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承接宋元以来的祝寿文化风气,庆寿文化更进一步发展。明代庆寿风气有四个特点:其一为做寿规模越来越大,寿期越来越长;其二为做寿演戏成为风气,增加了喜庆气氛;其三为做寿仪式日趋复杂。寿宴是庆寿时被最广泛的人所接受的一种庆祝形式,本章笔者即主要探讨明代中后期时人的庆寿寿宴情况。
迄至明中晚期,社会上喜好做寿之风未艾,上至大僚,下至百姓,莫不重视庆寿。可以说祝寿发展至此已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单纯地为了庆贺而庆贺,而且祝寿文化随着时间的发展与日俱增,大江南北莫不如此。特别是在社会经济与崇奢风气的推动下,明中后期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祝寿文化。
一般来讲,官员过寿的排场甚大,花费也较多,中央大员的生日多奢侈,如此的身份地位致许多有交情的人前来祝贺,如赫赫有名的严嵩父子过寿时“每遇岁时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馈赠,遂为定例,略不见疑”、“往岁大学士严嵩生辰,彼则以数万金为寿”。这所展现得大概是明中叶中央官员过寿奢侈程度的一个缩影。
对于地方官场方面的祝寿,一般是学生、下属庆贺官场上的老师,逢遇长官或同僚的诞辰前来祝贺。万历年间,李贽在其被交为地方管束时,在《焚书》中写道:
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
李贽在交为地方管束时,描述了地方上学生对老师庆寿的态度,学生对师父与上级长官的态度不敢怠慢,逢地方官过寿时“来而迎、去而送”,不仅如此还要置办酒席,自己出礼金买祝寿所需要的幛轴,从不敢掉以轻心,免得惹地方官不高兴来找他的麻烦,可以看出官场上学生对老师的诞辰极其看重,可见一斑。
对于地方官祝寿,巡抚的祝寿场面已极其盛大。嘉靖中叶,江西巡抚虞守愚过寿时文集中所记载的庆贺场面如下所述:
督府中丞东涯虞公寿也,公以兹岁秋八月五日当诞详之晨,江、广、闵、湖诸郡邑吏预期来祝,进以先后,序尊卑也;列以东西,序文武也。礼行之际,衣冠者恭,介胄者肃,轶轶如也。公坐堂上,袍绯带金,虎符豸绣,容舒色愉,貌庄仪端,台下之人,望而生畏,瞻而起敬…合词欢祝,声震皆庑,旌旗斾斾,钲鼓喤喤,音乐叶奏,歌舞杂进,欢悦之极,不可胜述。
由这段记载可知,巡抚庆寿诸郡邑吏都前来祝贺,按尊卑秩序依序拜寿,又按文武列以东西两班,而虞守愚本人则“公坐堂上、袍绯带金”,可以看出他庆寿时地位非同一般,前来祝贺的人更是肃然起敬,合词欢祝,整个祝寿的场合甚是壮观,不可胜述。
大约属同一时期的南赣巡抚顾遂过寿时也是一样,据史料记载在他庆寿时:“江、广、湖、福四藩、南赣、漳、汀、惠、潮、韶、雄、彬九郡、庾、犹、义、暨凡六十六邑、五备、二十八兵卫戎所,各率其属,远弥咸集,明发序进,太下稽首为公寿”。由此来看,巡抚顾遂的生日前来祝贺的人更多一些。地方官员生日如此隆重与这一时期盛行奢侈的做寿风气有直接关系,另由于巡抚处尊居显的社会地位,获得众多官员与民众的支持,但不乏其中有“巴结”的寓意存在。
上述了巡抚过寿时的庆祝场面,其实此时知府的生日排场也不小。嘉靖二十二年,武昌郡守鹤菴先生王銮七十一岁大寿时:
皇二十有二年,癸卯春二月十有三日,武昌郡守鹤庵先生王公寿诞之晨,讵生宪皇九年二月甲戌,春秋七十有一,寿矣哉!郡之诸大夫士、诸耆逸、诸乡国学耄俊,冠者、带者、服者、巾裾者、弁衣裳者、履而写者,锦章绣文,纡朱佩金,咸往为寿。至则厥弟进而寿矣,厥诸子率诸孙鲁进而寿矣,厥诸犹子率诸孙鲁进而寿矣,厥外甥辈诸姻娅进而寿矣,诸内外当族长幼卑尊进而寿矣。长者先,少者次,前者让,后者趋,轶如也,翼如也。乃使者告公逆于门,速而入。及阶,揖孙而升阶,及堂,揖孙而升堂。宾西主东,咸再拜,公亦再拜。拜巳,诸大夫咸执爵为寿。
