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约到支付： 婚姻礼俗的功能流变与农村天价彩礼危机①

［摘　要］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姻礼俗的重要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天价彩礼引发了社会争议与矛盾，亟须重新认识以彩礼为代表的婚姻礼俗的功能与意义。基于对北方农村地区婚姻习俗变化的历时性观察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彩礼经历了从婚姻契约、养育补偿、财富转移再到稀缺支付的功能流变。彩礼兼具婚姻礼俗和婚姻资源的二重属性，其中礼俗属性是彩礼存续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属性则主导了彩礼功能的转变，这为理解当前农村天价彩礼危机提供了基础。

作者：陈瑞燕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彩礼问题是公共舆论场上的热门话题，在网络公共空间制造了大量争议和冲突事件，以至于频繁引发网络舆论战。“高额、天价”是彩礼问题的首要表现。天价彩礼不仅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相关媒体报道也层出不穷，全国彩礼地图的出现更是令人唏嘘。结婚彩礼高涨不仅给农民家庭以及青年一代婚恋选择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而且引发诸多婚姻乱象与社会问题。因此，自2019年起，中央政府连续发出关于高价彩礼专项治理的政策信号，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1]。深入理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彩礼问题是做好高价彩礼治理工作的基础，也有助于厘清当前网络空间中扑朔迷离的彩礼舆论冲突。

彩礼是传统婚姻礼俗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变动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观测婚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口。既有关于彩礼变动的研究集中于彩礼数量变动、性质变动等方面。其一，数额不断攀升是近年来彩礼尤其是农村彩礼变动的主要表现，也是学界的研究重点。首先，诸多学者试图解释农村彩礼数额为何不断攀升，天价彩礼是怎么形成的，其背后是哪些机制在发挥作用^[2-6]。其次，有学者发现彩礼数额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非所有地方的彩礼数额都很高，揭示导致彩礼数额呈现区域差异的机制便成为他们的研究重点^[7-8]，也有学者致力于分析某些地区低额彩礼得到维系的机制^[9-10]。再次，一些研究关注天价彩礼在农民婚恋、家庭关系等方面造成的影响^[11-12]，并针对天价彩礼提出相关治理建议^[13-14]。其二，早期关于农村彩礼变动的研究更加关心彩礼的性质变迁，即探究彩礼在婚姻制度及地方社会中的功能与意义变化。人类学研究对世界各地以彩礼为代表的婚姻赠礼实践有大量的考察^[15]，通过探究彩礼在一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以理解当地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这是经典的彩礼研究方式^[16-17]。此类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彩礼的数额，还有彩礼的流向、议价过程及彩礼交换双方主体的互动过程，由此定位彩礼变迁。在中国婚姻制度研究中关于彩礼性质的讨论众说纷纭。刁统菊曾提出经典六说，即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18]，但更多研究则延续了国外人类学者婚姻补偿说和婚姻资助说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农村彩礼交换实践中的新动向。学者们发现彩礼交换中的数额、形式以及流向均发生了变化，彩礼成为家庭财富积累与转移^[19]、娘家谋划姻亲秩序的方式^[20]、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工具^[21]。王德福认为可以从交换说、转移说和象征说理解彩礼的性质，认为当前彩礼已异化为代际剥削的工具^[2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代内剥削^[23]、面子竞争^[24]等理解彩礼性质的角度。

综上所述，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彩礼的研究主要关注彩礼数量变化，较少将彩礼性质与功能流变作为问题出发点。彩礼数额的变化仅是彩礼性质变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明晰彩礼性质与功能才能更科学地判断当前天价彩礼的内在意涵。另一方面，既有关于彩礼性质变化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研究者往往关注到某一地某一时间节点下彩礼的某个面向，这种切片式、静态的研究方法导致形形色色“彩礼说”的出现，彩礼内涵与功能变得模糊不清。事实上，社会加速转型期，彩礼性质以及婚姻场景已发生多次变迁，有待在历史视野下理解不同时期的彩礼在地方婚姻实践中的主要功能与意义，呈现彩礼变迁的完整过程。

本文延续早期人类学对彩礼的研究路径，深入当地民众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日常生活，跳出彩礼数额变化的单一问题维度，重点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彩礼性质的流变问题。其一，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理解彩礼变动问题的综合性框架，从彩礼的礼俗和资源的二重属性辨析彩礼性质的变动轨迹。其二，超越空间维度对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认识，从时间维度上区分农村彩礼性质变动的阶段，提供认识当前关于彩礼性质争辩的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跨越式发展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奇迹，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时间里发生了快速变迁，对于中国家庭和日常生活巨变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有时间的视野、阶段的细分。从婚姻契约到天价彩礼的出现，青年婚姻实践中的彩礼性质已发生多轮流变。

