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祝寿文化变化：从祈寿到祝寿

祝寿文化发展至明代，再一次发生变革。明中晚期新兴出现的祝寿文化与流传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明中期经济的商品化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变动，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与观念。第一节将大致回顾明代以前唐至元这段时期的祝寿文化如何，作为前史铺垫。明中晚期祝寿庶民化的社会现象和新兴的祝寿观念是什么，为本章探究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唐至元的祝寿文化

唐至元这段时期，祝寿更集中于皇帝、士大夫等上层士人，民间庶民大肆庆寿的情况并不常见，也就是说祝寿这件事在此时是带有阶级性的。庆寿更多出现在皇帝及有身份地位的高官这一群体中。这一时期，祝寿有一个流动传播的过程，明代士人归有光曾说“迨后世寿节庆贺，始于朝廷，而及于公卿。”渐渐地，受皇帝过寿的影响，一些大官开始注重自己生辰，进而举办祝寿活动。在此过程中祝寿风气自上至下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同时也衍生出许多祝寿文化内涵。

唐朝皇帝祝寿的始作俑者是唐玄宗。唐玄宗下令设立诞节，每遇千秋节时，群臣百官需在御楼前进行繁琐的庆祝仪式。仪式中除再三跪拜之外，还需向皇帝献酒，并且“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天下诣州，咸令宴乐，休三日，仍编为令。”除千秋节有此盛况之外，唐朝其他皇帝过诞节时也依旧隆重，根据史料其庆祝活动不仅限于向皇帝“献酒”祝贺，时常伴有乐曲、舞蹈，场面可称之为盛大。皇帝的生日动用全国的人力、财力，这无疑会促进一些高官、上层人士庆寿的意识。有些高官往往有意无意地效仿皇帝过寿，如李林甫过寿时常常请僧人到家中设斋念佛，等活动结束后僧人就会有赏赐，有的人为了报仇多极口称赞李林甫的功德。大官祝寿无疑会受到皇帝的影响，也希望听到歌功颂德的言辞。

唐代民间的庆寿文化大致形成于唐朝中期。根据史料记载，唐代民间祝寿最为流传的活动是举办寿宴，通常为庶民亲朋间的聚会，有时伴有观杂戏的活动。但寿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形式。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了当时过寿的场面，如前集卷之十二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

由此可知，唐代庶民过寿时流行宴请宾客，会饮其家，其中酒成为生日宴会场合中不可缺少的物质。祝寿为表庆贺除宴饮宾客外，还在宴会上观看杂戏。民间庆寿与帝王将相的诞节庆祝有些不同，皇帝诞节的设立具有浓厚的君权神授色彩，群臣进献与盛大的庆祝活动都呈现出普天同庆的韵味。然而民间的祝寿文化所体现的感情更为单纯、质朴，庆祝方式更为丰富。宋朝的祝寿文化承袭了唐制，从而进入了祝寿文化的发展时期。至宋代，做寿之风已广泛流行，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寿词、寿诗以及寿图等象征祝寿的文化符号。

元代的社会依然注重做寿，并参半着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在祝寿活动中，元时期的祝寿习俗而是具有中原、草原文化的双重风格，民间祝寿礼俗在大体保留自己传统风俗的前提下，也吸收了其他民族与前代的一些礼俗，元代祝寿习俗的因袭与变化，是新的大一统形式的产物。

在元朝的祝寿习俗中，佛教思想依然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祝寿活动中常出现上香、祭祀等活动，四月八日为浴佛节，各地的佛寺都会举行浴佛斋会。

元朝统治者敬天、畏天，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即天寿节。天寿节又称圣节、圣节本命日等，为皇帝的诞辰之日，从忽必烈开始，各地都要在皇帝诞辰时举行盛大庆典，天圣节的主要活动是为皇帝祝寿，其庆寿的场面也是非常隆重：

圣节拈香，前期一月，内外文武百官躬诣寺观，启建祝延圣寿万安道场，至期满散，其日质明，朝臣诣阙称贺，外路官员，则率僚属、儒生、阜老、僧道、军公人等，结彩香案，呈舞百戏，夹道祗迎，就寺观望阙致香，案下设官属褥位，叙班立，先再拜，班首前跪上香，舞蹈叩头，三呼万岁，公吏人等高声呼就拜，兴再拜，礼毕，卷班就公厅设宴而退。

