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北方民族葬俗的因素

葬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它既承载着民族对生死的独特认知，也凝聚着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一个民族的丧葬习俗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地理对北方少数民族葬俗的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广袤无垠的草原、茂密幽深的森林、崎岖复杂的山川，不同的地理地貌为葬俗提供了差异化的物质基础与空间条件，从而催生出土葬、火葬、天葬、树葬等各具特色的丧葬形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流、碰撞与融合。这种紧密的互动使得各民族的葬俗得以相互借鉴、彼此影响。与此同时，汉族作为华夏大地的主体民族，其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与北方民族的频繁接触中，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葬俗。对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习俗作一梳理，对深入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化形态，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及中华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节 自然地理因素

一、气候条件的作用

气候条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古代劳动人民不断根据气候条件调整生活方式，在丧葬习俗上也有所体现。气候条件通过资源可获得性、技术可行性与仪式象征性等方面深刻影响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的选择与演变。

蒙古高原地处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冻土深达2米以上，土葬成本极高，因此许多民族便形成不同的丧葬习俗，如考古发现匈奴墓多为竖穴土坑墓。《周书》中记载突厥人“焚尸收烬”，但是寒冷气候下通常燃料短缺，促使其发展出“停尸待春”习俗，即冬季将尸体置于毡帐，春季解冻后火葬，这种适应性策略后被契丹继承。

青藏高原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旱少雨，秃鹫作为顶级食腐动物，能分解尸体，减少疾病的传播。藏地天葬场多位于4000米以上风口，利用强风加速尸体分解。

契丹早期生活在西辽河流域，森林覆盖率高，因此人们会选择将尸体置于树上。另外，古代西北回族部分地区依河而居，人去世之后会有水葬的习俗，水葬与伊斯兰“速葬”原则结合，形成“清水洗尸、白布裹身、就近入河”的葬俗，既符合教义又适应水资源分布。

二、地形地貌的作用

地形地貌作为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古代北方民族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其葬俗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北方草原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墓葬不设封土、碑刻。比如匈奴葬俗“无封树丧服”，突厥石人墓虽立石人，但地表无封土，符合草原流动性需求。蒙古高原地广人稀，缺乏大型石材和木材资源，游牧民族多采用天葬、树葬或风葬。遗体暴露于自然中，通过动物分解或风化回归天地，与游牧民族“万物有灵”的生态观相契合。

东北地区岩石资源丰富，女真、契丹等民族盛行石棺葬、积石冢。如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群”，利用山体斜坡建构多层石砌墓室，既顺应地形节省人力，又通过石材的永恒性强化祖先崇拜。

地形地貌塑造了北方民族葬俗的多元面貌，不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性智慧，也揭示了葬俗作为文化符号，如何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神圣的精神场域。

第二节 北方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民族交往对葬俗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多为游牧民族，在民族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共通性。由于北方民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因此各民族之间更容易相互影响。北方民族的很多葬俗均能在不同民族中发现类似情况，可见北方各民族之间在丧葬仪式上的相互影响。

纵观北方民族的丧葬仪式，会发现剺面习俗不仅存在于匈奴，而且在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中也有这种习俗。有关剺面习俗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剺面流血”。剺面习俗始于匈奴，后在突厥、回纥等逐渐兴起。因此，剺面习俗常见于突厥等少数民族中，这与突厥的扩张和民族融合也有一定关系。隋至唐初，突厥曾统治过北方及西域地区，并与一些民族或部族通婚联姻，使很多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都与突厥保持联系。唐太宗贞观年间，大唐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东突厥，将东突厥安置在以河套地区为中心的北方。与此同时，这些归降的突厥人和西域胡人将本民族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北方地区。因此，剺面习俗也成为突厥、回纥和西域诸胡所共有的葬俗。

鲜卑早期葬俗以本民族葬俗为主，太和改制后，鲜卑葬俗不仅受到汉族的影响，北魏末年有的鲜卑葬俗中，还显示多元胡化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北魏鲜卑贵族元怿的葬礼。正光元年（520年），元叉、刘腾幽闭二宫，污杀元怿，举朝震动，史载“朝野贵贱，知与不知，含悲丧气，惊振远近。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为之剺面者数百人”。其中，“夷人”的剺面习俗显然不是鲜卑丧葬中的普遍习俗，此处的“夷人”极有可能是突厥人，这也说明鲜卑葬俗中存在的剺面习俗可能是受到突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丧葬习俗中，普遍存在宰杀牲畜以祭之的行为，并且一些民族还有殉葬牲畜的习俗。匈奴有随葬牲畜头骨的习俗；乌桓鲜卑的丧葬中有殉犬、马的仪式；高车人会通过焚烧牲畜的骨头来祝福逝者的灵魂；突厥回纥的葬礼上会宰杀牛、马、羊作为祭品。这些丧葬仪式中普遍存在的以牲畜殉葬的行为，虽与北方游牧经济形态有关，但这也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这些与牲畜相关的丧葬习俗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

