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民众服饰文化

引言

回顾学术前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服饰史归为近代服饰史或是民国服饰史，多伴随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等出现。专研服饰史的书籍多以古代服饰文化为主，如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介绍了中国历代服饰，图文并茂，不胜详尽。谈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服饰文化的著作有《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2]，该书介绍了辛亥革命后女性服饰的转变与身体解放，反映了在革命浪潮下女性映射在服装上的思想解放。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3]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服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西融合的服饰日渐增多，人们的着装变得多样化。崔荣荣、张竞琼的《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4]是一部专门研究近代民间服饰的专著，此书提出旗袍与中山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还对每一种近代服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指出当时人们服装所折射出的祈福、祈寿、祈吉、祈昌的文化情结，参考价值颇高。文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间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民众服饰、习俗历史探究其服饰习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变化。

1 中央苏区民众服饰状况与习俗

1.1 发式

中央苏区的民众的发式主要以短发为主，男子的发型以平头、分头、光头或西装头为主，理光头者居多，但长者例外。“民国期间，男性老人留短发蓄胡须，青壮年人剃光头或理西装头”^[5]，体力劳动者为了方便劳作基本理光头。抗日时期发式更以短发见长，城镇男子发式改为平装、西装（俗称平头、分头），青年女子留短发或梳单辫，中老年男子多剃光头。女性发式风格相对多元，如辫子头（泛指单辫）、短头、解放头和各式乡俗发髻等。一般能根据发式判断女子是否婚配，“女性中，未婚的梳一根辫子，已婚的则个个挽髻。客坊、伊家、均口等部分乡村的已婚女性爱在头上佩带银首饰。这种风俗保留至解放以后。”^[6]随着革命浪潮的翻涌，中央苏区的妇女接受了先进的思潮，逐渐开始抛弃传统复杂的发髻形式，开始理短发，为未及肩短发，于都便是如此，“苏区时，青年妇女普遍剪发，留短发者逐渐增多”^[7]。城里有部分中年妇女梳圆髻，农村老年妇女则保持一贯的乡俗发髻。从发式情况来看，城市中的人大多追寻潮流，农村则相对落后，特别是乡村部分老年人保留着清代的发式传统，男性梳辫子，女性梳发髻。

1.2 服装

服装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的风俗与特色。苏区民众的衣服布料主要为蓝色士林布、苎麻布、江西土布、洋布、府绸等，颜色多为蓝、黑、白、灰、红等，风格素净、大方，其中蓝色士林布被推为上承。劳动人民的衣服多采用耐磨的粗布制成，少数富足人家穿哔叽、香云纱和各种绸缎、毛料的或穿绸着缎，绫罗加身。贫穷者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富有者能请人上门裁衣。男子服装有对襟衫、长衫、短衫、大襟长衫、夹克衫、两用衫、马褂、马甲、工人服、中山装、列宁装（多为女性革命者穿着）、陆军装、西装等，其中中山装与西装在政界、学界最为流行。所谓中山装即“衣襟正中，纽扣五只（铜质或骨质），上下左右共四个口袋，每口袋安一袋扣”^[8]，一般稍有社会地位的人穿中山装。女子服装有大襟齐膝短裙、旗袍、高领长袍、短衣长裙、西式连衣裙、罗裙等，旗袍多为家境富裕的女子或知识妇女穿着，普通妇女多穿着上衫下裤。学生的服装有青色童子服，还有灰黑两色短领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西装’‘花旗装’‘圆头装’又由广东梅县传入，盛行于学生群众。”^[9]女学生多穿蓝衫黑裙。裤子方面，男女较为相近，男女均为大档裤，有些地区则男女裤仿西装裤式，裤头串带头，裤管宽不超过八寸，也有男子下身穿西装长裤（夏天也有穿西装短裤的）。总体上苏区民众的衣服简朴大方，传统汉装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主流服装，工人服、中山装、学生装、列宁装以及西装等随着抗战发展逐步取代传统服装。