这段对王銮过寿时的场面描写很是详细,如此细致的描述体现出可能在此之前并没有举办过这么壮观的祝寿宴会,大家还没有形成定式的祝寿活动。现如今当他庆寿那天,各县官员、县令及生员甚至有些声望的人都来祝贺,前去祝寿的人数可达几百人之多。在这之后,内外亲族当按长幼尊卑顺序进行寿拜,诸子带诸孙进寿,诸孙再带诸曾孙,侄子辈率侄孙、侄曾孙拜寿,外甥辈率诸姻娅前去祝寿,整个祝寿场合长幼有序尊卑分明,这一活动结束后,诸大夫、官员及其他宾客再执酒轮流上寿,祝寿的场面极其盛大,祝寿环节也颇为繁琐。
对于上述巡抚、知县过寿场面的描写,我们不乏了解到当他们庆祝诞辰时,各县县令、生员、地方父老及其他宾客都前来庆贺。从寿序中所描写的祝寿场面所知其过寿的排场很大。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按察副使孙默斋六十岁诞辰: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宪副默斋孙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于今乙卯甲子一周。于是县之人为其礼者,尤以为重。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初一为孙默斋先生生日,当他过寿这一天,县上前来祝寿的人都带着贵重的礼品,这与当时社会奢靡的风气息息相关。归有光称在无法道其庆贺献酬宴会的盛大场面,在这场祝寿的活动中,亲朋好友、官僚同署聚集在一起,杯酒说生。
那么对于已致仕回乡的官员,每逢生日时也仍然受到地方同僚官署的重视,张思南昔日为南昌太守,任职期间深受人民爱戴,正德二年,张思南值六十大寿,诞辰之日“文会诸君子往贺之”,而被祝者则“侯夙兴戒具,绯衣金鞶,肃客于门”。生日这天张思南早期准备迎接宾客的器具,穿戴红衣金鞶,在门口迎接客人,在庆寿的过程中“宾主交拜,礼仪秩秩”。此时社会上盛行过寿的风气,张思南寿辰之时正值社会动荡时期,出现经济凋敝的景象,“聚贿之多,无救于然脐;为法之弊,自罹于入瓮。薄海内外,欢声沸腾。而侯之肆筵设席,适逢其时,喜可知矣”。可见在如此情况下仍过寿,肆筵设席,他对自己的生日极为重视。
有关明代民间私人祝寿的情况,明人文集、笔记中都有所记载,更多的是亲戚、朋友之间聊情谊、感恩情等相互祝贺。祝寿发展至明中叶,此时富庶之家、有身份地位的缙绅、文人都好于庆寿,做寿之风越刮越盛,做寿活动的规模、寿期等都较前代有所发展。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祝寿在此时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前代不同的变化。
卜朴庵为嘉靖时期吴江人,其“家故多厚产……解其装,得数百金出之,稍逐利,岁生息亦得百金有赢。迨今数年,已几数十倍于前矣”。由此看出卜朴庵家产丰厚,居住在城中其资产相当富足,那么在卜朴庵七十大寿这一天,其子请求何良俊为其写寿序,富庶之家逢过寿时更追求贤者为其写寿序这一事情,这其中说到“汝日供八簋,不若得名人一言”,均以此为做寿的排场之一,可见民间祝寿对此极其看重。我们再来看嘉靖二十九年春天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人赵釴为父母庆贺八十大寿时的场景:
翼日旦起,洒扫张具,群兄弟、子侄进酒为寿。日晡,诸从父昆弟咸至,左右行立,各进酒为寿。七十以长者进三卮,六十以长者二卮,五十以长者一卮,余同一卮,皆以序进。毕,就坐。髪二毛者坐于上,不及五十者坐于下,相率欢饮,道家所从来。
