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 论资源节约视野下的殡葬改革进路①

(四)文化观念的路径依赖

殡葬领域的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传统丧葬习俗与生死观念经代际传承,融入社会认知与行为规范。这种文化惯性成为殡葬改革的深层阻力,致使资源节约型新型殡葬理念难以打破固有认知,阻碍殡葬现代化改革进程。

一是传统生死观与丧葬习俗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殡葬文化对现代殡葬改革构成显著制约。传统生死观与丧葬习俗赋予殡葬活动浓厚的孝道伦理意义,并通过仪式化流程进行物质化表达。这种将殡葬活动异化为物质化表达的行为,借由仪式化流程而被赋予某种神圣性,从而使得资源浪费行为免受道德质疑。与此同时,对死亡的禁忌心理使得公众有意无意回避对殡葬活动中资源效率的理性审视,并将资源消耗内化为文化认同符号,阻碍资源节约理念在殡葬文化中的确立。因此,“慎终追远”“亲亲为大”“入土为安”的核心观念经代际传承,内化为社会集体意识,形成以土葬为主、注重仪式隆重与墓地永续的文化范式。^① 这些传统涵盖价值、空间与社会三重维度:价值上,丧葬仪式与孝道伦理紧密关联;空间上,强调永久性墓地的情感寄托作用;社会层面,则注重维系家族伦理与社会评价。这种文化惯性使得节地生态葬等新型殡葬方式面临多重困境。从认知层面来说,新型殡葬方式常被视作对传统的背离而遭受抵触。从行为层面来看,民众常因路径依赖而固守土葬模式。^② 就制度层面而言,殡葬改革的阻力也将转化为政策执行的社会风险。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文化阻滞源于殡葬活动兼具实用与文化象征的双重属性,其转型成本远超单纯的技术革新。例如,部分地区火葬政策推行受阻,本质是文化认同与制度创新间产生矛盾的体现。要突破这一困局,需构建文化调适机制,在尊重传统文化、情感需求的前提下,逐步推动殡葬价值观念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③

二是现代殡葬文化培育不足。 现代殡葬文化培育机制的不健全成为殡葬现代化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阻碍,根源在于尚未构建起有效的文化转型支撑体系。④ 从文化演进规律来看,强调生态环保、简约文明的现代殡葬理念与传统丧葬文化存在显著价值断层。这种价值断层使得资源节约的观念在殡葬改革中难以获得足够的认同。进一步来说,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育路径,以资源节约、生态环保、注重精神传承为核心的现代殡葬文化难以从观念认知层面转化为社会行为实践。一方面,教育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生死观教育和殡葬伦理课程缺失,使得现代殡葬理念仅停留在政策认知表面,难以形成深度文化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传播机制的碎片化、阶段性的宣传无法建立持续的文化渗透渠道。因此,在实践转化方面,生态葬等新型殡葬方式因缺乏标准化仪式流程与文化阐释,难以提供传统丧仪所能给予的情感寄托,导致民众接受度不高。^⑤ 这种文化培育的系统性不足,反映出制度设计对文化转型规律的忽视,造成物质层面改革与文化认知转变的脱节,形成“制度先行而文化滞后”的困境。要破解这一难题,需构建涵盖教育渗透、持续传播、实践转化的立体化培育体系,通过逐步积累文化认同为殡葬现代化改革提供深层动力,实现文化传承与资源节约的协调统一。

三、系统重构:以资源节约为导向的殡葬综合改革

殡葬改革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面对当前殡葬活动中资源消耗巨大、制度结构性失衡、深层矛盾尖锐等问题,亟需以资源节约为核心导向,从法律、技术、文化等方面对殡葬领域进行全方位、系统性改革。