在天寿节来临前一个月，内外文武官员各司其职，宫内亦准备过节用的服装用品等，班首则率僚属、儒生、阜老等群体前来称贺，首先班首带领这些人叙班立定，齐跪拜一次，班首前跪上香祝赞后复位，带领众人再拜“三呼万岁”，公吏人相互高呼，后再拜则礼毕，结束礼节仪式再设宴而退。皇帝在生辰当天所穿着的服饰则与平时不同，宫内要为皇帝准备镶有珍珠或宝石的衣服，有史料记载元朝皇帝过生日前“官家明日庆生辰，准备龙衣熨帖新。奉御进呈先取旨，随珠错落间奇珍”这是圣节前天所做的准备，天寿节当天，朝臣诣阙称贺，各地官员汇聚一起举行庆祝活动，自元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从元代的户籍制度可知，祝寿的宴会上有专门的乐户来表演戏曲。在祝寿的宴会上，马奶酒和葡萄酒是宫廷宴会上的主要用酒，有史料记载说“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钟，”朝廷举行这种大宴会，都会以羊肉为主。皇帝庆寿大开宴席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元顺帝（1333-1370）时期，到元顺帝诞日时有史料记载“至庚申帝当诞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贺，虑其多杀以烦民也，”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屠宰一事。

以上是天寿节皇帝祝寿的活动，元代的民间祝寿一般是为老人举办庆贺活动，只有年纪大的老年人才能在诞辰之日举办典礼仪式，到了六十、七十、八十这样的岁数才能称之为寿，活到七十、八十岁已算高龄，值得庆贺。在元朝六十岁为做寿的最低年龄，如元朝词人张之翰（1243—1296）在《西岩集》中说“古之寿以百岁为上，八十为中，六十为下。自俗浇政圯，人寿日促，七十已稀，况八十百岁者乎？”只要有给老人祝寿的人家，老人的儿女们从年底就会开始准备设宴，从这时就陆续有来祝寿的客人，生日宴会上亲属、相知等人依次而坐为老人上寿，同饮寿酒以为乐：

父年登八十，君凿池筑室其上，日奉老人，从宾客奉酒称寿为乐，以适其意。君硕貌美髯，倜傥重然诺，急义轻财，而事亲能养，里人嘉之，为扁其堂曰寿庆。

有时为老人祝寿的宴会有时可持续半天之久，如“十五日晴大人寿日午闲家宴至晚乃散，”可见祝寿的排场也是很大的，在元朝老人年龄越大祝寿的场面愈隆重“母年九十时，子孙列拜称寿，高年同宴会者内外百余人，巷里夸诩为盛事。”这不仅是为母亲过寿，更带有宣扬孝道的意味，为母亲举办盛大的祝寿仪式，前来祝寿的人有百余人，皆可传为美事。

这时，参加生日宴会的人也要带着生日礼物，人们所带的礼物一般是去“都羊市里”买一个“羊腔子”，蒙古人喜吃羊肉，所以在祝寿时喝酒吃肉为普遍的庆祝活动。如因路途遥远不能前往则有“寄拜”之礼：

尝见北方官长称朋友亲戚寿日，或远不能亲往，则先寄使者，或托亲友转寄，必拜而授手帕一方，或纻丝一端，使及亲友亦拜而受之。到其所，则代某人拜献寿者。此礼亦好，南方反不及也。本朝凡遇生辰及岁旦、冬至朝，咸以手帕奉贺，更相交易，云一丝当一岁，祝其长年也。蒙古之地，则以皮条相贺，然大者遇小者，则不回易。回易之礼，出于平交也。

这种礼俗自北方亦影响到南方，在托人“寄拜”之前，托付人先要面向寄拜对象的方向进行敬拜，所送礼物云一丝当一岁，祝愿其延年益寿。《诗经疏义》中还记载了有关宋末元初时期南方庶民是如何过寿的情景：

