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死教育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对生死教育为何能起到预防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探讨尤为必要。恐惧管理理论和的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都对如何理解甚至解决***事件频发等社会问题有重要启示,本项目首次在二者核心概念“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之间架起桥梁,旨在验证死亡提醒对痛苦逃避的影响,即在没有防御时会增加痛苦逃避而有近端或远端防御后会减少;验证自我接纳在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中的中介作用;验证生死教育后自我接纳会提升,痛苦逃避会下降,从而为生死教育起效的内在机制提供可能的解释。
生死教育(Life-and-death education)又称死亡教育,是指围绕“死亡”这个核心主题开展的有关情感、思想以及行为的教育,促使人们认识死亡现象和了解死亡本质(王流芳, 胡志民, 2022)。国外死亡教育最早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对死亡学的研究,并逐步兴起并发展(Pine, 1986)。我国内地生死教育受限于“重生忌死”、“未知生,焉知死”等传统儒家观念影响起步较晚(罗羽, 张慧兰, 2018),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青少年自伤状况不容乐观等大背景下,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如教育部(2020)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275号(教育类118号)提案《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提案》,提出要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全社会的生死教育。社会各界也在不断呼吁加强生死教育(曹坤明, 2021)。一般认为,生死教育对于预防有着重要作用(李斌, 2004; 王云岭, 2020; 胡宜安, 2022),也有学者展开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胡月, 2015; Testoni et al., 2020)。有鉴于此,对生死教育为何能起到***预防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的定义为“一个人有意识地企图伤害自己的身体,以达到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关于的心理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早年的心理学说是关于“自我”的发展以及其如何介入,后期的学说则比较集中于扩大对动力和介入因素的研究,并试图发现在所有行为中的内在共同基础,如不能忍受的心理痛苦这一单独的心理因素(毛玉华, 2009)。Shneidman (1993)提出的心理痛苦理论就是其中的典型,该理论认为心理痛苦是引发***的直接原因。
关于的心理痛苦理论积累了大量的行为学证据,但是有学者指出心理痛苦并非一种单一的主观体验,而应包含多维结构(李欢欢 等, 2015)。Li等(2014)提出的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Three-Dimensional Psychological Pain Model),该模型认为心理痛苦包括痛苦唤起、痛苦体验和痛苦逃避三个维度。其中痛苦唤起是个体心理痛苦中的认知成分,痛苦体验是个体心理痛苦中的生理和心理成分,而痛苦逃避是个体心理痛苦的行动趋向,即个体有强烈的逃避心理痛苦的动机水平,而且是个体选择的唯一解决方法。痛苦逃避被视为是该模型中的核心维度,多项研究均发现痛苦逃避对于意念和未遂在行为学和神经生理学指标上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Li et al., 2014; 李欢欢 等, 2015; Li et al., 2017; Sun et al., 2020;魏诗洁 等, 2022),甚至预测效能比抑郁水平这一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因素还要高,并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Sun et al., 2020; Campos et al., 2019; Campos et al., 2020)。痛苦逃避的关键作用,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的心理痛苦理论,并为如何做好预防提供了新思路(李欢欢, 2015)。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这一优势也有着“沉重的代价”,即对死亡的意识会激发人类内心最深的恐惧(所罗门 等, 2016, 陈芳芳 译, p.5)。对于死亡潜藏的恐惧及应对死亡恐惧的方式,深刻且普遍地影响着人类思想、情感、行为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罗门 等, 2016, 陈芳芳 译, p.VIII)。自1986年诞生以来,恐惧管理理论历经三十余年经久不衰,得到了包括跨文化研究在内的大量验证,同时相关的新成果层出不穷(Greenberg et al., 1986; Pyszczynski et al., 2015; Barnes, 2021)。