本文的研究资料及研究发现主要基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近年在北方地区农村的田野调研。调研村庄主要包括陕西韩城G村、河南确山县C村、安徽萧县S村、山西五寨县W村等。第一，笔者调研期间对当地农民家庭生计、代际关系、婚姻习俗、婚恋观念、彩礼交换规则等主题展开深度调研，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等资料收集方法，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农民群体进行了深度个案访谈，访谈对象包括“40后”、“50后”、“60后”中老年群体以及“80后”、“90后”青年群体。此外，文章还吸收现有对于北方农村彩礼变动的实证研究等文献资料，这类深描式的实证研究给本文带来较大启发。第二，选择北方地区农村，一是因为北方农村天价彩礼在各界引发较多关注，彩礼问题相对突出，研究材料比较丰富，能够体现时间的变化；二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地方，其在婚姻习俗和家庭文化观念上的历史厚重，能凸显彩礼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功能和意义，彩礼性质流变具有典型性。同时，北方地区农村在全国市场结构中也具有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农业村庄的一般性特征，因此本文以北方农村的多案例分析来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制度中的彩礼性质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二、礼俗-资源二重性：彩礼功能嬗变的分析框架

彩礼又称“财礼”，道出了彩礼既为“财”又为“礼”的特征。《现代汉语词典》将彩礼解释为“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物”。可以看出，彩礼作为传统婚姻制度的关键构成部分，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礼俗属性，二是资源属性。礼俗属性是彩礼作为非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基础，资源属性则主导了彩礼的性质流变。

（一）彩礼的礼俗属性

彩礼的礼俗属性是指它具有文化习俗内涵。首先，彩礼从起源上是作为定婚的礼俗，是婚姻契约的标识物。在中国社会，彩礼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演化而来。《礼记》中记载“六礼”依次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根据陈鹏对彩礼历史的研究，虽然在不同朝代彩礼的称呼、内容和结婚礼俗多有变化，但纳征或彩礼都是婚姻订立的必经程序^[25]。彩礼是以“礼”的形式来规范婚姻秩序的，即谈婚论嫁的双方中一旦女方接受男方给付的彩礼，婚姻便宣告成立。后来这种礼的精神甚至被法典化，唐宋时期以律法的形式强化了彩礼规范。唐律规定只要有收受聘财的事实，婚约即成立，一旦女家受聘，则男女双方均受定婚约束，不得反悔，否则负民事和刑事上的法律责任^[26]。强制性的彩礼规定意味着古代婚姻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只有以彩礼聘娶，男女两性之合才是合乎礼制秩序的。彩礼构成了“明媒正娶”也即合法婚姻制度中的关键一环，严格按照婚嫁仪式娶进门的妻子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彩礼表达了婚姻祝福、仪式喜庆之意，标志着新关系的建立。彩礼最早多以实物的形式呈现，品类繁多且多为新置物品，标志着新家庭的诞生，是婚姻过渡仪式的重要符号象征。有研究者认为彩礼也意味着姻亲关系的建立与整合，即彩礼在双方家庭之间的流动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强化双方的姻亲关系^[27]。再次，彩礼也与家庭的价值、尊严和名誉相关。刁统菊认为彩礼是衡量男子体能与智能的替代标识，象征着男性家庭的实力和地位，所以小农嫁女儿时常常接受男方的聘礼，而地主—商人则倾向于赠送女儿嫁妆^[28]，所以彩礼交换中往往存在面子攀比现象。

彩礼的礼俗属性显现了彩礼在经济资源交换基础上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内涵，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存储着民众的社会记忆，构成了彩礼在现代实践中的历史与文化底色。尽管根据地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彩礼曾作为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的封建糟粕遭到限制与禁止，但实际上彩礼一直作为一种婚姻习俗普遍存在于我国民众的现实生活中。礼俗属性和民间习俗性质构成了彩礼在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