1.3 鞋袜

苏区民众的鞋子有自制的平底布鞋、固口布鞋、胶底布面鞋（胶鞋）、球鞋、木屐、皮鞋，女子多穿绣花鞋，劳动人民上山或外出均穿草鞋，“只有少数人始穿胶鞋、雨鞋、皮鞋，往往一双雨鞋全家人使用”^[10]。胶鞋出现的较晚，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有，皮鞋也是少数人穿，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有身份地位的人。此外还有屐鞋、兽皮鞋，屐鞋是为方便人们在潮湿泥泞的地方行走而制作的，在布鞋底下面加上一层木底，适用于夏天，多为女性穿着。兽皮鞋主要是由牛皮做成，适用冬季。平民的鞋子一般是自己纳鞋底自己做，男子的鞋面为黑色或灰色，女子的鞋面会绣花。待到抗战时期，鞋子可以量产，在当时福建省的光泽县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市场上布面胶底鞋、皮底鞋、全皮鞋、全胶鞋逐渐取代家庭妇女手制的布鞋”^[11]。贫苦人家大多买不起鞋子，因此在农村干活的男子多打赤脚。袜子方面，人们多穿自己缝制的布袜子，通常是白色的，贫者不穿袜子。抗战后，袜子才逐步流行起来，原本自制的布袜被针织袜代替，以长筒为主，在明溪县就流行着长筒针织线袜、纱袜等。袜子的变化缘于鞋子的变化，以前的人们穿着简便的布鞋，虽然轻巧但是不耐磨，布袜子最为时兴，等到胶鞋、皮鞋、运动鞋、力士鞋以及女性的高跟鞋、长筒靴慢慢兴起之后，绵纱袜子取代了布袜子。总体来看，苏区民众的自制鞋袜居多，家中的妇女朴实能干，几乎包揽了家中的裁衣、制鞋的活计。

1.4 帽子

苏区民众的帽子样式有瓜皮帽、礼帽（荷兰帽）、纱线帽、棉线帽、羊毛帽、呢帽、娄箕帽、草帽、学生帽、军帽、鸭舌帽，此外还有“童子军帽、船形帽和军帽”^[12]等。贫民戴帽子的比较少，一般是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乡绅、学生戴帽子的居多。妇女一般不戴帽子，多用绉纱包裹头发。苏区民众的帽子风尚逐流而变，从清代流行的瓜皮帽逐步向西式帽子靠拢，带帽亦是身份的象征，三十年代礼帽颇为盛行，乡绅、财主多爱附庸风雅偏爱礼帽，学生和知识分子偏爱军帽、鸭舌帽、羊毛帽，妇人也有带帽的，多是西式礼帽，平民戴斗笠的更多，可以说是家家都有，便于劳作使用。

2 中央苏区民众服饰习俗的显著特点

2.1 继承性

新民主主义时期苏区民众的服饰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人们的服饰习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保留着清代风格，如长衫、马褂、罗裙等，这都是典型的清朝民间服饰。还有旗袍类的服装也充分继承了满清服饰的传统。旗袍原指满清八旗女子的长袍，周锡保在《中国服饰史》中认为将旗袍看作是满人旗袍发展而来有失偏颇，因为旗袍有满族服饰的特点却已然不具备原本旗袍的含义，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旗袍来自于满族服饰，满洲服饰同样是从汉族服饰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旗袍的出现是对以往服饰继承性的较为明显的体现。此外，在服饰习俗方面苏区民众亦延续旧俗，特别是民众对服饰习俗的文化情结上。服饰不仅承担着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还承载着人们的美好心愿和期盼，渗透着强烈的情感因素。苏区民众衣服的纹饰、绣样就表现着他们对财富、寿命、吉祥、子孙昌盛等方面的追求，如牡丹花绣样就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衣物上，牡丹有“花开富贵”之称，多被引申为富贵、美丽的象征，深受民众的喜爱。还有孩童戴的虎头帽，帽中藏有铜钱，意为孩童辟邪、招财。