十月获稻叶…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介眉寿者，颂祷之词也。毛传：眉寿，毫眉也。孔疏：眉寿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凡子弟举酒于长必祝，宾主劝寿必祝。

这段史料反映了元初江南社会的祝寿风俗，阐述了元代江南庶民百姓如何祝寿的问题。“介眉寿者”为颂祷的话语，每逢百姓庆贺生辰，晚辈向长辈献酒、宾客向主人献酒，寓意上寿。

第二节 明代皇帝的祝寿活动

《论语》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般黎庶百姓尚且需要谨记自己父母的生年，作为“民之父母”帝王的生日，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忘记的。在中国，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辰开始形成了固定的节日，发展至明朝，皇帝的生辰统称为“万寿节”或“圣寿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出身贫苦农家，提倡节俭、敦厚的教化之风。对于自己的诞辰即少了前朝的铺张浪费。据《明实录》记载：

壬戌，圣寿节。前一日，中书右丞相汪广洋率百官请行庆贺礼，上曰：朕已令罢此礼，卿等其体朕怀，勿贺。时高丽国王王颛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进表称贺，并遣版图判书林完贺皇太子千秋节，贡金银龙盏、龟贝、玳瑁之属。诏中书谕其王，继今圣寿节、千秋节俱免庆贺礼。自是每岁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

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生日时，想到皇考皇妣早逝，每每不胜悲悼，不愿接受天下朝贺，自此，遇有生日，朱元璋只是“斋居素食，不受朝贺”、“静居终日”而已，届时高丽国王进献金银龙盏、龟贝、玳瑁之物，朱元璋则下令日后俱免庆贺礼。洪武十三年（1380）韩国公李善长累次上表请贺太祖生日，朱元璋才勉强答应受朝贺、宴群臣，允许在外诸司自五品以上者听其表贺，但却明确规定“不受献，不赋诗，不赐酺，不斋醮。”

在《明实录》中有对万寿圣节仪式的各种零散记载，或皇帝御殿受贺赐宴，或免宴则赐百官节钱钞，如天顺八年十一月皇帝过万寿圣节时“礼部奏：冬至节例赐百官宴，请命光禄寺治具。上命给节钱钞免宴。祖宗以来，凡遇圣节、正旦、冬至，皆赐群臣宴。官卑禄薄者，给以钞免宴，谓之节钱，俾均惠其家属。自正统以来，内臣用事者畏侍宴久立，遂罢宴，皆给以钞，因而成例。”可以看出，明代前期皇帝祝寿要宴请群臣，自正统以来罢宴而赐百官节钱钞，后成定制。自此以后，据《明实录》中记载，逢皇帝生辰或皇帝不御殿前而百官于午门前行礼，遣官祭先皇陵寝、东岳庙、真武庙、城隍庙等，皇帝于皇太后宫行上寿礼，于奉先殿行祭告礼等。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庶民祝寿普遍化

明代社会依然注重做寿，明承接宋元以来的祝寿风气，在发展与选择性继承的基础上有过之而不及，可以说祝寿文化至明代又更进一步发展，至此人们已高度重视祝寿这件事，成为史上最讲究祝寿的时期。特别是明中叶市场经济繁荣从而带来的奢靡奢侈风气，这种奢侈观念对人们过寿以及祝寿活动的展开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人的祝寿观念又较前代有所不同，祝寿更加庶民化，前面所提及的孝道、宗教性行为延寿在此时已不再是过寿的重点，渐渐地更加接近现代“过生日”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思想观念。

此时，较前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做寿的年龄开始下降，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了四五十岁就可称寿的情况，方鹏（江苏昆山人，1470-？）在文集中记载到：“吴俗重称寿之礼，自五十、六十以至百岁，每遇成数必举之，四十则罕矣。”可见，四十岁就过寿的情况在古代很是少见，是明中晚期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以往自六十岁到百岁必会庆寿，而从没有四十岁就称寿的情况。同为昆山地区的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中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吾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自五十以往始为寿，每岁之生辰而行事。其于及旬也，则以为大事。亲朋相戒毕致庆贺，玉帛交错，献酬燕会之盛，若其礼然者，不能者以为耻。富贵之家往往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称道其盛。考之前记，载吴中风俗未尝及此，不知始于何时。长老云：行之数百年，盖至于今而益侈矣。