（二）彩礼的资源属性

将彩礼视为婚姻支付的一种形式，从彩礼的资源属性角度讨论彩礼性质的研究是最丰富的，目前已形成了三种理论框架。第一，婚姻偿付理论。该理论视域下，彩礼被诠释为新郎家付给新娘家的费用，用以确认新娘繁衍后代和家务劳动的权利的转移^[29]。补偿概念是婚姻偿付理论的核心。女性的生殖力和生产者价值被强调，新娘的嫁入为新郎家庭带来人口繁衍和劳动力增加的收益，与之相应，女方家庭则付出了养育成本和劳动力减少的代价，为此彩礼便是新郎家必须向新娘家做出一定的补偿^[30]。女性被视为有价值的物品，而彩礼是与之等价的资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婚姻礼俗的彩礼有变相为婚姻买卖的倾向与可能性。“养钱”变成“卖女儿钱”，预示着女性的物化和性别不平等。同时，彩礼是在新郎和新娘两个家庭之间财富的转移，作为婚礼主体的新郎和新娘在此过程中是失语的，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偿付理论视角下彩礼也被视为包办婚姻和封建父权社会的象征。因此，根据地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彩礼被视为婚姻买卖、包办婚姻的封建婚姻制度糟粕受到禁止和打击^[31]。婚姻偿付理论奠定了彩礼资源属性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偿付理论无法解释彩礼出现的流向和归属权变化，即彩礼归属新娘或以嫁妆的形式由新娘带回小家庭越来越成为主流。第二，婚姻资助理论。该理论用以解释彩礼在父代家庭和子代新婚小家庭之间流动的经验，认为以彩礼为核心的婚姻支付是实现代际财富转移的重要途径。孔迈隆首先提出婚姻框架中大多数循环流通的财富最终是流向新娘和新郎的，婚姻中的财富分配是趋向于对新婚夫妇的资助的^[32]。后来，诸多学者认可了这一观点，王跃生认为新婚夫妇通过这一制度性安排获得对相对时尚物品的占有权，增强了独立生活能力，减轻了未来生活压力。阎云翔根据东北下岬村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婚姻资助作为一种客观结果，可能并非父代家庭主动资助，而是年轻夫妇为追求独立生活合谋向男方父母索取高额聘礼，导致高昂彩礼持续升温，父母在彩礼资助中愈发被动。婚姻资助理论重点揭示了彩礼归属的变化，这让新娘父母从“卖女儿”的污名下解脱出来，但该理论预设了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之间的纵向权力支配或博弈关系。可当前农村彩礼经验更多呈现出男方及其父代家庭整体与女方及其父代家庭整体之间的权力对弈与经济博弈，并且男方及其家庭在婚姻彩礼博弈中往往呈现出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女方及其家庭则表现出了强势和主动性。理解当前农村的高额彩礼现象，需要新的解释视角。第三，婚姻市场理论是近年来解释婚姻交换中高额彩礼现象的主导框架。桂华、余练^[33]率先提出“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用以解释当前农村普遍出现“娶媳妇难”、父代负债为儿子结婚以及女方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占据主导性地位等婚姻现象^[34]。该理论认为，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传统的通婚圈逐渐被打破，婚姻中的妇女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农村婚姻市场由此形成。在农村婚姻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由于女性资源稀缺性而导致其价值与地位的提升，使得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越来越高，男方及其家庭越来越被动并要承受巨大的婚姻压力和负担。一些研究者从男方主体视角认为推动高额彩礼是在性别失衡下男方及其家庭主动选择的婚姻策略^[35-36]，尤其是男方父母在强代际责任的驱动下主动参与婚姻市场竞争，集全家之力打造男方在婚姻市场中的比较优势，掀起了农村的“婚备竞赛”^[37]。李永萍将婚姻市场中的多方主体共同纳入分析，正式提出“婚姻市场理论”作为分析北方高额彩礼现象的完备框架，并将婚姻市场视为特定主体在婚姻实践中依照特定规则建构的产物。婚姻市场也构成了农民婚姻策略的约束性条件^[38]。婚姻市场理论融合了彩礼偿付说和资助说中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偿付理论中彩礼是对女性价值的衡量构成了婚姻市场理论的前提，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女性的稀缺使得农村婚配市场性别资源失衡，女性价值攀升从而提升女性的要价权以及男方的婚姻支付意愿；另一方面，资助理论中强调彩礼归属主体由女方父母转为女方及其新婚小家庭的变化，即彩礼由对女方父母的补偿转变为对新婚夫妇的资助，则为婚姻市场上女方父母索要彩礼的行为祛除了“卖女儿”的污名，为彩礼要价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支撑。在婚姻市场理论下，高价彩礼根本上是男方及其父母用来支付婚姻市场上由于女性稀缺而带来的婚姻成本，本质上是对作为稀缺资源的女性的“购买”，彩礼不断上涨实则是对“稀缺性”的支付。此时，彩礼的价值衡量具有了双向性，彩礼既是女性价值的象征，也是对男性及其家庭条件与能力的衡量。

（三）彩礼性质辨析

当前民俗学研究较为强调彩礼的礼俗属性，可将其概括为婚姻习俗理论，综合强调彩礼资源属性的三大理论，可以得到彩礼在不同理论框架下的不同性质，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从婚姻习俗理论到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再到婚姻市场理论的提出，其源于关于彩礼的农民经验事实在随着经济、社会、时代因素的变化而变迁，理论的演进是经验在时间维度上变化的展现，彩礼性质的复杂性从中得到体现。彩礼性质在时间维度上发生的性质流变往往会在同一时空下同时展现，这便是当下对彩礼性质的理解纷繁复杂、有关彩礼的公共争议异常激烈的原因所在。

