筑中出现，如崇礼太子城出土的迦陵频伽、金代皇陵出土的迦陵频伽、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和东部建筑中出土的迦陵频伽等都是双手在胸前垫巾合捧捧物的供养手势。垫巾合捧物品的形式在唐代壁画中出现，在辽、金、宋北方地区的壁画和雕塑中十分流行，并沿用到元代。如1971 年陕西省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唐神龙二年（706）的《托盘景侍女图》中侍女中有四位侍女在托方盘、盆景、珍奇器玩时使用垫巾，这时的垫巾较为宽大，呈长方形，两端在侍女托盘的双手上，两手之间垂下的垫巾为横向，使用者为侍女，用以托起珍奇器玩。北宋、辽壁画、雕塑中托物的垫巾，较小，且在垂下的位置呈三角形。如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福山地乡前进村辽墓壁画中的《备宴图》中第一排第三人双手端着垫有抹布的茶壶，后排第二人双手托着一白色布巾。这一备宴图中使用垫巾的主要以男性仆人为主。在北京门头沟斋堂辽墓出土的《侍女图》中，前面以为侍女托盘时下面有垫巾，垫巾呈三角形，托盘中盛有石榴、西瓜、桃子等水果。1990 年河北省宣化下八里辽4 号韩师训墓出土的辽天庆元年（1111）的《宴乐图》）中有手捧托盏坐在圆形蹲座上的妇人，也是使用垫巾托着杯盏在使用，通过壁画可以看出这位妇人有一定的身份。辽代应县佛宫寺中的衣着华丽的女供养人像中，有两位女供养人双手使用垫巾捧装满珍奇器玩的圆盘，垫巾宽大华丽。据专家考证，三位供养人是提倡建木塔的三位皇后，可见供养人身份之尊贵。通过辽代壁画中的垫巾使用来看，在侍女、男性仆人、有身份的妇人、尊贵的供养人等都可以使用垫巾，可见辽代使用垫巾托物成为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北宋使用垫巾的方式主要见于山西晋城市郊建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玉皇庙玉帝殿中的彩塑侍女立像中，手执器物，有宝瓶、玉玺、珊瑚奁盒等，有些使用垫巾以示其珍贵。金代壁画、雕塑中使用垫巾执物的形式更为丰富和常见，山西省繁峙县杏园乡南关村金墓东北柱间壁上的全景壁画中，画面左侧站立的五名侍女中，前排中间侍女用垫巾托裹着包裹。在山西长子南沟金代壁画墓中后室口东侧迎向西侧墓主的男性侍从的后者手握轴画，后面有女侍从手捧经卷，二者都有垫巾托捧轴画和经卷。山西阳泉古城金墓中西南壁画上后排右侧女侍从手罩豆青色巾帕，左臂弯内亦捧一如意形物。在金代红绿彩雕塑中也有垫巾捧盒的形象，山东曲阜杨家院村出土的德州窑白釉加彩女立俑，双手捧莲籽，有垫巾。1986 年河南省禹州市坡街村壁画墓出土的金—元（1115—1368）《侍女图》中侍女双手捧着一个用白巾托裹的红色漆盒。元至元六年（1269）陕西省蒲城县洞耳村元墓北壁、西北壁及东北壁上的《堂中对坐图》中画面右侧站立的侍女双手捧着一圆形分层奁盒，盒下有红色垫巾，垫巾呈三角状。

从墓葬壁画、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出现的用垫巾捧物的形式经过宋、辽到金代十分盛行，在辽代壁画中还可以看出使用垫巾主要有侍从和皇室为主的供养人，宋代则主要出现的道教的彩塑侍女像中，到金代，则是主要是侍女捧物中使用垫巾的情况较为常见，且垫巾的形式也从宽大变成双手间垂一角的三角形状，在皇室建筑中出土的迦陵频伽则多是双手垫巾托物，由此可见这一托物形式成为金代皇室贵族中供物的一种常见形式。