由此可知，昆山地区此时做寿之风渐盛，五十岁即可称寿，且在祝寿之时亲朋好友都前来庆贺，并要带有礼品不然会被认为是件丢人的事，富贵之家更不得说祝寿场面极为盛大，归有光说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要，但不知何时起祝寿变得如此奢侈。此时能否奢侈地举办庆寿活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变为奢侈性的讨论。

祝寿变得奢侈与此时社会风尚的变化有特定的关联。明初朱元璋提倡节俭、教化之风，社会风尚较为淳朴。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的笼罩下特别是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达使社会风尚由俭入奢，人们追求利益和金钱、追求“面子”，越来越重视现实的物质利益。《震泽县志》记载：

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裾布荆叉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使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其嫁娶禁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万历以后，迄于天（启）、崇（祯），民贫士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

至嘉靖中叶，社会的崇奢程度与明初不可同日而语，明初风尚淳朴，家家户户不敢奢侈，怕被以为是殷富之家。据《常熟县志》记载：“迨天顺、成化之际，民称富庶，颇以矜侈相高尚……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者有之矣。”从而可知，自天顺、成化时开始，社会逐渐崇尚奢侈，这种奢侈之风渗透到明中晚期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庆寿活动也包括在其中。

明中后期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上奢侈、奢靡的风气盛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变得好起来，由此江南地区大家的寿命变长，祝寿也不再被寄予延长寿命、孝道使然、尊老敬老之意，而祝寿变成了奢侈性的讨论，此时不能奢侈、大兴操办生日则为一件丢人的事了。

同为江南地区的松江府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如钱福（1461-1504）在为松江府知府何邦治写寿序时，在《寿何大夫四十说》中批判到：

泾川何大夫邦治，治吾郡者四越月，为其生四十初度辰，是为弘治己未冬十月二十日也。某持酒肴往寿之。或难之曰：古者年五十曰耆，故五十为下。寿之称自五十始。何大夫四十而子寿之，不已早乎？

自古者五十岁为称寿的最低年龄，即五十可称寿。他对于何邦治四十岁子女就为其过寿表示“不已早乎”？其实，除了经济较为发达的昆山、松江府地区开始流行四、五十过寿，江西差不多在同时也开始盛行四十岁就过生日，与归有光大约为同一时期的罗洪先（江西吉水人，1504-1564）在《谢却姻友祝年》中这样说：

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多援显贵礼际以侈大之。为之交游亲友者，亦皆曰：某将满十，不可无仪也。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

他说此时男女稍有些名气或声望，四、五十岁就可称之为“满十”，人们非常重视“逢十”做寿这件事，继而不能不举办仪式，这也可以看出其实满“十”比实际的寿命更为重要，而这种仪式多以奢侈为主要特点。他表示这种现象数十年以前不曾出现，发展至此时已在社会上尤为普遍和常见。根据上述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说祝寿发展至明中后期，祝寿的年龄下降，开始流行四、五十岁就做寿的社会风气，这是祝寿习俗发展至此时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与变化。而这种做寿风气并不是盛行一时，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明末清初。有史料记载，陈仁锡（江苏苏州人，1581-1636）的文集中有《刘士翁年丈五十寿序》、陈子龙（1608-1647）在《杨龙友四十寿序》中也有类似的这种例子：

秋八月，为杨子四十悬弧之辰，其门人徐子辈请予言为寿。予谓四十于例未应寿，而述其梗概，以解天下庸人之论，并为杨子望也。

在明代很多文集中都有体现这一时期做寿的年龄降到四十岁，祝寿年龄下降的变化是明中叶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变化。明代以前的社会更多是士大夫、高官做寿，发展至明中晚期祝寿的阶层开始下调，突破阶层的限制，祝寿逐渐庶民化。一些平民百姓、甚至一些有威望、家境富庶的士大夫三十、四十岁就开始祝寿，这是以往不曾有的社会现象。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很大关系，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变好，短命已不再是人们恐惧的事情。所以祝寿这件事在人们心中已不再与祈寿相挂钩，明中晚期人们庆寿只是想单纯地庆贺自己的诞辰，再无其他祈寿、宗教性的意义所在。