(一)殡葬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当前殡葬法律体系存在立法层级偏低、规范协调不足等结构性缺陷,亟待通过体系化重构实现制度创新。应着力提升立法位阶、强化规范衔接、优化权责配置,构建系统完备的殡葬法律框架,既为殡葬活动确立权威规范依据,又为资源节约型殡葬制度改革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一,修订《殡葬管理条例》。 作为殡葬领域核心规范的《殡葬管理条例》已显现出明显的制度滞后性,其行政主导的立法理念与粗放的规范设计难以适应新时代殡葬事业发展需求。从法规范畴看,该条例存在三重脱节,即价值取向上缺乏资源节约与生态保护的现代治理理念,调整范围上未能涵盖生态葬、数字殡葬等新兴领域,规范内容上较为粗陋且关键条款缺失。这种制度缺陷导致执法实践中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权责边界模糊,既削弱了法律权威性,又难以有效遏制资源浪费现象。条例修订应当遵循制度演进规律,通过价值重构实现立法理念升级,将绿色发展、民生保障等原则纳入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范畴拓展将生态葬等新型殡葬方式纳入规制范围。同时,还要增加设施审批、服务监管、公众参与等程序性规定。这种系统性革新既能强化法律规范的适应性与可操作性,又能为资源节约型殡葬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最终实现从行政管理向现代治理的制度转型。

与此同时,针对殡葬活动中土地、森林、能源等资源的大量消耗,亟需从减量化、轻量化和无形化等方面改革遗体处理制度,从生态化和标准化等方面完善墓地建设制度,同时建立健全殡葬配套制度,提高民众采用新型生态葬的意愿和积极性。在遗体处理制度方面,一是要深入推进遗体减量化,降低火化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二是要全面落实遗体轻量化,规范土葬,减少木材和不可降解材料的使用,保障土葬的生态性;三是要积极鼓励遗体无形化,大力提倡新型殡葬方式。在墓地建设制度方面,针对不同的殡葬方式明确其土地占用、材料使用、尺寸大小等标准,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社会接受度。同时,还要提高墓地建设的生态性要求,进一步规范墓地建设中的土地占用,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创新墓地建设形式,积极引导塔葬、壁葬、楼葬、树葬、花葬、海葬、冰葬等殡葬形式。在配套制度方面,一是完善新型殡葬激励制度,通过物质奖补和精神奖补相结合的方式对采取新型生态葬的行为人予以鼓励;二是建立殡葬行政指导制度,加强对公民新型生态葬的宣传和具体殡葬产品选用的指导;三是政府要加强殡葬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为公民自由选择殡葬方式提供便利支持。

第二,制定《城乡居民殡葬法》。 法律位阶与规范体系的完整性直接影响制度的权威性与实施效能,现行殡葬领域以《殡葬管理条例》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因立法层级较低、调整范围有限,难以全面保障城乡居民殡葬权益与统筹资源配置。通过制定《城乡居民殡葬法》提升立法层级、构建专门法律框架,有助于解决殡葬制度中权利义务失衡与城乡发展不均等深层次矛盾,推动殡葬治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转型。从法律体系构建角度看,《城乡居民殡葬法》的制定是弥补殡葬领域高位阶法律缺失的必然选择。相较于行政法规,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能够系统规范殡葬活动中的核心社会关系,尤其在城乡居民殡葬权益平等保护、城乡殡葬差异化管理、殡葬服务公共属性界定等现行条例存在空白的关键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具体的制度创新而言,《城乡居民殡葬法》应以权利保障与资源节约为核心构建规范体系。一方面,确立公民殡葬自主权、知情权、选择权^① 等基本权利,并强化殡葬服务市场的监管。另一方面,将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理念上升为法律原则,设定殡葬设施建设、殡葬服务提供及殡葬废弃物处理的强制性标准。

第三,完善地方立法。 殡葬事务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统一国家立法难以全面适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及民俗文化差异,完善地方立法需遵循“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的治理逻辑,通过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弥补国家立法的普适性局限。基于立法的社会效果而作出立法决策是科学立法的必然要求。^① 从立法理论看,地方立法兼具补充性与创新性功能:一方面可细化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如土地紧张地区可从严设定殡葬用地标准,传统习俗浓厚区域可制定兼顾文化传承与资源节约的过渡性规范;另一方面可为改革提供制度试验场,在生态葬推广、服务定价机制等领域先行先试。然而,当前的地方殡葬立法存在明显不足,一些地方简单复制国家法规而缺乏本地化调适,也有因立法能力不足难以及时将改革经验规范化的情况。因此,应构建殡葬地方立法的央地协同机制,在遵守上位法的基础上鼓励差异化制度探索,同时强化立法的科学性审查,确保既契合地方治理需求又符合国家改革方向,最终形成层级协调、有机衔接的殡葬法律体系。