死亡提醒(mortality salience)是恐惧管理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意指对人“必死性”的提醒和揭示(郭永玉, 傅晋斌, 2011)。在死亡提醒后,会出现近端防御(proximal defense)和远端防御(distal defense)两种不同的应对死亡恐惧的方式(Pyszczynski et al., 1999)。近端防御是指死亡思维在意识层面时,人们会通过压抑或合理化将其排除在意识层面之外(陆可心 等, 2017)。远端防御是指在近端防御结束、高认知负荷或阈下直接死亡提醒后,潜意识层面的死亡想法通达性(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增加,进而使人们更强烈地捍卫自身所认同的世界观(世界观防御, worldview defense),或寻求实现某些与自尊紧密相关的价值标准(自尊寻求, self-esteem striving)(傅晋斌, 郭永玉, 2011)。这些应对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与死亡问题没有任何逻辑上或语义上的联系。但是从恐惧管理理论的视角来看,世界观防御能让个体觉得自己所在的世界是有意义的,而自尊寻求可以让个体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些精神上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超越肉体死亡的安慰,从而克服死亡恐惧(肖博文, 2015)。死亡提醒是近端防御或远端防御产生的必要条件,研究者在不同的实验中发展出了多种有效的操作范式(Rosenblatt et al., 1989; Arndt et al., 1997; 柳武妹 等, 2014; 王予灵 等, 2016)。
恐惧管理理论及的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以死亡为出发点,相关新研究均方兴未艾等(Pyszczynski et al., 2015; 孙芳 等, 2022)。但是,按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两个重要理论之间的直接联结却几乎为零。作为两个理论中各自的关键因素,死亡提醒是否会影响痛苦逃避?如果有影响,是遵循怎样的规律?这种可能的关系,对于预防是否会有新启发?这些研究上的空白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其实,两个理论都对如何理解甚至解决事件频发等社会问题有重要启示。比如:恐惧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缘起于文化人类学家贝克尔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拒斥死亡》(Kheibari, 2019)。虽然看似矛盾,但贝克尔指出其实是一种试图应对潜在死亡恐惧的特殊方式。在其他防御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为了不被内心深处充斥的死亡恐惧所折磨,人们可能会视为最后捍卫自己的手段(Enikolopov, Chistopolskaya, 2012)。而痛苦逃避是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背景下被反复验证并强调的核心预测因素(孙芳 等, 2022)。从该视角出发,如果通过一定方式让潜意识的死亡想法通达性直接提升,***的关键预测因素——痛苦退避水平将会上升。
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在恐惧管理理论的框架下,死亡提醒会抑制行为(Enikolopov, Chistopolskaya, 2012),增加对的拒斥感(Kheibari, 2019)。结合之前提及的近端防御和远端防御机制,可以推测在拥有正常防御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在死亡提醒后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是启动近端防御,压抑、回避***,在意识层面就可以降低痛苦逃避水平。二是启动远端防御,通过世界观防御或自尊寻求,让个体觉得自己是“永恒的现实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肖博文, 2015),其潜在死亡恐惧可以得到象征性的“庇护”。或者可以说,个体潜意识层面关于死亡这个最大的痛苦有机会在远端防御中得以逃避。如此这般,个体就不需要在意识层面再去逃避痛苦,因此进行远端防御后,痛苦逃避水平也会下降。