赵釴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后升迁做官,论此可称为富庶的贵人之家,他为父母过八十大寿时,宴会从早到晚陆续都有内外亲族前来拜寿,群兄弟、子侄进酒为寿,同样应按尊卑、长幼顺序,有秩序地进行庆贺,庆寿的场景很是热闹。
明代社会上一些乡内、郡内有威望的老人,诞辰那天人们都会前来祝贺。万历三十四年歙县有名的乡绅方采山九十大寿,鲍应鳌与方采山为同郡之人,并且作为晚辈对方采山的事迹与名声有所了解,他在寿序中写道:
时天子存问之,使于先生尚有所待,若曰少司徒行且年徳弥高,当举异数以优大老,国家岂有爱焉?而郡邑守相,则已奉行诏书,式闾敦礼,干旄相属于巷左,抚臣若台使者,咸下檄表宅里,树风声,以光邦家而昭来祀。于是乡之搢绅衿裾,各以次上寿。
九十岁高龄在古代已非常少见,何况明代社会一直倡导敬老尊贤的社会风尚,时方采山九十大寿时国家天子存问,因先生年德弥高受到国家爱戴。除了天子存问以礼优待,郡县守相都奉行诏书,带着厚礼登门拜谒,旌旗相继立于巷左,巡抚和使者都来家里檄文旌表,为树立良好风气,崇敬德高望重的老人。当时来上寿的有乡内缙绅和文人之士,各依次序上寿,并请鲍应鳌写寿序为此来庆寿。可见年高德重的官员过寿时,备受地方官和文人的尊敬爱戴,都前来祝寿。
另一方面,若家中或乡里有老人被朝廷赐予“寿官”,通常也会大加庆贺,对于老年人被朝廷授予头衔,是乡里人极为重视的一种社会荣誉。年高且有德被朝廷赏赐极为不易。明中叶,王襞在《庆东楼宗叔官带序》中称自己的家乡“吾安丰,东海绝漠之滨,斥卤不毛之乡也”。其所居住的环境恶劣,谈到宗叔获得寿官是难得的机遇,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兹若东楼翁,皤然一氓,于于闾巷,支节以待朝夕,固无所仰戴于其上者也。而且以其寿得拜恩锡冠带之荣,乡之耆旧,重为庆之,吾宗党亦相与执斗于其庭,而扬言曰:是冠是带,朝廷之名器也,盖所以荣君子而稀有德者。今而瞿田舍之齿,苟幸岁月之齿于林落间者,亦蒙茂恩,叨承盛典,而含哺鼓腹之下,得庶几妆点太平于盛时之万一,亦云幸矣。如是而为翁庆,宁不可耶?
这其中清楚地写出了社会上对此的心态,在得知其寿被恩赐冠带之荣,地方上的耆老、宗党等纷纷前来饮酒祝贺,作者更是言之其为国家朝廷的名器,在乡里极具威望,其寿当然可为之庆贺。
嘉靖二十三年,狄尚文进京考取进士落榜,留京数月后返回家乡,这时值其父亲六十大寿,归有光为其写了寿序《狄氏寿宴序》一文,对于普通的人家庆寿,过寿场面规模相对较小:
时东明君年已六十矣……是岁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寿,铺筵几,备揖让,曰:吾宾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觞酒豆肉而已。于是会者不过数人,酒不过数行,宾主忻忻,欢笑竟日,此可以为儒雅之会矣。
由上述的记载可知,父亲诞辰之日,狄尚文率领诸弟稽首上寿,摆了几桌饭菜,依序寿拜。并说这时过寿不希望宾客太多,唯有亲友、相知就可以,也不必有大鱼大肉丰盛的饭菜,简单的喝酒吃肉就可以。于是其父亲的生日宴会只有好友知己前来道贺,宾主喝酒谈笑,称为儒雅之会。
另外,文人、文社会友的生日,同仁们也会聚已相庆贺。正德十二年,斯文会中顾自如先生逢七十岁大寿,会中人为庆贺其寿辰:
正德丁丑,自如先生年登七十岁,首倡一律,邀会中同庚上杭令高先生思南守、张先生和之。因命工肖像为图,系之以诗。会中诸老集里中韵士,徒而和之,得若干篇。卷成,借曾颂三寿作朋之意,题曰《朋寿》。先生走书京师曰:吾三人愿得吾弟一言为寿也。
当文会中有人过寿时,斯文会同好年初就邀请了同龄的高先生和张先生前来一同接受庆贺,并命令画工为三者画其肖像,会中诸老以及里中韵士一起为三人写寿诗,得若干篇,成册之后取名《朋寿诗》,意味会中朋友之间共同为庆贺过寿而写的诗篇。由此可知明中叶时,文会中的文人对过寿这件事也很重视,会中有人过寿时会通过写寿诗、画像等活动聚会以相庆贺。其实在顾自如六十岁生日时,即正德二年,文会的缙绅就“援故事,征文命觞往贺之,亲朋继焉”。除此之外,嘉靖四十二年,项孟璜四十岁生日时,陈继儒说:
吾友孟璜项太史,以甲寅四十社,兄弟酌大斗寿之堂。孟璜谢曰:苏学士文章偏天下,而集中寿言不少见,征文侑觞,非古也。陈子曰:《三百篇》颂祷之诗,十居二三。春秋即大夫聘问诸国,辙赋诗饮酒以为寿,岂论小年大年哉!孟璜仅四十,其胸中包洛古今之书几万卷,其目中历书菀柘、誊诽、向背炎凉之态几百变。盖年虽少,文行则祭酒也,衡量裁鉴则老尊宿也。孟璜不觞,谁当寿者?
项孟璜四十岁生日时,社友们“酌大斗寿之堂”为其庆贺生日。社友们对孟璜四十岁即阅览古今书籍几万卷,社友们为孟璜写颂祷之诗达三百篇,数量不在少数,大家多是出于尊敬、钦佩之意为其祝寿,并且劝酒佐助饮兴。
大致上,明代社会上逢亲友相知生日,相关亲友“咸具羊酒往贺的情况”应是普遍存在的,祝寿时“设广席大会宾客”,生日宴会前来祝贺的人还有可能达数百人之多,特别是江南地区这种庆寿风气更甚。归有光为苏州府昆山县人,他在文集中对昆山地区的祝寿风气有很多记载,他说到“东吴之俗,号为淫侈,然于养生之礼未能具也,独隆于为寿”。在这一地区人们四五十岁就开始做寿,并且尤为奢侈:
吾昆山之俗,尤以生辰为重。自五十以往始为寿,每岁之生辰而行事。其于及旬也,则以为大事,亲朋相戒毕致庆贺,玉帛交错,献酬燕会之盛,若其礼然者,不能者以为耻。富贵之家往往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称道其盛。考之前记载,吴中风俗未尝及此,不知始于何时。长老云:行之数百年,葢至于今而益侈矣。
由此可知,昆山地区尤为重视生辰,每到寿辰则为大事,亲朋相互庆贺“玉帛交错,献酬燕会之盛”,富庶的人家聚集四方之人,又有文字称颂其祝寿的盛大场面。这一地区此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每及朝,亲党咸集,置酒髙会以为乐。然惟富贵之家为盛”。明中叶,浙江余姚人倪宗正就曾说:
田舍翁多收十斛麦,遇生日为乐,况上于此者乎?然而耀金紫,聚黄白,遂傲然有余生日则出珍玩,列图书,盛管弦,割肥击鲜,广会宾客,词人颂德,术士占福,诙夫献笑,自谓豪杰,妄比神仙。
此时江南地区做寿的情形,遇生日这天无比欢乐。珍玩、图书、管弦、割宰、广会宾客,还有词人颂德,术士占福,帮闲说笑的,通过这些在生日宴会上可出现角色与物品,可以推测江南地区庆寿是有一定商业性市场存在的,而上述这些物品应为祝寿时常出现的东西与娱乐活动,这种商业性市场与文人娱乐活动在寿诞场合中出现,不难说是明中叶江南市镇、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上的反映。明中叶以后,并不仅限于江南地区盛行做寿,其他地方也一样流行,特别是官宦聚集的北京更是如此,归有光说他本来以为只有昆山当地庆寿成习,直到他去了北京,才发现“京师则尤有甚焉”,与同年进士交谈后,也才知道各地“其俗皆然”。
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了解到明中晚期的社会,上至大官下至百姓,人人都极为重视自己的生辰,祝寿发展至明代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活动。突破阶级、突破地域、突破年龄,前述已及明中晚期出现了四五十岁就开始做寿的现象,不再有年龄限制。崇奢的风气自江南逐渐向各地蔓延开来,此时是否有钱成为人们祝寿的条件和标准,而不再拘泥于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