(二)殡葬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殡葬标准体系作为规范殡葬活动、保障服务质量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支撑,当前面临设施建设、服务监管及新兴业态等领域的标准缺失与滞后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构建与动态优化,形成覆盖殡葬全流程、全领域的标准化体系,从而为殡葬现代化改革提供科学、精准的技术规范和科学保障。

第一,完善殡葬设施建设技术标准。 殡葬设施建设技术标准的完善应以资源节约为导向,从体系构建、动态更新与实施保障等方面协同推进。在体系构建上,需建立层级分明、覆盖全面的标准体系,将节地生态要求融入规划、设计、建设全流程,通过严格用地指标明确各类设施容积率与建筑密度上限,细化功能分区标准并规定生态环保设施与智能化设备的配置比例,促进设施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在动态更新机制方面,应建立定期评估修订制度,及时将骨灰堂立体化建设、生态纪念园景观设计等新兴领域纳入标准,同时完善反馈机制,收集实践需求,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在实施保障层面,则需强化标准约束力,将其与项目审批、竣工验收等行政程序挂钩,建立标准化审查机制并明确违规责任,同时推动标准与行业认证衔接,形成“标准引领、行政监管、市场响应”的协同机制,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规范殡葬服务质量与价格标准。 殡葬服务质量与价格标准的科学设定,不仅关系到民生福祉,更关系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殡葬行业中暴露出来的服务质量差、价格畸高等突出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质量与价格的标准化管理体系的缺失。这种缺位不仅加剧了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还容易引发市场的逆向选择风险,阻碍殡葬行业健康发展。因此在服务质量层面,应系统构建涵盖遗体接运、冷藏防腐、火化处理等全业务流程的技术标准与时效规范,并明确划分基本公共服务与市场化增值服务的质量层级。价格管理则应采取分类监管模式:基础民生服务执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配套成本监审与听证制度;竞争性服务实行备案制市场定价,通过负面清单防范价格违法。同时构建价格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价格透明度。

第三,建立新型殡葬方式相关标准。 新型殡葬方式的规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备的标准体系。新型殡葬方式相关标准的构建要坚持创新性与兼容性并重,并针对树葬、草坪葬、海葬等差异化殡葬形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标准。在标准实施环节,还需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架构,充分吸纳殡葬行业协会、环保科研机构、消费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参与标准制定。同时,要注重强化新型殡葬标准与现行政策法规的有机衔接,将其纳入行政审批和资质认证环节。此外还应当构建标准动态维护机制,通过定期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强化标准的修订与完善。

(三)殡葬监管机制的优化与升级

殡葬监管作为制度运行和市场秩序维护的核心保障,当前面临着监管碎片化、效能低下及手段落后等挑战,亟需优化升级。

第一,构建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殡葬监管涉及民政、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职能交叉,易产生监管重叠或真空。传统监管模式存在信息不对称和职能推诿的弊端,如民政部门侧重资质审批、市场监管关注经营行为、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土地使用,从而导致违规行为难以全链条治理。因此,必须在厘清部门权责清单的基础上,建立责任明确的监管体系;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审批、执法等数据的联网互通,并建立联合执法与会商机制,针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提升殡葬治理效能。

第二,加强殡葬市场动态监测与执法。 传统的事后监管具有滞后性,而动态监测与执法能显著提升殡葬市场监管的及时性和精准性。当前监管主要依赖定期检查与专项整治,难以适应服务创新和消费场景多元化的趋势。强化动态监管需要技术与制度共同驱动:在技术层面应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搭建监测平台,实现经营数据实时采集、风险智能预警;在制度层面则需建立日常巡查与重点督查相结合的执法机制,形成“监测-预警-执法-反馈”的流程体系。动态监测和严格执法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识别市场异常行为,及时纠正运营偏差,从而增强监管威慑力,保障消费者权益。

(四)殡葬服务体系的生态化转型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传统殡葬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生态化转型是殡葬服务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正确方向。

第一,加大公益性殡葬服务供给。 经营性服务的过度扩张导致资源浪费与民生负担加重,而公益性服务供给不足将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① 加大公益性殡葬服务供给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殡葬服务生态化转型的基础保障。通过政府主导的普惠性供给,扩大公益性殡葬服务,能够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引导形成简约集约的殡葬消费模式。加大公益性殡葬服务供给首先要明确殡葬基本服务的范围与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在资源上要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城乡设施布局,提升殡葬服务供给薄弱地区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除此之外,还要构建服务质量监管体系,确保服务公平规范,推动殡葬服务体系向生态化、普惠化方向发展,实现资源节约与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