此外,以往因为个体差异和不同的情景启动,造成自尊寻求、世界观防御测量有过争议的情况(张阳阳, 佐斌, 2006; 傅晋斌, 2011; 韦庆旺 等, 2015),所以准确测量具有普遍性的远端防御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回到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类之所以会有死亡恐惧,其源头在于人具有自我意识,能意识到死亡也意味着包括自我在内的彻底丧失(所罗门 等, 2016, 陈芳芳 译, p.5)。但死亡又是每个自我最终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自我的接纳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论自我的部分是好是坏,如果都能被接纳,那么死亡也就没有那么可怕。关于自我接纳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认同,甚至认为这是面对死亡产生消极或积极反应的分水岭(Lykins et al., 2007; 韦庆旺 等, 2015; 所罗门 等, 2016, 陈芳芳 译, p.211)。所以在死亡提醒后,努力提高自我接纳的程度,可能会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远程防御机制。同时,作为死亡提醒后远端防御的自我接纳也有助于减少痛苦逃避,甚至会是其中的中介因素,因为不同的防御最终都会带来意义感和价值感,这些都指向对自我的接纳。这些猜想是否正确,均需要实验验证。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等大背景下,从国家到社会,近年来对生死教育均加大了关注力度(教育部, 2020; 曹坤明, 2021)。但目前,国内对此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对国外死亡教育的介绍对比(罗羽, 张慧兰, 2018; 吴磊,2019; 王流芳, 胡志民, 2022)、对生死教育普及推广的呼吁(王云岭, 2020; 冯勇, 2021; 胡宜安, 2022)以及教育理念、课程体系设计等领域(胡宜安, 2015; 王进, 朱东莉, 2019; 梁小花, 沈宏格, 2020; 滕飞 等, 2020),仅有的少数定量研究偏向医学领域 (陈菲菲 等, 2018; 黄宇昕 等, 2021),心理学视野下的实证探索更是寥寥无几(王苏维 等, 2018)。生死教育为何能起作用?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可能是怎样的?这些疑问都值得被认真考虑。近期有研究表明简短地呈现预防材料并不能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Pashak, 2022),那么在学校持续一学期的生死教育选修课情况会有不同吗?从恐惧管理理论及***的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角度考虑,因为生死教育中存在大量的死亡提醒素材,并给予了学生们充分的时间可以进行近端或远端防御。同时,通过对死亡信息的脱敏、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和对生命意义感的寻求等多种可能的方式,学生们的自我接纳程度预期会提升,因此其痛苦逃避水平将会下降。这些关于生死教育起效的内在心理机制的猜想,本研究希望以准实验的方式从心理学实证视角尝试进行验证。
本研究期望完成的目标是:验证死亡提醒对痛苦逃避的影响,即在没有防御时会增加痛苦逃避而有近端或远端防御后会减少;验证自我接纳在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中的中介作用;验证生死教育后自我接纳会提升,痛苦逃避会下降。
为完成此目标,拟进行五个研究:
研究1:阈下死亡提醒引发痛苦逃避。
通过操纵阈下死亡提醒,直接增加死亡想法通达性,考察被试间的痛苦逃避差异,确立本系列研究的前提。具体假设为:
H1: 阈下死亡提醒组被试的痛苦逃避水平显著高于中性提醒组。
研究2:死亡提醒近端防御减少痛苦逃避。
在死亡提醒后立刻进行痛苦逃避测量,考察近端防御的效果。具体假设为:
H2: 死亡提醒组被试的痛苦逃避与中性提醒组无显著差异。
研究3:死亡提醒远端防御减少痛苦逃避及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
阈下死亡提醒后填写自我接纳问卷,考察远端防御的效果。具体假设为:
H3a: 阈下死亡提醒+自我接纳组被试的痛苦逃避与中性提醒+自我接纳组无显著差异。
H3b: 自我接纳在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中起中介作用(如图1)。
研究4:死亡提醒远端防御影响痛苦逃避的心理机制再验证。
通过操纵自我接纳水平,进一步验证自我接纳在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之间的作用。
H4: 操纵自我接纳与否和不同的提醒条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而言,未操纵自我接纳水平时,阈下死亡提醒的痛苦逃避水平显著高于中性提醒组;操纵提高自我接纳水平时,两组的痛苦逃避水平无显著差异。
