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习俗指的是随着时令节序循环出现的一系列习俗。

它是民间生活的集中体现，一种独特的岁时习俗就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①164。广东省内有三大民系：广府、客家、福佬，这三大民系分别以广州府、嘉应直隶州、潮州府为其文化核心区。本文从以上三府州^①地方志中的岁时材料入手，探讨清代广东岁时习俗的地域差异。张晓虹教授认为：“文化现象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一般来说，在没有大量移民、战乱与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文化现象可以保持长期不变……在缺乏清代文献的情况下，以民国方志代替，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②广东在清代、民国时期无大量移民、战乱与自然灾害，符合张氏所言标准，因此本文材料以清代方志为主，辅之以民国时期方志，以探求清代广东岁时习俗的地域差异。

经比较，可知清代广东三大民系的岁时习俗有“大同小异”的特征。“大同”即大部分节日的基本内容几乎一致，如迎春日迎土牛、元宵观灯放爆竹、清明扫墓、端午赛龙舟、七夕乞巧、中元祭祖、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小年祭灶、除夕守岁等。这些节日的举行时间、活动内容差别不大，这是三大民系同属汉民族使然。三大民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细节上，即“小异”。广府民系的特色主要集中在辞旧迎新之际、迎春、元宵、正月十九、正月晦日、四月八、夏至、七夕、中秋、冬至。客家民系的特色在正月初三、中元、八月初一。福佬民系的特色在元宵、中秋、冬至^②。

一、广州府特色岁时习俗

广府民系以广州府为核心，其特色岁时习俗体现在辞旧迎新之际食用煎堆、白饼、沙壅等应节食物，迎春日吃生菜、春饼等以“迎生气”，元宵“采青”、正月十九“补天穿”、正月晦日“送正穷”、夏至“以荔枝荐祖、食狗肉”、七夕“贮水”、冬至“打边炉”等。

辞旧迎新之际食用煎堆、白饼、沙壅等食品的习俗，见番禺、东莞、新宁、花县4 县，占比30.77%。关于这几样食品，《广东新语》有所记载：“广州之俗……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餽亲友……以糯粉杂白糖沙，入猪脂煎之，名‘沙壅’；以糯粳相杂炒成粉，置方圆印者敲击之，使坚如铁石，名为‘白饼’，残腊时家家打饼声与捣衣相似甚”^③。东莞“元日祀祖礼神，烧爆竹，啖煎堆、白饼”^④；番禺“元旦……啖煎饼、沙壅，飮栢酒”^⑤；新宁“元旦昧爽谒祖礼神，烧爆竹，啖煎堆，饮柏酒”^⑥；花县“小年夜……其油煮粉团谓之‘煎堆’，研炒米和糖作饼谓之‘白饼’虽贫无缺者，小民勤苦以此度岁，拮据可知矣”^⑦。

迎春日除了迎土牛等基本习俗外，广州府还有食生菜、春饼、饮春酒以“迎生气”的习俗，10 县有记载，占比76.92%。如南海^⑧、番禺^⑤、顺德^⑨、东莞^④、增城^⑩、从化^⑪“啖生菜、春饼以迎生气”；新会“啖生菜以迓生气”^⑫；三水“是日食春菜、饮春酒”^⑬；新宁“啖生菜、春酒以迎生气”^⑥；花县“以素粉拌生菜啖之以迓生意”^⑦等。

元宵除观灯、放爆竹外，采青习俗是广州府的特色，在番禺、顺德、增城、新宁、花县等5 县见有记载，占比38.46%。“采青”，又称为“偷青”“取青”，即元宵节前后（广州府各县均为正月十六）妇女偷摘别人家青菜（或明确为生菜）的习俗。如顺德“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⑨。从方志记载看，广州府除新宁县外，其余4 县把“采青”等同于“走百病”，如花县“十六之夕妇女出游采青谓之‘走百病’”。陈恩维认为，“走百病”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耗磨日习俗，约在唐代与驱鬼逐疫、元宵节俗、少数民族放偷习俗、偷瓜祈子习俗相混合，形成了度厄、逐疫、求子等多种内涵，“明清以来，南方不少地方的‘走百病’习俗中出现了‘偷青’的细节，这其实是走百病习俗混合放偷求子习俗、偷瓜祈子习俗后的一种变形”。陈恩维引《清稗类钞·迷信类》中关于粤人“偷青求子”的记载，认为粤人“偷青”的目的在于祈子，“偷青得子的仪式，实际上是一个求子巫术，符合巫术接触律与相似律原理……在某些流行此俗的地区，人们会特别注意被偷的人家是否是多子多孙的吉祥之家，因而‘偷青’‘偷瓜’就不是简单地偷一个瓜，而是通过青菜或者瓜果传递福气”^③。广东个别地方志明确记载了“采青求子”的目的，如阳江“是夕摘邻家园蔬，谓之‘偷青’，取得子之兆”^⑭、茂名也“或以求子”^⑮。如此看来，广州府各县志虽无明确提及“采青求子”这一目的，但“采青”这一习俗，实则暗含“求子”这一深层意味。