当前社会婚姻过程中的彩礼实践往往是以往不同理论所揭示的经验事实的“混合”，调研时可以从农民口中听到关于彩礼的不同解释与说法。本文基于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的驻村调研，以表1所提出的礼俗—资源二重性作为分析框架，将农村彩礼婚俗变动放置在较长时段中进行观照，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彩礼在不同阶段的性质与功能。

三、婚姻契约：作为习俗延续的彩礼（1949—1990年）

（一）婚姻习俗与彩礼实践

婚姻习俗在不同地区农村具有较大差异，但相同的是，婚姻缔结过程中都有财物形式的礼物流动，即彩礼的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彩礼视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封建落后婚姻制度的代表，从婚姻法律层面取缔了这一民间婚姻习俗，禁止民众通过婚姻索要财物^[39]。但实际上从农村社会来看，彩礼一直以其他形式和说法存在于民间婚姻实践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彩礼在民间社会正式回归^[40]。结合调研及阅读婚俗资料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婚姻习俗中的彩礼实践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交换仪式繁琐。以山西五寨县Y村为例，20世纪90年代男女双方从认识到完婚要经过的程序有：（1）相亲：在媒人介绍下男女相见确定态度；（2）认亲：男方到女方家认识各亲戚，两人开始交往；（3）领茶酒：男方及亲戚请女方及其亲属到家里吃饭，为女方亲属准备酥饼、糖果等礼物；（4）起媒：也就是订婚，双方分别找媒人择日到男方家相聚，此后双方便通过媒人传话各自的要求，例如女方出嫁需要礼钱、衣服钱以及酥饼、酒席食材等；（5）送报期饼：大婚前半个月，男方要给女方各亲戚家送酥饼，其目的一是报喜之意即通知婚期，二是希望女方亲属能够帮忙攒鸡蛋，这是大婚需要的仪式材料；（6）大婚：仪式持续四天，大婚当天，男方家办席并前往女方家接亲，宾客相聚；第二天，新郎新娘给诸位亲戚倒茶，新娘要给男方亲戚端鸡蛋；第三天，女方亲戚到男方家送梳头油；第四天，男方举办酬劳会，宴请所有帮忙的人。可以看到，彩礼是以各种礼物的形式存在于结婚各个仪式程序中，彩礼的功能是不断明确双方家庭间的婚姻意愿，逐渐确定婚约，推动婚姻仪式的完成。陕西韩城G村、安徽萧县S村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婚姻程序虽有不同，但同样是较为繁琐且仪式性强。二是彩礼以实物为主，现金为辅，数额低。粮食、糕饼、肉食、新衣服及箱柜、热水壶等生活用品都是彩礼的表现形式，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给的物品丰富一些，极少数家庭能给现金彩礼。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般家庭往往是几袋粮食、两件新衣服就是“彩礼”了。安徽萧县S村“50后”妇女形容“比起现在，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两件新衣裳稀里糊涂就结婚了”。三是彩礼作为婚姻仪式的要件，流动于双方家庭之间，耗散于仪式过程中。此时彩礼使用权多是归属女方父母，但彩礼并非是“养钱”的表达，以实物形式呈现的彩礼主要被用于婚姻仪式过程中。例如，男方赠送的猪鱼烟酒被女方用于举办宴席、置办嫁妆。除少数南方农村地区以外，大多数农村地区受到对“养钱”、“卖女儿钱”形式的彩礼抨击批判的影响，农民父母嫁女儿时不再以补偿养育费用和劳动力转移的名义索要彩礼。只有极少数农民家庭迫于经济压力会将部分彩礼留下用于儿子结婚，这往往会遭到其他村民的嘲笑批评。

（二）习俗延续与婚约要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彩礼主要是传统婚姻习俗的一种延续，是婚姻礼俗的要件，是农民婚姻契约的标识物。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于买卖婚姻的打击和宣传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彩礼的资源属性得到极大抑制，女性资源交换和支付意义上的彩礼观念基本消失，农民婚姻观念也得到重塑，“养钱”、“奶浆钱”的彩礼称呼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还未摆脱物质匮乏的处境，没有多余的物质、钱财用于婚姻消费上，因此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彩礼大多反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结构。例如，北方送小麦、南方送大米，与农民家庭生活需要较为相关。此阶段，彩礼的礼俗属性得到最大展现，彩礼的存在是作为婚姻仪式中的要件，至于彩礼数量的多少并不重要。并且农民尚未完全接受现代婚姻证书制度，民间普遍认可与实践的婚姻契约制度，即一旦女方收受彩礼，婚约便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