研究5:生死教育前后测对比。
通过对未选修生死教育课、选修生死教育课学生前后的自我接纳水平、痛苦逃避程度进行测量,对比考察生死教育起效的心理机制。
H5: 选修生死教育课的同学在上课前与未选修的学生在自我接纳水平、痛苦逃避程度无显著差异,但在课程结束后自我接纳水平显著提升、痛苦逃避程度显著下降。
本研究通过死亡提醒及其近端和远端防御机制对痛苦逃避水平影响的探讨,丰富了两个理论的研究内容,深化了对原因的理解,特别是通过研究认识到潜在的死亡恐惧与风险密不可分。
同时,本研究预期论证死亡提醒后的近端防御有助于降低痛苦逃避,心理危机干预中有一种常见说法,即“与想的人谈论,并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其***风险”,这一点在诸多临床实践中均得到验证,但之前并未有过理论上的解释,死亡提醒后的近端防御效应将有助于理解此现象。
此外,本研究还提供了对生死教育为何有效的内在心理机制的一种可能性解释,使生死教育具备了更坚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本研究预期论证死亡提醒后的远端防御有助于降低痛苦逃避,同时自我接纳是中介因素,这证实了研究人员的猜想(韦庆旺 等, 2015; 所罗门 等, 2016, 陈芳芳 译, p.211),更为干预与防范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要做好三观的引导和自信心的培育,并通过心理教育等方式促进自我接纳,使相关人员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提醒时,可以有良好的远端防御机制进行应对,有效降低风险。
同时,通过更加具有生态效度的准实验形式对生死教育起效原因进行实证探索,即降低潜在的死亡恐惧,增加自我接纳,有助于生死教育在实践中更加有的放矢,如在教育过程中更加关注对死亡的平常心认识等。
理论联结创新: 本研究首次在恐惧管理理论和***的心理痛苦三因素模型之间架起了桥梁,对死亡提醒及其近端和远端防御对痛苦逃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机制探索创新: 本研究首次引入自我接纳作为死亡提醒与痛苦逃避之间的中介因素,为之前诸多研究者的理论猜想提供了实证研究证据。
研究领域拓展: 本研究首次就生死教育起效原因在心理学实证层面进行探讨,极大地拓展了生死教育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范畴。
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提醒条件(阈下死亡提醒、中性提醒)。因变量为痛苦逃避水平。
被试
本实验首先使用G*Power 3.1 软件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Faul et al., 2007)。以独立样本t检验为统计方式, 显著性水平α= 0.05 且中等效应量(d = 0.5)时, 为了达到90%的统计检验力, 本实验至少需要172名被试。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少量不认真填答的无效数据,故选取某高校学生180人作为被试。随机分配至阈下死亡提醒组与中性提醒组中,每组90人。
实验材料
阈下死亡提醒和中性提醒: 采用E-prime3.0软件,刺激在CRT 电脑显示屏上呈现,刷新率为75Hz。此材料改编自Arndt等人(1997)的实验材料。任务要求被试对所呈现的两个为一组的词语进行判断,让被试左手食指放在“Q”键上,右手食指放在“P”键上。若一组词语属于同类范畴如“叔叔”和“阿姨”,则按“Q”键。若不属于同类范畴就按“P”键,如“蝴蝶”和“桌子”。先让被试进行6个trail的练习,再进行正式实验。阈下死亡提醒组材料出现在每一组词语的中间,主要形式为:先呈现 1s 注视点“+”,再呈现第一个词语400ms,再呈现 10ms 掩蔽刺激(空屏),接着呈现词语“死亡”20ms,再呈现10ms掩蔽刺激(空屏),再呈现第二个词语,第二个词语持续至被试反应。一共出现15 组词语,即也呈现15次“死亡”。练习阶段和中性提醒组的中间词为“田野”,此词与死亡不相关。
痛苦逃避: 采用由Li等(2014)编制的三维心理痛苦量表(Three-dimensional psychological pain scale, TDPPS),对个体当前和最严重时的心理痛苦水平进行评估,包括痛苦唤醒、痛苦体验和痛苦逃避三个维度。量表共17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1)到“非常符合”(5),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痛苦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优良(Li et al., 2017)。本实验中选取其中涉及痛苦逃避维度的题目进行测量。
实验程序
首先让两组被试根据电脑上呈现的任务完成相应提醒(近视被试要求佩戴眼镜),随后填写三维心理痛苦量表,最后请被试报告性别、年龄等常规人口统计学信息。
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提醒条件(死亡提醒、中性提醒)。因变量为痛苦逃避水平。