正月十九“补天穿”见广州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增城、新宁、新安、花县9 县，占比69.23%。正月十九在广州府又称为“天机籁败”或“天穿日”，百姓插或挂蒜、桃枝于门上、门外以“辟邪恶”，做煎饼并缝上针线“补天穿”。如南海“十九日名为‘天机籁败’，插蒜于门以辟恶鬼”^⑧；番禺“十九日相传爲天穿日，人家悬蒜于门以辟恶，作飥祷神，加针线其上，曰‘补天穿’”^⑤；新宁“十九日，俗曰‘天机籁败’，插桃枝、大蒜于户，以辟恶，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穿’”^⑥；花县“十九日仙姬大会，俗讹爲‘天机籁败’，各悬蒜于门，谓之‘辟邪恶’，烙糯粉爲大圆块加针线其上，谓之‘补天穿’”^⑦。东莞、增城的“补天穿”则持续到正月二十：东莞“望后四日，俗曰‘天机籁败’，插桃枝、蒜颗于门户，以辟恶，越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穿’”^④；增城“十九二十两日名‘天机籁败’，挂蒜以辟恶，又作餺飥祷神，曰‘补天穿’”^㉙。

正月晦日“送正穷”的习俗，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新宁、花县等7 县有记载，占比53.85%。送正穷的习俗主要有忌用财、聚火杂烧、作糜、弃破衣等。如南海“晦日之夕阳，里中聚火杂烧，曰‘送正穷’”^⑧，新宁记载略同^⑥；番禺“晦日各家门前积草焚之名‘送正穷’”^⑤；顺德“晦日忌用财”^⑨；东莞“晦日送穷”，下注“本唐四时宝鉴高阳氏子好衣敝食糜，以正月晦日死，俗以是日作糜，弃破衣，祀于巷，曰‘送穷’”^④；从化“十九日插桃蒜于门外谓之送正穷”^㉚；花县“晦日爲正穷忌用财物是夜堆火于门前谓之送正穷”^⑦。

夏至劈荔枝祭祖、吃狗肉的习俗在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新会、新宁、花县等八县有记载，占比61.53%。如南海“夏至屠狗而食解疟”^⑧；番禺“夏至日劈荔荐祖考、磔犬辟除，谓之‘解疟’”^⑤；顺德“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⑨；东莞“是日屠狗以食谓之‘解疟’”^④。从化、新会、新宁、花县记载也大致相同。荔枝是广州府的特产，元大德《南海志》已有记载“佳品多出增城”^⑯。夏季荔枝丰收的客观地理条件为夏至“荔枝祭祖”的习俗提供了物质基础。

七夕保存井水、河水或潮水的习俗在广州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增城、新会、香山、新宁、清远等10 县有记载，占比76.92%。这些水或被称为“圣水”“仙水”“七夕水”，被认为能“经年不败”以及有药用功效。如番禺“七夕汲井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⑤；新会“汲河水贮之，谓之‘仙水’”^⑫；东莞“莞俗多于五更时汲潮水，名‘七夕水’，山乡无潮水则汲井华”^④；从化“于子夜贮水，谓之‘圣水’，经岁清冽不改”^⑪；增城“七夕乞巧，先子夜汲水贮之，谓之‘圣水’”^㉙；新宁“汲朝水蓄年不败可疗病谓之圣水”^⑥；清远“汲江心、井华水贮之，曰‘圣水’”，下注小字“解暑热、磨药涂疮”^㉚。