明中晚期的做寿文化,在举办寿宴的过程中,庆寿逐渐也与演剧、乐舞联系在一起。明代人的庆寿方式逐渐从表示祝贺的文字到更直观的图画,再到注入演剧、乐舞这些增加喜庆氛围的活动,让明朝的祝寿文化活动从静态走向动态。
明朝初年,贺寿演剧是明代宫廷和贵族生活的重要内容。元明鼎革时期,少数民族的祝寿文化对明初的贺寿活动有很大影响。在前已述及的元代祝寿文化中,我们了解到元朝宫廷贵族贺寿时“结彩香案,呈舞百戏”,按照元代的户籍制度,祝寿的宴会上应由专门的乐户来表演。元代贺寿时的朝拜礼仪与演剧的风俗被明朝人所继承,如明初朱元璋钦定《祖训录》,其中关于天子帝王庆寿礼仪有这样规定:“凡遇天子寿日,王于殿前台上设香案,具冕服,率文武百官具朝服,行祝天地礼。”究其实,明初祝寿时的演剧具有宫廷化与贵族化的倾向,演剧作为庆寿、宴享时的娱乐活动。明初设教坊司,掌宴会大乐,由专门的乐户担任庆寿戏剧的演出人员,祝寿时使用的演剧题材多为神仙庆贺的历史故事,朱有燉的《新编吕洞宾花月神仙会》序言云:
予以为长生久视,延年永寿之术,莫逾于神仙之道。乃制传奇一帙以为庆寿之词。抑扬歌颂于酒筵佳会之中,以佐樽欢,畅于宾主之杯,亦古人祝寿之义耳。
因而可知,明初庆寿时所演的戏剧多为神仙故事的剧目,神仙的形象成为了喜庆吉祥的象征。宫廷贵族庆寿时除了正式的歌舞戏乐,还有杂剧百戏的承应。祝寿时所表演的戏剧主要有《十长生》、《蟠桃会》、《八仙庆寿》、《神仙会》、《宝光殿》、《献蟠桃》、《庆长生》、《群仙祝寿》、《黄眉翁》、《庆千秋》、《群仙朝圣》等以神仙庆寿为主题的曲目,摒弃了神仙超度思想的藩篱,纯粹以享乐吉祥为主。此时,庆寿场合伴有戏剧、演戏等活跃气氛的活动多发生在宫廷贵族阶层,这得益于朱元璋在制定律令时对神仙庆寿题材的宽宥,《大明律·刑律杂犯》申言:“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从律令及明代初期的戏禁政策,我们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戏剧搬演的内容有严格限制,反而对庆寿、神仙为主题的内容放以宽限。帝王贵族同样对短命有所恐惧,庆寿时常伴有延寿题材的戏剧,这种活动意涵通常以借喻福禄寿为祈求目标,这种现象在普通仕宦家庭及庶民阶层中不为常见。
纵观有明一代,明中叶为社会经济、风气转变的关键时期,此时演剧、乐舞与庆寿相结合的活动方式,逐渐地向社会中下层移动。明初宫廷贵族阶层擅于在庆寿时搬演戏剧来增加喜庆气氛,明中后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催生了仕宦家庭蓄养家班,适逢祝寿等喜庆节日侑酒演剧是常有的事。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其作者为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得是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析。其中所描写的庆寿宴饮场景,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人庆寿时的状况。小说中多次描写了人物祝寿时宴饮集会的场面,其中演戏、唱曲是常有的桥段,笔者根据其记述整理了以下表格,用以说明明中晚期祝寿与演戏、唱剧逐渐庶民化的特征:

由上表可知,西门庆这一家庭人物在庆寿时,场面很是热闹。杂耍乐工、小厮、优伶是生日宴会中的娱乐因子,由他们弹唱、搬演戏文,不再按照明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只能由专门的乐户承应。小说中对演剧、唱戏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述,如西门庆庆寿时弹唱唱寿词、演戏场面的描写:
正吃间,忽听前边鼓乐响动,荆都监众人都到齐了,递酒上座。玳安儿来叫,四个唱的就往前边去了。那日乔大户没来,先是杂耍百戏,吹打弹唱队舞绕罢,做了个笑乐院本……四个唱的弹着乐器,在旁唱了一套寿词。西门庆令上席,分头递酒。下边乐工呈上揭帖,刘、薛二内相拣了《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一面觥仇交错,歌舞吹弹,花攒锦簇饮酒。
这段记载详细地描写了西门庆庆寿时,请了弹唱艺人来唱说寿词,并且还演起了杂剧,这热闹的庆祝场面人们在下面饮酒官场杂剧,歌舞弹唱使祝寿更加热闹。在这一时期杂剧、弹唱的内容唱词主要是以寿词、歌颂祝愿健康长寿的词语。
祝寿发展至明中叶,在庆寿的场合中加入鼓乐等形式活动,是前代都不曾有过的一种新发展。随着这种庆寿活动在民间流传开来,有些地区更进而开始用演戏来庆寿,民间的做寿风气逐渐与鼓乐结合在一起,如监察御史戈尚洁在母亲八十大寿诞辰的前一天为其准备庆寿当天要用的乐曲:
《弋母高太孺人八十诗》,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成,明日甲戌,聊为大卷。又明日乙亥,寿期也。用乐导入弋氏,寿于母所。
戈尚洁在母亲寿辰的前一天,将寿诗八十首形成大卷,用于明天母亲过寿时的乐曲,并将所做的诗聊“寿于母所”。明中叶以后,明人的日记中同样对社会上盛行的这种新兴的祝寿文化活动有所记载,冯孟祯在《快雪堂日记》中记载到“沈、二官为内人生日设席款客,余亦与焉,吕三班作戏,演《麒麟记》”。同样李日华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记述了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初一他父亲生日这一天“率妇、子称家君之觞,有歌舞,夜得雨爽然”。明末文人的笔记中多数记载了生日这天有歌舞、演戏等情况,冯、李二人皆为浙江地区生人,他们所记载的是那一地区此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现象,那么在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庆寿时钱谦益曾在文章中也曾说过“吴人生辰为寿,徵笙歌,制屏障,多宰杀以供长筵”。而这种做寿的形式,可能在许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祝寿文化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呈现出新的特征。迄至此时,上至官僚无论是中央亦或地方巡抚、知府,下至百姓,亲友相知亦或普通庶民,可以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阶层,莫不庆寿。通过文集中的记载,笔者发现当一些有身份的人过寿时,同僚、乡党或亲友,逢庆寿这天纷至沓来并携带贵重礼物,这其中不乏有“巴结”的寓味存在。透过梳理明人祝寿时的场景,可知越富庶的人家庆寿场面越隆重,前来祝寿的人越多。在明中后期的祝寿文化里,文社、“寿官”、又或者乡里郡内有威望的老人,都会举行庆贺,逢威望老人祝寿时,天子存问制度以礼优待,郡县守相都会奉行诏书,带着厚礼登门拜谒,以显尊重。明代的庆寿活动,进一步与乐舞、演剧结合在一起,以烘托喜庆的气氛。明初这种现象多出现于宫廷贵族阶层,受元代祝寿文化的影响,加入了戏曲的元素,由乐户承应,演剧内容多为神仙延寿的历史故事。明中期开始,出现了仕宦家庭蓄养家班的现象,庆寿与演剧、乐舞结合的庆贺方式逐渐庶民化,笔记、小说中均有体现。
下一篇:明代中后期的祝寿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