2.2 融合性

苏区民众服饰还有着显著的融合性。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亦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文化上的碰撞与交流，这一点在中国近代民众服饰的历史上便能窥知一二。中国近代服饰呈现出兼容并包、中西合璧的新格局，这其中以中山装、旗袍、佩西式珠宝的汉服为典型代表，其中中山装的起源说法较多，一说中山装起源于英国，因为其设计与英国19世纪末的狩猎装有相似之处，加之孙中山先生曾四次到访英国，受其启发而制，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学界所认可。一说是孙中山在日本参与活动期间委托华侨设计而来。事实上，“中山装的称谓是在孙中山去世后才兴起的，并成为大众继承中山革命遗志和革命爱国的符号流传于世”^[13]。毋庸置疑的是中山装吸收了西式服装修身、简约的特点又结合了中式服装大气的风格，是中西文化交融产物。此时服饰的融合性在女性服饰中体现尤为明显。女性装束风格由繁至简，抛弃了传统的宽松的袄袍，吸收了西式礼服的元素，服饰能够更多地展现女性身材之美。从中央苏区民众的着装来看，人们逐渐追求吸收西式风格的中式装束，男子穿中山装，女子穿传统服饰佩西式项链，这种风格在城市内更为流行。

2.3 差异性

苏区民众的服饰存在较强的差异性，其差异根本是贫富差异。贫者与富者之间服饰差异明显，贫者衣服颜色单调、材质粗糙，女子服饰有简单的绣花做点缀，富者的服饰不胜华丽，绫罗绸缎，颜色绚丽，在衣服上多有精致的绣纹花样，如绣“寿、福”纹样以期福寿绵长。贫者与富者的服饰结构存在差异，穷者的衣服宽大松散，方便劳作，富者的衣服更立体修身，不便劳动，主要为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家庭贫困的女子难有银质首饰，多用铜制的，而富有者可以穿金戴银。服饰差异实质上是对阶级差异的映射，当时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属于统治阶级，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被统治阶级主要是贫农、工人、手工业者等。劳苦大众的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其产生的剩余价值统统被这些统治阶级盘剥、瓜分，可以说差异性是中央苏区民众服饰状况与习俗的本质特征。

3 中央苏区民众服饰与习俗在党领导下的新变化

3.1 化繁为简，崇尚实用性

中央苏区民众的服饰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化繁为简，实用性强的新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的着装以清代服饰为主，男子着长衫大褂，女子穿旗装或者上衫下裙，也就是传统的汉服。这类服饰将对称、中正的美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也存在穿着步骤繁琐、不够轻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苏区后，不仅鼓励生产运动，推动经济发展，还倡导服饰新风。革命者穿着十分轻便利落。在1929年后红军开始统一着灰蓝色红军军服，上衣保留中山装样式，下裤如常，配有绑腿，戴坠着红星的八角帽。统一的革命服装不仅能够加强管理，更能调动革命热情。这样的着装风格也逐渐深入到群众中去，男女逐渐抛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汉服，改穿轻便简单的服饰，以便参与革命活动或参加劳作，推动了服饰向实用性转变。

3.2 自食其力，突破阶级性

中央苏区民众的服饰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突破阶级性的新变化。苏区民众大多被地主、劣绅深深压迫，饱暖尚成问题，衣服更是少之又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党不仅给予民众物质上的援助，还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生产活动，苏区的经济也在战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苏区经济的大方向上要与政治、军事斗争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当时处于生产活动中的苏区民众能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保障军需，工人、农民等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服饰的阶级性有所突破，从前穿绫罗绸缎的地主富豪也不再颐指气使欺压工农，反而竭力与工农、苏维埃政府搞好关系，积极加入农会，接受改造。

4 结语

苏区民众的服饰和习俗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我们对西方文化有吸收利用，也有拒绝排除，西化的趋势下也保留着中式风格，然而这一点也更多地体现在有产者的身上。服饰情况剖开的是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另一侧面，因为大多数人穿衣这一基本需要上得不到满足却看到地主、资本家挥霍无度，这更坚定了他们推翻旧阶级，鼓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决心。

（刘品初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2] 吴昊. 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M]. 上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

[3] 沈从文, 王. 中国服饰史[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 崔荣荣, 张竞琼.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5] 刘修堂, 郭福德. 安远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633.

[6] 李衍池. 建宁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613.

[7] 李忠东. 于都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576.

[8] 欧阳英, 陈祖蔚. 泰宁县志[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3: 610.

[9] 王达观. 寻乌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6: 413.

[10] 李中坚, 杨彪. 龙岩县志[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789-790.

[11] 朱用亚. 福建省光泽县[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4: 695-696.

[12] 刘修堂, 郭福德. 安远县志[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632.

[13] 朱博伟, 刘瑞璞. 中山装的释义与史实[J]. 丝绸, 2021, 58(12): 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