冬至“打边炉”的习俗在南海、番禺、东莞、新会、新宁、花县等6 县有记载，占比46.15%。如南海“用鱼肉虾菜混粥为羮，环鼎而食，曰‘边炉’”^⑧；番禺“食鱠为家宴，谓之‘团冬’，围炉而食，曰‘打边炉’”^⑤；新会“杂鱼肉之类煑之，环坐围食，谓之‘边炉’”^⑫。其余各县记载略同。

二、嘉应州特色岁时习俗

嘉应州是客家民系的聚居地，其特色岁时习俗体现在正月初三左右“送穷”、中元节“田上挂纸钱”以及八月初一过“大清明”。

与广州府正月晦日“送穷”不同，嘉应州兴宁、长乐二县“送穷”的时间为正月初三左右。二者形式也有所差异：广州府是“忌用财”“聚火杂烧”等，嘉应州则是打扫屋子，清理垃圾。如兴宁“初三日，家扫尘土，盛以箕，焚香送郭外，谓之‘送穷’”^⑰；长乐“元旦……交贺三日乃已，遍扫室中，送之于途，曰‘送穷’”^⑱。

中元节“田上挂纸钱”的记载见程乡、兴宁、长乐三县，占比60%。如程乡“中元以竹竿挂纸钱遍插田园，谓之‘标园’，迎神驱虫豸也”^⑲；兴宁“中元……焚香遍插街衢鄕间，以竹挂楮插田中以祈榖，谓之‘挂田钱’”^⑰；长乐“中元先一日，郊野各张钱于田界中，谓之‘吊田钱’”^⑱。

八月初一过“大清明”的习俗只见于程乡、兴宁，占比40%。如程乡“八月初一谓之‘大清明’，或清明不祭，必祭于大清明，此虽不尽合礼，犹有敬祖睦族之义，未可厚非也”^㉘。兴宁关于“大清明”的记载不见风俗部分，但见知县仲振履《戒溺女焚殇文》：“兴俗于八月初一日谓之‘大清明’，往往掘其夭折子女，列薪焚之，其焚而未尽者，皆弃诸山麓，以为必如是其轮廻始速。”^㉗对兴宁的“大清明”习俗，仲振履嗤之以鼻，其《禁止挖骸溺女停棺告示》：“八月初一日爲大清明，凡一切夭折子女，皆挖掘付火，尔等生不居于身毒，死不类于伽蓝，子女已死，犹必焚其骸骨，居心险恶，实骇听闻，古人以孝慈为根本，粤中以不孝不慈为风俗，虽相沿久远，尔等亦习焉。”^㉗从这两段史料可知，兴宁“大清明”违反礼法，火化夭折子女以加速轮回的习俗，应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三、潮州府特色岁时习俗

以潮州府为文化核心区的福佬民系，岁时习俗与广府、客家民系大致相同，独特之处体现在元宵“度厄”、中秋“剥鬼皮”、占卜元宵晴雨以及冬至“饲耗”等习俗。

元宵“度厄”习俗只见于潮州府，又可记为“渡厄”，在海阳、揭阳、潮阳、普宁四县有记载，占比44.44%。海阳县“上元妇女度桥投块，谓之‘度厄’”^⑳；揭阳县“妇女儿童度桥投块，谓之‘渡厄’”^㉑；普宁县“十一夜妇女度桥，投瓦砾上块，谓之‘度厄’”^㉒。与前三县妇女“度桥投块”的形式不同，潮阳县“妇人投纸人于门外，谓之‘渡厄’”^㉓。

中秋剥芋，是三大民系共有的习俗，但在揭阳、澄海、大埔三县，同称此俗为“剥鬼皮”。如揭阳^㉑、澄海^㉔“用熟芋去皮食之曰‘剥鬼皮’”；大埔“煨芋食谓之‘剥鬼皮’”，下有小字注“星按：吃花生亦称‘剥鬼皮’”^㉕。除了赏月剥芋，揭阳、澄海、普宁三县还会根据中秋节当晚月亮的明暗来占卜来年元宵的天气，如揭阳“是夜喜晴明，倘阴曀则卜来岁元宵之雨，故俗有云盖‘中秋月雨泼上元灯’之语”^㉑；澄海“是晚显晦卜上元阴晴，谚云‘云掩中秋月，雨洒元宵灯’”^㉔。

