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约到支付： 婚姻礼俗的功能流变与农村天价彩礼危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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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际资助：作为财富转移的彩礼（1990—2005 年）

（一）现金彩礼和间接嫁妆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农村彩礼婚俗实践出现了以下变化。一是交换仪式简化。随着打工经济兴起，越来越多农民外出务工，常年在外务工使得农民家庭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完成婚姻缔结程序。此外，年轻一代深受婚姻自由等话语影响，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意识很强，因此很多婚姻仪式步骤被取消。以河南确山C 村为例，20 世纪90 年代的结婚程序仅包括（1）看家：男女双方互相到对方家见父母亲戚等，其中女方第一次上门男方要给见面礼；（2）下日子：也就是订婚，男女双方及父母和重要亲戚见面吃饭，商议彩礼、结婚日程安排等事宜；（3）辞家礼：结婚前三天，男方去女方家送婚宴上所需食材等，如鸡鸭鱼猪肉烟酒等；（4）亲迎：也就是大婚，基本一天礼成。婚姻缔结许多礼物交换环节取消，订婚环节“彩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礼金的重要性逐渐大于交换仪式的重要性。二是现金彩礼取代实物彩礼，金额缓慢上涨，建新房成为结婚必需。结婚程序各环节的实物礼都慢慢转变为现金形式，金额从几百元上涨到成千上万元。以安徽萧县S 村为例，1995 年结婚彩礼为3000—5000 元，2000 年结婚彩礼为8000—10000 元，2005 年结婚彩礼涨到2—3 万元。根据王沙沙^[41] 对河南安阳的调查，2000 年前后彩礼从几百元上涨到5000—6000 元，相对安徽萧县的水平较低，但两地彩礼变化逻辑及阶段是相似的，即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实物礼转为现金礼并逐年上涨。此外，建新房基本成为农民结婚时的默认条件，流行“三大件”等。三是彩礼以间接嫁妆的形式回流到新婚小家庭，成为新人婚后生活的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民开启家庭生活的门槛提高，从建房到购置“三转一响”、置办家具，再到电视机、摩托车的出现，这些成为当时家庭生活的硬件基础。因此，结婚时由男方支付彩礼，由女方及其家庭用以购买家具、自行车等大件生活用品，然后以陪嫁的形式带回男方家庭的婚姻交换实践逐渐盛行。这在安徽萧县地区特别突出，当地农民对当年结婚时用卡车拉家具的情景仍记忆犹新，认为壮观、喜庆、有排面。河南确山、陕西韩城等地方则是男方父母将彩礼交给女方，由女方带男方共同去城里购买家具，这种形式尽管没有通过嫁妆转换，但实质内涵是一致的，即彩礼是父母尤其是男方父母对新婚小家庭的一种物质资助。此外，购置大件嫁妆之外的剩余彩礼大多是由新娘带走最后成为小家庭的共同财产。

（二）物质生活改善与婚姻资助

与阎云翔在东北下岬村发现的“干折”类似^[42]，20 世纪90 年代后以往的实物彩礼都折合为现金形式，彩礼完成货币化转型。通过间接嫁妆这一机制，彩礼最终以家具、电视机等大件生活用品的形式流向新婚小家庭，成为新郎新娘婚后开启独立生活的物质基础。随着结婚程序的简化，彩礼的仪式功能逐渐下降。尽管彩礼交付仍意味着婚约的订立，但是彩礼作为一笔现金资源的作用愈发重要，利用这笔资金年轻人结婚后便可拥有平均水平的生活条件。阎云翔指出90 年代彩礼的新变化突破了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的理论框架，认为随着农民收入提高和财富增加，彩礼成为家庭内部财产继承的方式，并突出了子代在谋求家产继承中的主动性和权利意识，即新郎与新娘合谋向父母索要高额彩礼^[43]。笔者认为财产继承仍未超出资助框架，婚姻交换中父母的能动性并未完全丧失，在多数农村地区，彩礼仍是父母为了子代完婚的主动支付行为，且婚姻资助本身暗含着财富的转移。

从1990—2005 年，彩礼的礼俗属性弱化，资源属性强化，彩礼以间接嫁妆等机制实现了财富从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的转移，是父代家庭为子代家庭婚后开展独立生活提供的资助。尽管彩礼转向货币形式，但彩礼最终用于购买生活硬件，与农民家庭过日子息息相关、与农民家庭生活实际需求相匹配。因此，农民家庭在婚姻彩礼支付时的负担感和剥夺感并不强，对于父母而言彩礼最终都成了子代的生活基础。此时彩礼上涨主要反映的是农村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彩礼数额仍在农民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内。