第四节 明代修行与延寿的关系

明中后期，社会上对于祝寿这件事情，人们有了新的看法和观念。明代以前祝寿与人的寿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人们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庆寿上的仪式活动来争取寿命，寄予活下去的希冀之情。明中叶后人们对于祝寿、庆生辰的看法较前代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明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经济上的需求，一些通俗易懂的书籍深受民众喜爱与接受，袁黄的《了凡四训》也就是他的功过格，这种通俗日用类书的流传，刊行后很快被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向乡绅阶层以及广大民众所接受。

《了凡四训》是明代影响很大的一部劝善书，该书的《立命篇》阐述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中心思想，靠行善积德、修行福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延长自己的寿命。《了凡四训》是袁黄被罢官之后，六十八岁时的作品，其实算命先生给他预言的是命中无子，并且只能活到五十多岁：

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予未尝祈寿，是岁竟无恙，今六十九岁矣。《书》曰：‘天难谌，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吾于是而知：凡称福祸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福祸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由上述袁了凡的话语我们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说五十三时会有厄运灾难出现，但他不曾祈天求寿，时至今日已活到六十九岁了。他说到天定命数的言论是不可相信的，是狂妄之言，凡是说福祸、寿命是自己求得的，才是圣人之言。我们可以说，此时袁黄从宿命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坚信命运与寿命是靠自己通过行善、积德所求得的。回顾袁黄被孔先生算命到他去世的这几年，也就是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86-1601）袁黄所做善事：

适幻余禅师自五台山来，余以孟告知，且问此事宜信否。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县减粮，万民受福乎。’吾即捐捧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袁了凡听了幻余禅师的话，将自己所得薪俸全部捐给了五台山，并斋僧一万，施舍救济穷困者，他认为行善事就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那么他因做了好事而得到好报，孔先生算到袁黄只能活到五十三岁，实际平安、享年到七十四岁，他通过身体力行实践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理论。袁黄用他一生来实践这个理论，这一部分内容也是他功过格思想的集中体现。

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与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熟为夭，熟为寿？……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

内心的平静无妄一直是儒释道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袁黄《了凡四训》的“立命观”在儒、释、道的理论来源中得到日趋完善，通过自我的道德实践和清净内心的修行同样也可以与上天感通，多行善事及时不能成仙，也是可以长寿的。这样的寿命观在明代社会上普遍流传与被接受。

江南地区自唐朝以来就“信鬼蛇”、“好淫伺”、流行着泛神崇尚的习俗。然而袁黄提倡的思想是希望通过自己来改变命运、延长寿命。前已述及，明代以前人们对寿命的看法是恐惧、畏怯的，开始从功利的角度来探求短命的秘密，祝寿的观念是希望通过一些宗教性的活动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时至明代，人们对短命同样心生畏惧，但明代社会将争取寿命与祝寿活动分开，出现了将修行、善恶福报、祖先与个人寿命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祝寿观念。

明中晚期社会上流传好德、做善事能够延长寿命的观念，除袁了凡切身体验外，《了凡四训》与功过格被社会各阶层广为接受后。这种观念有时也会成为文人墨客为某个人写寿序的理由，表达修行与延寿的关系。如正德二年（1507）太守张思南六十岁大寿，逢致仕之时，顾潜为其写寿序，前来表示祝贺的宾客问到“顾何以为侯祝乎？”回答道“言寿者，必原于好德，言德者必征于获寿，侯之往事验矣。”表示张思南的过往事迹验证了好德会长寿的说法。

小结

综上，在唐至元这段时期里，祝寿文化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祝寿这件事的看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明代以前基本是上层阶级乐于祝寿，逐渐地过渡到庶民阶层。元代六十岁才称寿的界限在明中晚期被打破，明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崇奢风气，庶民价值观发生改变，祝寿变得庶民化，出现四、五十岁就称寿的社会现象并成为奢侈性的讨论。祝寿文化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发生了由祈寿到祝寿的观念性转变，明代社会将争取寿命与祝寿活动分开，出现了将修行、善恶福报、祖先与个人寿命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祝寿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