冬至潮州府有“饲耗”的习俗。即以糯米丸祀祖，并将之黏于门窗、炉灶等器物上，名为“饲耗”。这在潮阳、揭阳、澄海、普宁、惠来五县有记载，占比55.56%。如潮阳“冬至以糯米爲丸荐祖之余黏于器物、户牖间，谓之‘饲耗’”^㉓；揭阳“冬至祀先用米圆，又黏于器物、屋柱、花果上，谓之‘饲耗’”^㉑。澄海^㉔、普宁^㉒、惠来^㉖略同。

四、结语

文化既有时代差异，也有地区差异，各地区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共同构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现代互联网与交通技术迅猛发展，地区融合进程加速，文化的共性更为凸显，差异性却正在消弭，若任其湮没，不免遗憾。以某个历史时间为断面复原某一地区的文化面貌，进而从时空维度开展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族群与地理环境互动的认识，还能保留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本文的出发点即在于此。文化包罗万象、内涵广阔，需要选好切入角度，谭其骧先生指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④217 诚然，本文研究对象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之间最明显、直观的区别是方言，三大民系分别使用的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在中国七大方言中有其三。尽管不如方言那般直接明了地体现民系差异，但岁时习俗是生活习惯的体现，三大民系各自的特色节日及在同一节日里不同的行为、饮食、称谓，都彰显了自身的文化特色。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系众多，希望学界能涌现更多着眼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系的文化比较研究，拼出中华文明灿烂的“全景图”。

注释：

①本文政区以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 年）为准，此时广州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清远、新安、花县共13 县；嘉应直隶州辖本州（原程乡县）、兴宁、长乐、平远、镇平，俗称“嘉应五属”；潮州府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共9 县。为避免混淆，本文称嘉应州本州为程乡县。

②本文对一府特色岁时习俗的界定标准：一府中须有30% 及以上的县有记载，且其他府不多于一县有记载，方可称为本府特色习俗。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清康熙水天阁刻本。

④民国《东莞县志》卷9《风俗》，民国十年铅印本。

⑤乾隆《番禺县志》卷17《风俗》，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⑥光绪《新宁县志》卷8《风俗》，清光绪十九年刻本。

⑦康熙《花县志》卷1《风俗》，清光绪十六年重刊本。

⑧乾隆《南海县志》卷12《风俗志》，清乾隆六年刻本。

⑨咸丰《顺德县志》卷3《风俗》，清咸丰刻本。

⑩嘉庆《增城县志》卷1《风俗》称：“岁时之俗与广州无甚异，今录其称谓稍殊者”，由于记载较略，今以光绪《广州府志》卷15《风俗》所记岁时习俗作为增城县岁时习俗。

⑪康熙《从化县新志》卷1《风俗志》，清雍正八年续修本。

⑫道光《新会县志》卷2《风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⑬嘉庆《三水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

⑭民国《阳江县志》卷7《风俗》，民国十四年刻本。

⑮光绪《茂名县志》卷1《风俗》，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⑯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果》，元大德刻本。

⑰咸丰《兴宁县志》卷4《节序》，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⑱康熙《长乐县志》卷7《风俗》，康熙二年刻本。

⑲光绪《嘉应州志》卷8《风俗》，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⑳顺治《潮州府志》卷1《岁时》，清顺治刻本。

㉑乾隆《揭阳县正续志》卷7《岁时》，民国二十六年重印本。

㉒乾隆《普宁县志》卷8《节序》，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㉓光绪《潮阳县志》卷11《岁时》，清光绪十年刊本。

㉔嘉庆《澄海县志》卷6《节序》，清嘉庆二十年刊本。

㉕民国《大埔县志》卷13《节侯》，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

㉖康熙《惠来县志》卷13《风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第20 册，第421 页。

㉗咸丰《兴宁县志》卷4《艺文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㉘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㉙嘉庆《增城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㉚光绪《清远县志》卷2《风俗》，清光绪六年刊本。

㉛参阅广州府其余各地县志，康熙《从化县志》疑有脱字，且与补天穿条相混，完整应为“十九日插桃蒜于门外谓之‘辟邪恶’，晦日送正穷”。

参考文献：

[1]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 张晓虹.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步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2):145-150+176.

[3] 陈恩维.“走百病”民俗的渊源与流变[J].民俗研究,2017,(02):42-50+158.

[4]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周桢舜（1996.5-），汉族，广东开平人，中共佛山市某校，助教，历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