被试
样本量考虑同研究1,选取某高校学生180人作为被试。随机分配至死亡提醒组与中性提醒组中,每组90人。
实验材料
死亡提醒和中性提醒: 参照Cui等(2020)与Hu等(2020)的死亡提醒操纵方法,让死亡提醒组被试阅读有关疫情之下全球死亡病例相关的新闻报道,具体包含累计确诊人数、累计死亡人数、未来死亡发展趋势分析等内容,并回答两个问题:(1)报道中提到,全球目前有多少新冠肺炎死亡病例?(2)请写下你看到此则新闻报道时的想法和感受。让中性提醒组被试阅读一则有关疫情之下全球旅游业相关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中包含疫情之下全球旅游业和国内旅游业的损失、以及对未来旅游业受损的趋势分析等内容,并要求被试回答两个问题:(1)报道中提到,全球旅游业将有多少人面临失业?(2)请写下你看到此则新闻报道时的想法和感受。两则阅读材料均与疫情相关且描述了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死亡提醒组通过强调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来进行死亡提醒,中性提醒组则是通过描述疫情下的旅游业情况作为控制组。
痛苦逃避: 同研究1。
实验程序
首先让两组被试分别阅读相应提醒材料,随后填写三维心理痛苦量表,最后请被试报告性别、年龄等常规人口统计学信息。
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提醒条件(阈下死亡提醒+自我接纳、中性提醒+自我接纳)。因变量为痛苦逃避水平。
被试
样本量考虑同研究1,选取某高校学生180人作为被试。随机分配至阈下死亡提醒+自我接纳组与中性提醒+自我接纳组中,每组90人。
实验材料
阈下死亡提醒+自我接纳和中性提醒+自我接纳: 阈下提醒材料同研究1,自我接纳的测量采用自我接纳量表(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该量表由国内学者丛中和高文凤(1999)编制,共16个项目,主要用来对个体的自我接纳特征进行测量和评定,分为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李克特4级评分法,各条目评分之和为自我接纳总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我接纳程度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痛苦逃避: 同研究1。
实验程序
首先让两组被试根据电脑上呈现的任务完成相应提醒(近视被试要求佩戴眼镜),随后填写自我接纳量表和三维心理痛苦量表,最后请被试报告性别、年龄等常规人口统计学信息。
设计
本实验采用2×2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操纵自我接纳与否(操纵自我接纳、未操纵自我接纳)与提醒条件(阈下死亡提醒、中性提醒)。因变量为痛苦逃避水平。
被试
采用G*Power 3.1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本实验所需样本量,对于本实验适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取中等效应量f = 0.25,显著性水平α= 0.05,组数为4,要达到85%的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201名被试。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少量不认真填答的无效数据,故选取某高校学生220人作为被试。随机分配至四个组中,每组55人。
实验材料
自我接纳操纵: 采用阅读一篇心理学科普文章《如何学会接纳自己》进行操纵(佚名, 2022),并设置操纵效果检测题目:“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自我?”,使用李克特7点计分方法(1=一点都不愿意,7=非常愿意)。
阈下死亡提醒和中性提醒: 同研究1。
痛苦逃避: 同研究1。
实验程序
首先让操纵自我接纳的两组被试阅读文章并回答操纵效果检测题目,而未操纵自我接纳的两组被试直接回答检测题目。然后请不同提醒组被试根据电脑上呈现的任务完成相应提醒(近视被试要求佩戴眼镜),随后填写三维心理痛苦量表,最后请被试报告性别、年龄等常规人口统计学信息。
设计
本研究为准实验,采用不等同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时间序列设计。实验组、对照组的区别为是否选修生死教育课,前后测的变量为自我接纳水平、痛苦逃避水平。
被试
实验组为某高校选修了生死教育课的学生120人,对照组为未选修生死教育课的学生120人。为控制无关变量,对照组在学生的年级、性别、所学专业上与实验组匹配。
实验材料
自我接纳: 同研究3。
痛苦逃避: 同研究1。
实验程序
在生死教育开课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的自我接纳水平、痛苦逃避水平进行测量。在生死教育课结束后一周(确保实验组有足够时间进行近端和远端防御)再次对两组的自我接纳水平、痛苦逃避水平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