第二,推广节地生态葬等新型殡葬方式。 推广节地生态葬是破解殡葬资源约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举措。这不仅是殡葬形式的革新,更是对传统丧葬文化的深层次重构,即通过将生态价值融入殡葬实践,推动整个服务体系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② 树葬、海葬等节地生态葬式以“回归自然”为核心理念,能有效降低土地永久性占用和环境负荷。但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节地生态葬的推广面临文化认同障碍。因此,要在制度上完善激励政策体系,对采取节地生态葬的亲属进行奖励和补助。同时,要在文化宣传上加强生态理念传播,重塑社会认知,并在技术研发上加大力度,丰富节地生态葬的形式和精神内涵,提升人文关怀。

第三,开发绿色环保的殡葬技术与产品。 殡葬行业的生态化转型须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支撑,这是突破传统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模式的关键路径。毋庸讳言,当前殡葬领域存在显著生态短板:火化设备能效低下且污染严重,传统殡葬用品多采用不可降解材料,墓地建设过程易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应大力开发绿色环保的殡葬技术和产品。在遗体处理方面应聚焦火化的减排技术以及环保材料的推广使用,在墓地建设方面则要注重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和普及。要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同时建立产品认证体系,并运用财税政策激励市场应用。而在技术应用环节则应强化标准规范,确保技术落地质量。同时要培育绿色技术服务市场,促进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良性循环,推动殡葬服务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变,实现行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

(五)殡葬文化观念的渐进式革新

殡葬文化观念作为深植社会的殡葬意识形态核心,对殡葬实践具有根本性塑造作用。面对传统丧葬文化与现代改革诉求的张力,必须推动殡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入生态、环保、节约、绿色等现代价值理念,通过渐进调适实现社会生死观与丧葬价值观的重构,为深化殡葬现代化改革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支撑。

第一,加强生命教育与现代殡葬文化宣传。 殡葬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过程,生命教育与文化宣传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载体发挥着关键作用。传统殡葬文化中的厚葬观念与资源节约诉求的张力,需要通过系统性教育宣传予以调适。当前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公众对死亡认知的非理性化,助长了厚葬之风;现代殡葬文化宣传的不足则制约了生态、环保、节约、绿色等理念的社会认同。因此,构建现代殡葬文化需要从教育和宣传两方面入手:在教育层面应将生命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发分龄课程,培养理性生死观;在宣传层面需整合传统与现代传播渠道,运用情感化叙事传播生态殡葬理念。这一转型过程强调持续性、浸润式传播,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宣传的协同,实现从认知转变到行为养成的深层变革,最终为殡葬现代化改革奠定文化心理基础。

第二,创新祭祀方式与传承文化内涵。 祭祀文化的现代化、生态化转型是传统殡葬实践在当代社会的创新性发展,其本质在于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从文化演进规律看,虽然传统祭祀活动中的物质化仪式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存在某种微妙的价值张力,但简单割裂传统将导致文化认同危机。当前传统祭祀面临双重困境:在实践层面,焚烧祭祀等行为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在文化层面,形式化倾向导致精神内涵弱化。破解这一困境需坚持“形变神不变”的创新原则,一方面在技术上运用数字化、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开发网络祭扫平台,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拓展祭祀形式和时空;另一方面在文化路径上深入挖掘“慎终追远”“崇德报功”“孝道”等精神内核,设计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新型仪式。^① 总之,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仪式规范制定和生态理念传播,推动祭祀方式从物质依赖型向精神传承型转变,实现殡葬文化在创新中延续,在延续中发展。

四、结 论

当代殡葬改革呈现出制度重构、技术创新与价值重塑协同演进的特征。通过法律规制、标准体系、监管机制、服务转型与文化观念等多维度的系统考察,可以看到殡葬改革的多层次互动关系:法律体系确立改革的制度框架,标准体系将资源节约理念落到实处,监管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服务转型促进民生保障,文化重塑奠定改革基础。这些改革要素形成了“制度供给-技术支撑-价值引领”的良性互动,既可破解传统殡葬模式的资源困境,又有助于构建殡葬现代化治理体系。未来的改革需要在保持制度弹性的基础上,持续优化资源节约与人文关怀的辩证关系,推动殡葬事业实现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范式转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