五、稀缺支付：作为市场要价的彩礼（2005 年以后）

（一）彩礼价格暴涨和新娘专属财富

彩礼价格暴涨是2005 年之后农村彩礼婚俗最大的变化。以安徽萧县S 村为例，2005 年结婚时彩礼价格为2—3 万元，2015 年这数额变为10—12 万，当前彩礼平均水平达到20 万，个别甚至出价到28 万。在陕西韩城G 村，2005 年结婚时彩礼为5000—8000 元，2012 年左右为5—8 万元，2020 年则需要15 万元左右。除此之外，结婚时买车买房逐渐成为硬性要求：萧县S 村从2015 年开始，结婚建新房已经过时，进县城买房成为农民的首要选择；韩城G 村从2018 年开始进城买房成为结婚的前提条件，轿车则是必备的代步工具。“娶个媳妇要上百万不是开玩笑”、“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娶上媳妇背上债”都是农民的无奈表达。二是贵重实物彩礼复现，礼钱名目增加。20 世纪90 年代后到2005 年之前，农民习惯将结婚程序各环节的礼物和礼钱折合为现金，方便省事，也可以节省仪式消费，以用于生活物资的购买。但是2005 年之后实物彩礼再次出现，首要表现是“三金”、“五金”这些贵重首饰。安徽萧县S 村2005—2015 年男方结婚除了给彩礼之外，还要购买“三金”、“十个十”，到2015 年之后则变成购买“五金”、“二十个十”^①。有的地方还有看家费、改口费、倒茶钱、大婚仪式中的上车钱和下车钱等各种形式的礼钱名目，传统婚姻缔结中的仪式环节都变成索要礼钱的名目。在这个过程中“三金”、“五金”等实物礼又会出现折现形式，以此推动现金彩礼数额再次上升。三是彩礼愈发成为新娘的专属财富，拥有绝对支配权。一般而言，女方父母索要高额彩礼并不是为大赚一笔，截留女儿彩礼用于儿子婚事是极少数，这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44]，女方父母在订婚时收到的彩礼都会交给女儿。名义上女方结婚后将彩礼带回了小家庭，但实际上彩礼具体用途由女方决定，是否要拿出来用于小家庭日常开销要看女方的想法。安徽萧县S 村一位生于1998 年的新媳妇说：“彩礼是我的，他（丈夫）不能用，我常常给他灌输这样的想法，说这钱是我的，不是咱俩共同的。这钱不能给对象花，买房子可以考虑出一点，其他都不行。”另外一位1995 年已婚小伙子也说：“这钱就是她（妻子）的，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不管，家庭生活开销都是由我出，没什么不合理的。”

（二）婚姻市场失衡与稀缺支付

2005 年之后各地农村彩礼价格迅速上涨成为突出现象，近些年彩礼更是被称之为“天价”，正因如此，彩礼数额变化问题会成为学界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仅仅考察彩礼数额难以判断彩礼的性质，之前彩礼的婚姻习俗论、婚姻偿付论和婚姻资助论都很难解释彩礼数额为何持续攀升。结合经验可以看到，彩礼逐渐脱离婚姻缔结礼俗的约束而拥有自在意义，彩礼不是结婚仪式的附属，而是男性为了获得婚姻的入场券。并且，彩礼与农民家庭过日子所需的物质需求也不再相关，而是愈发成为农民的婚姻重负。作为婚姻资助的彩礼具有较强的实用属性，是为小家庭整体的当下生活所谋划；现在彩礼则是女性及其父母为个人未来婚姻风险所提出的要价，不具有家庭财产内部的共享性，这便导致男方及其父母的受剥削感很强。

婚姻市场上的性别比失衡是理解该阶段彩礼上涨的关键因素。桂华等^[45] 提出地方通婚圈由于打工经济出现被打破而融入全国婚姻市场，中西部农村地区女性资源因打工外嫁流失明显。除此之外，从人口学研究来看^[46]，20 世纪70—80 年代在政策因素影响下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也是当前婚姻市场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这在2005 年之后愈发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北方农村地区有较强的生男偏好，计划生育时期农民私下采取性别筛选机制导致现在性别比结构失衡更加严重^[47]，“没有女孩”是许多农村地区男性结婚遭遇的主要现实处境。结果是本地婚姻市场男女双方婚姻资源供需无法平衡，使得农村女性在婚配市场上愈发成为稀缺资源，在婚姻选择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主动选择方，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则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构成了女性通过彩礼进行市场要价的基础。男方尤其男方父母在代际责任驱动下，为了给子代完婚而不得不以提高物质条件的方式，来提高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彩礼支付便是他们竞争稀缺女性资源的婚姻策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05 年以后的彩礼，是女方占据婚姻市场主导地位而提出的要价行为，也是男方对婚姻市场上稀缺女性资源的价格支付。