二、游牧经济与丧葬习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在上层建筑上必然是游牧民族的政权组织松懈，实力忽强忽弱，这也导致游牧政权的更迭相对频繁。再加上北方民族的战争不断，一个政权被另一个政权所取代，必然会引起底层民众的交错杂居和相互交融。对于北方民族的人们来说，当本民族政权衰落之后，他们可能更愿意留在适合他们居住的北方草原上，因此，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另外，北方民族的很多葬俗都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这也使得各游牧民族之间更容易相互影响，并且很多葬俗在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后，往往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能够更加长久地保留和延续。

游牧经济流动性强，以牲畜为核心生产资料，依赖季节性迁徙寻找水资源，定居性弱，社会活动围绕牧场转移展开。经济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受气候、瘟疫、战争等因素影响较大，物质积累有限。以部落或氏族为基本单位，血缘关系与社会分工紧密结合，军事化程度高，社会结构强调集体协作。游牧民族这些特点导致难以建立固定的大型墓地，墓葬选址多位于迁徙路线附近，形制简单，缺乏长期维护。而且丧葬活动需适应迁徙节奏，仪式时间短，注重功能性而非繁复程序。

在丧葬内容方面，牲畜是游牧经济的核心财富，丧葬中常以马、羊殉葬，象征死者灵魂在另一世界继续游牧生活。匈奴贵族墓中常见完整的马匹殉葬，契丹人则以“烧饭礼”焚烧牲畜祭祀亡灵。除了殉葬牲畜之外，墓葬中马具、弓箭、皮革制品等随葬品占比高，反映游牧生活的核心技能与身份认同。例如鲜卑墓葬中出土的铜牌饰常以动物纹样装饰，体现草原艺术风格。氏族社会的特性使丧葬仪式强调群体参与，通过集体歌舞、赛马等活动强化血缘纽带。如突厥人的“剺面截耳”习俗具有强烈的集体情感宣泄功能。

第三节 汉族对北方民族葬俗的影响

一、古代汉族葬俗

古代汉族的丧葬习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宗法制度、阴阳五行观念和佛教道教元素，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其核心精神是“慎终追远”，即通过庄重的丧葬仪式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强化家族伦理与社会秩序。汉族丧葬以孝道为本，丧葬规格严格遵循《周礼》、《仪礼》规定，区分天子、诸侯、士大夫、庶民，体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阶级性。通过祭祀使子孙“民德归厚”，维系家族血脉与道德传承。

一直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具有不同的经济形态与文化背景。汉族生活在中原地区，多山地，以农耕经济为主，汉族的葬礼场面十分隆重。汉族的丧葬习俗是汉族民间信仰实践的体现，与汉族的经济、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是随着汉族的形成而形成，随着汉族的发展而发展。汉族持有灵魂不灭观念，“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并且汉族以儒家《仪礼》、《礼记》为圭臬，崇尚孝道，对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因此，在整个汉族，相比薄葬观，厚葬思想占有绝对的优势。权贵皇戚、工商大贾、地主富室等由于家资殷实富厚，其墓葬往往“积土成山。列树成林”，葬具“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厚葬现象并非只存在于贵族阶层，民间也是“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这种厚葬现象在某些时期甚至到了“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

活跃于中国北方数千年的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其葬俗不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汉族的影响最深。

二、汉式器物的引入

两汉时期，匈奴与中原王朝互动最为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频繁，从匈奴墓葬的考古资料来看，匈奴墓葬中吸纳了许多汉族的丧葬文化元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前文提到的匈奴人去世后大多使用木制葬具，匈奴后期木棺外层用丝织品包裹，并且棺外涂有红漆。匈奴与汉王朝经济上交往的显著表现就是互开关市，其中绢马贸易是互市的一种类型。边疆民族提供马匹，中原王朝则拿出绢帛，双方借此各取所需。匈奴民族以马交换汉族的丝绸绢帛，这些丝绸锦缎除了制作衣物之外，匈奴人还学习汉族将棺椁外涂漆裹绢的做法。