四、迦陵频伽姿态与女真皇室贵族的崇鹰文化

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站立形态并突出鸟爪的形象直接映射了女真族崇鹰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性格。《三朝北盟会编》中最早出现“萨满”一词，“兀室奸猾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³⁰，可见女真族是萨满教的信仰者。世代相传的萨满教信仰，深刻影响到女真族的日常生活及审美倾向。崇鹰文化在萨满教信仰中有悠久的历史，在黑龙江密山县新开流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个兽骨磨制的骨雕鹰首，“钩嘴、长颈，圆眼，应是通古斯满语族千百年来崇拜的神鹰”³¹。五代时期，黑龙江属于生女直地，“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³²，之后女真族建立金朝。清朝的满族“其先盖金遗部”³³，在满族富察氏的神话中，最早的女萨满是海东青从东方背来的，萨满歌中称它是“神武的披金光的鹰神，带着阳光的神主。……展开神翅遮日月，后尾巴蔽住了七层林莽和大海的水”³⁴。可见神鹰在萨满教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在北方少数民族如女真族、契丹族等民族信仰中产生深远影响。

受崇鹰文化影响的女真族将海东青视为重要图腾，赋予其勇猛刚劲的民族精神。“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³⁵“肃慎”一词来源于“女真语‘诸勒申（zhul—she）’———从东方大海飞来的海青（即东方之鹰），肃慎作为民族，也就是鹰的民族。”^[36] 在文化层面，肃慎族视海东青为最高精神图腾，逐渐形成了悠久的崇鹰文化，并将鹰视为族群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萨满信仰神灵体系的“首神”加以祭祀。^[37] 海东青的凶猛深受喜爱射猎的女真族统治者喜爱，其捕猎的英姿经常出现在女真族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上。“萨满还会模仿被视为神灵的各种动物的凶猛英姿，认为通过这种模仿行为，可以使动物具有的勇猛和力量传递到人的身上，从而使人获得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独特的技能。”^[38] 金人也多用海东青捕捉天鹅时的凶猛英姿来装饰服饰，“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³⁹。“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⁴⁰黑龙江省阿城市（现阿城区）双城村金墓群出土的“海东青捕捉天鹅纹的鎏金铜带銙”，以海东青攫取鹅首为纹。从故宫博物院藏的金代白玉透雕鹘鹅纹环和上海博物馆藏的金代春水玉带銙可以看出海东青用利爪将比自己大数倍的鹅擒下，可见其凶猛善战。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认为：“人类的选择趣意，选择出几种有限定的动植物，以及这等选择趣意用仪式来表现的方法，用社会来培养的途径，都似乎是原始生活的自然结果，是野蛮人对于自然物的自然态度的结果，是野蛮人所操业务的结果，按物竞天择的眼光来看，人对于实用上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不应该减少兴趣的；他自信具有控制这类东西的本领，是更可帮助他的成功，增加他的力量，提高他的观察力与知识，以更明白这类东西的习性。”⁴¹金代建筑脊饰迦陵频伽的造型，体现出女真族与动植物以及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萨满教中认为模仿神灵海东青擒获天鹅的行为可以将海东青的勇猛传递到人的身上的思想相关，金代脊饰迦陵频伽多立于兽头，且双足呈现矫健的鸟足，抓握在兽头之上。从女真族对海东青的热爱中不难理解在塑造人首鸟身的脊饰迦陵频伽时会突出其利爪来彰显其震慑力，也是女真族长期游牧善猎生活积淀而形成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的深层民族性格表现。

结　语

出现在金代皇室建筑和佛教建筑的陶质脊饰迦陵频伽，不仅与金代皇室贵族的佛教信仰以及“以佛治心”的宗教政策有关，同时也映射着女真皇室贵族的宫廷习俗，其服饰与双手合十或供物的手势与金代宫廷习俗文化密切关联，其站立型姿态也是女真族萨满信仰中崇鹰文化的民族性格表达。脊饰迦陵频伽在金代女真族皇室建筑中“顺俗而化”的设计思维，不仅体现出宫廷习俗文化对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为当今建筑设计与在地性民俗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参考，有助于促进建筑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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