六、结论与讨论

彩礼变动是重要的学术议题，不仅关乎当前亿万青年的婚姻家庭生活，而且影响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进程。不同于当前学界聚焦于彩礼数量变动的研究，本文回到对彩礼性质及其功能的系统讨论，厘清彩礼性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迁过程及其背后逻辑。从彩礼既为财又为礼的基本特征出发，本文提出了礼俗—资源二重性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农村彩礼变动，其中礼俗属性是彩礼存在的基础，资源属性则主导了彩礼性质的流变。既有的彩礼理论即婚姻习俗理论、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以及婚姻市场理论都可以纳入礼俗—资源二重性的分析框架之中，由此提出对彩礼性质的四大认识。在婚姻习俗理论中，彩礼作为订婚仪式构成婚姻的礼法制度，彩礼作为婚姻契约是传统婚姻习俗的延续；在婚姻偿付理论中，彩礼由男方家庭流向女方父母，是作为女性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用以补偿女方父母养育成本和劳力损失；在婚姻资助理论中，彩礼并非在两个父系家庭之间流动，而是由父代家庭流向子代新婚小家庭，这被认为是父代给予子代的家庭生活经济资助，是代际的财富转移；在婚姻市场理论中，由于性别资源失衡的结构条件，婚姻市场上男女双方婚姻资源供需失衡，女性由于稀缺而产生了市场要价权，而男方为了竞争稀缺的女性资源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彩礼价格。

基于礼俗—资源二重性的分析框架，笔者通过对我国北方多个农村地区彩礼问题的实证调研，将我国彩礼性质变动分为三个阶段：1949—1990 年、1990—2005 年、2005 年以后，如表2 所示。在1949—1990 年，农村彩礼是传统习俗的延续，以实物为主的彩礼在婚姻交换中的仪式厚重，并主要服务于婚姻仪式程序的完成，其发挥着婚姻契约的作用。1990—2005 年，现金彩礼取代实物彩礼，数额逐渐上涨，此时结婚仪式简化，彩礼的礼俗属性弱化而资源属性凸显，彩礼主要通过间接嫁妆的形式实现父代家庭财富向新婚家庭的转移，是物质生活改善和过日子标准抬升背景下父代为子代资助的家庭生活启动金。2005 年之后，彩礼价格逐年飞涨，具有保值意义的贵重实物彩礼及各种彩礼名目出现，而各种名目的彩礼最终都成为新娘的专属财富，彩礼主要是婚姻市场上性别资源失衡下男方为了进入婚姻而为女性稀缺支付的价格，彩礼的资源属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史背景、不同地域要素在同一文明状态里动态共存，建构了一个高度复杂和流动的社会系统^[48]。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国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49]。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在社会层面上引发剧烈变革。农民婚姻家庭生活便是其中之一，而彩礼则是农民婚姻家庭生活变革的重要表征。这也是当前彩礼问题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公共舆论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当前网络公共空间有关彩礼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不同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下的婚姻家庭问题在同一平台聚集相遇并发生剧烈碰撞的结果。本文从时间维度完整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婚姻彩礼实践的变迁过程，发现彩礼的内涵与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然而由于彩礼实践变化快于大众意识更新以及不同地区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这导致不同时段有关彩礼性质的话语与观念聚集于同一网络空间，从而制造了大量话语冲突。因此，通过对彩礼性质嬗变的阶段分析和变迁逻辑探究，一方面有助于更好认识中国农民婚姻家庭生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与阶段，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认识理解当前网络彩礼舆论冲突提供了更为客观冷静的视角。于政府而言，在农村地区高价彩礼专项治理行动中，需要深入调研和进入地方社会农民生活语境，以研判农民婚姻实践中彩礼性质流变的阶段，明晰彩礼对于农民婚姻生活的意义与功能，才能更好对症下药，避免治理中的“一刀切”与操之过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彩礼性质嬗变三个时间阶段的划分，是基于全国农村地区调研经验以及农村婚姻彩礼相关研究文献阅读之后的一个理想类型划分^[5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完全等同于经验。不同地区因为经济发展差异等都会对彩礼性质变动时间产生影响。这个理想阶段划分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厘清彩礼性质变动的阶段差异及变动背后的逻辑。同时，每个阶段判断的彩礼性质及其功能是强调彩礼在当时阶段的婚姻制度中主要发挥的功能，并不排斥彩礼的其他意义诸如面子竞争、身份象征等。实践中彩礼不同功能和意义往往是同时展现的，这也正是经验的复杂性所在。彩礼性质变动阶段的理想型划分的意义在于对复杂经验进行结构化，以促进我们对复杂现实的理解。

注释：

①“三金”指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链，大约需要2-3 万，后来加上金项链、金脚链变成五金，需要3-5 万元。“十个十”在当地指订大礼当天，男方要准备十类样式的物品，每类物品数量都是十个，一般都是烟、酒、水果、鸡、鸭、鱼等等，此外还有半头猪、一头羊之类的，用卡车装着送到女方家，总共需要2-3 万元；最近几年有又出现“二十个十”，性质是一样的，只是礼物样式更多，开支也更大，需要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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