二是匈奴晚期，匈奴人去世后，陪葬物品逐渐出现具有典型汉族文化特征的铜器和丝织品。尽管牲畜头骨、马具、箭镞、衣物等具有游牧民族的典型随葬物品仍然很多，但相较之前，这一时段的匈奴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种类越来越多，并且很多随葬物品都具有汉族丧葬文化特色。这说明在民族交往交流中，匈奴在各个方面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在丧葬文化上逐渐吸收汉民族丧葬文化的因素，其葬俗呈现出汉化趋势。

三、儒家孝道观念的渗透

北魏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鲜卑习俗与乌桓相同，史载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北魏太武帝时期，太保、录尚书卢鲁元去世，“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可见在拓跋鲜卑和北魏前期，鲜卑一直盛行着具有喜丧意味的习俗。

北魏自建国以来，许多君臣不断学习汉族文化并受到影响，孝文帝亲政后，主动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语言、服饰、官制、礼乐、丧葬等方面，大力推动鲜卑族全面学习汉族文化，在此氛围中，鲜卑葬俗在某些方面向中原地区的葬俗靠近。禁止丧葬期间歌舞宴乐就是一个方面，如鲜卑贵族元谧在其母丧期间，“听音声饮戏”便遭到御史中尉李平的弹劾；高阳王元雍建议“丧制未毕，欲罢百戏丝竹之乐”；也出现了如元朗在其居母丧时“孝行过礼，哀深孺慕，初丧一旬，水浆不入于口，苫块二期，鬓发皓然俱白”等按照儒家礼仪行事的孝行。

中原汉族文化对鲜卑葬俗影响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按照孝文帝的规定，那些迁移至洛阳生活的鲜卑贵族，去世后不能再归返北方安葬。可见孝文帝改革之前，鲜卑葬俗以本民族丧葬风格为主。改革之后，鲜卑葬俗吸收融合了汉族的丧葬元素。

四、丧葬制度的影响

突厥汗国建立之后，版图迅速扩大，与中原王朝边地相接，而且不断与中原政权往来。因此，先进的中原文化对突厥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传统上流行“立石建标”的习俗，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突厥墓地中开始出现碑刻，从而进入突厥丧葬风俗受汉文化影响的最初阶段。突厥葬俗受到汉族影响最先是从贵族开始的，这主要由于突厥与中原王朝频繁和亲，大批汉人以和亲公主随从的身份进入突厥地区，并且长居住于此，对突厥人产生影响。此后，中原地区政权动荡，战争四起，大批汉族为躲避战争的硝烟而纷纷涌入漠北地区，再加上还有不少汉地边民在战争中被俘，他们活跃于突厥的各个阶层，将汉族的文化传播到突厥。具体表现在丧葬风俗上就是突厥人逐渐在葬穴之上加树封堆，据考古调查，发现突厥早期的墓葬与地齐平，与匈奴墓葬一样了无封树，后期墓葬的地面建筑逐渐明显，墓葬表面由传统的与地齐平逐渐发展到墓起封堆。突厥盛行过火葬，随着突厥与中原地区汉族交往交流的日益密切，部分突厥人改行土葬。

契丹在与中原地区汉族交往交流中，特别是“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深受汉族文化尤其是丧葬习俗的影响，如家族墓地的营建、归葬先莹、用棺作为葬具等。随着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及范围的不断扩大，辽朝契丹人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汉族文化，宋使宋搏就认为契丹社会“大率颇慕华仪”。曾因主张“坚壁自守”使“契丹引去”而得到“诏书褒美”的皇帝近臣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奉命出使契丹，归国后“撰《乘轺录》以献”。路振在书中记载：

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才，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至若营井邑以易部落，造馆舍以变穹庐，服冠带以却毡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国之义也。夫惟义者可以渐化，则豺虎之性，庶几可変矣。

北宋政治家韩琦的观察更为深刻，他在上疏中说：

窃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敌气愈骄，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契丹贵族归葬先莹、厚葬、用棺作为葬具等，应是对中原地区丧葬习俗的仿效，是其“慕中国之义”“尽习汉风”的体现。

即使西北地区的党项及其建立的西夏，其丧葬习俗也受中原地区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史载党项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迁徙到内地之后，受汉族丧葬习俗的影响，党项人开始流行土葬。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十里梁的一片党项拓跋家族的祖茔，其形制和内地汉族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