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韧性与资本博弈：农村殡葬改革政策悬浮生成机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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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主体策略互动的非预期后果

上文指出，基层政府游走于考核达标与风险规避之间，以变通执行的策略来平衡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27]19，致使农村殡葬改革政策异化；基层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的策略性互动导致国家目标在层级传导中被不断虚化，土地节约、移风易俗等目标沦为纸面承诺，而乡土秩序隐性延续，农村殡葬改革政策陷入政策悬浮的困局，殡葬改革政策呈现出非预期结果。

3.1 数字达标与实质失效

国家明确提出数字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要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由于政绩和绩效压力，常常通过“数字化建设”来彰显政绩^[28]，将火化率这一技术性指标置于政策核心地位，但是火化率的达标并未实现殡葬改革核心目标，造成殡葬改革手段与目标置换。这种量化考核体系促使基层政策执行者采取选择性执行策略：一是对偷埋和火化后二次棺葬的默许，二是对火化后大操大办等实质违规现象视而不见，“火化（葬礼）想咋办咋办。”（访谈记录）火化率指标的刚性约束虽然提高了政策执行的可视化程度，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压缩为可量化的技术操作，却使得移风易俗的文化改造工程被异化为追求统计报表完美的数字游戏，甚至上下级政府间达成共谋^[29]。数字表象的达标实质上构成了对政策本意的系统性背离，当政策执行者将可视的数字化结果等同于隐性的治理效能时，制度实践便陷入了数字化悬浮的困境，这种治理逻辑不仅削弱了政策合法性基础，更在基层社会催生出新型的仪式性抵抗——通过形式化满足火化率要求，同时在非监控领域延续传统丧葬实践。

3.2 仪式简化与费用增加

农村殡葬改革政策试图通过仪式简化，即压缩传统丧葬流程实现农民经济减负。基于对X县部分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国家殡葬改革政策要求下，丧葬仪式简化甚至消解更多是通过“偷埋”来实现的，如果村民选择“偷埋”，则不再举行丧葬仪式。然而，政策干预下仪式的简化不仅没有降低村民的殡葬负担，反而使得殡葬费用增加。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村民遵循传统，选择偷埋的话，不得不将资源投向政策监管的灰色地带，给村干部“上礼”，以获取偷埋的资格。如果村民在行政压力下选择火化，村民在火化后二次棺葬的现状也非常普遍，尽管仪式时间压缩，从原先的三天简化到一天，但是费用却不一定减少。除原有的棺材费用外，村民还需要支付火化、骨灰盒等的费用，费用不减反增，“那你就是火葬了，回来还是买了棺材，你花更多钱了，也浪费钱。”（访谈记录）总的来说，殡葬改革的仪式看似简化，但是节约开支这一政策目标并未彻底实现，最终沦为一场数字减负的治理表演。

3.3 节约土地与目标悬置

农村殡葬改革以节约土地为政策目标之一，试图通过推广火葬、建设集中公墓来解决散埋乱葬问题，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然而，这一理性的治理逻辑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域中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规定火化没一点用，因为火化后还得买口棺材土葬，还是占用了土地。”（访谈记录）即火化率的增加并未带来预期的土地节约。一方面，X县的公墓在乡村数量极少，村民依然会选择埋入祖坟或者自家耕地内，散埋乱埋现象并未得到消除。另一方面，即使村民选择使用公墓，X县现有公墓规格仍能容纳棺材，且公墓使用的大理石、水泥等材料与传统墓穴相比更难降解，土地循环周期延长，导致土地消耗从显性转向隐性，甚至因政策挤压下的空间争夺加剧生态破坏。正如陈华文老师的观点，“土葬浪费土地资源，与活人争夺生存空间”是一个伪问题^[30]。

3.4 行为嬗变与观念固守

在农村殡葬改革推动下，村民的丧葬行为呈现显著的妥协——火化率高、仪式流程简化，但这一行为嬗变并未带来传统丧葬观念的同步改变，反而凸显了传统惯习的韧性。村民选择“偷埋”（土葬）或者火化后棺葬操办丧仪的做法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其行动属于“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正如吴文藻先生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传统分为物质的、社会制度的和文化价值的三部分的话，其中物质的部分变化最为迅速，社会制度的部分变化居次，变化最慢、对人的行动之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大的是文化价值的部分。”^[31]如村民选择火化，但是仍然保留棺葬，甚至“入棺时会把衣服放成人形，然后把骨灰撒在衣服上。”（访谈记录）这些都是村民对“入土为安”的伦理内核完整存续的生动实践。正如上文所言，有些村民赞成丧事简办，简化仪式，但多是被迫选择，“反对也没用，政策出台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了。”（访谈记录）而村民选择火化之后，依然会延续传统丧仪，甚至采取大操大办的形式。政策希望通过殡葬方式的改变来推动村民思想观念的革新，但事实上村民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仍然遵循传统，遵从“人死后要留全尸”的孝道伦理。政府移风易俗构建的新型殡葬文化难以替代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对于老年人而言，尤其如此：“叫土葬埋埋，叫风光风光，有乐器来热闹，这也是人的一生。你叫那人死了再叫烧烧，烧了还再买个坟，再买个木头装装。那咋成？还是该让人家风风光光。”（访谈记录）

4 结论

农村殡葬改革是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内容，对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村殡葬改革场域中，多元主体博弈表现为政策制定者的强干预、政策执行者的弱执行和村民的消极应对，导致农村殡葬改革政策的悬浮困境，呈现出数字达标与实质失效、仪式简化与负担增加、行为嬗变与观念固守、节约土地与目标悬置等非预期后果。借鉴斯科特的观点——国家主导的大型社会工程常因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而失败，甚至引发灾难^[26]468，殡葬改革政策的悬浮困境可视为政策设计与地方性知识冲突的典型后果。在国家政策场域，政府坚持现代化治理和效率优先的惯习，强制推进火葬，试图将土地、身体、仪式简化为可计算、可管控的治理单元；而在乡土社会场域，村干部受制于政绩压力与人情、传统丧葬习俗的张力，遵循变通执行的路径依赖，村民遵循传统的丧葬习俗和孝道伦理，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编织出一张不可见之网，将政策目标消解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农村殡葬改革政策的悬浮状态由此形成了一场拉锯战——前者追求秩序的统一与效率，后者捍卫意义的多元与延续。在政策合法性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中，多元主体的策略性互动可能会使农村殡葬改革政策悬浮愈演愈烈，最终与改革的预期目标南辕北辙。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破解农村殡葬改革政策悬浮的困局，提升其治理效能，需要从以下策略着手。首先，重构政府激励机制，强化资源赋能。改革农村殡葬改革考核机制，在重视火化率的基础上，建立以节地生态效果、群众满意度等为核心的多维绩效评价体系，从强调刚性执行转向韧性治理，引导基层政府追求长期治理效能；通过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其开展地方特色生态公墓建设与本土化丧仪创新，为落实农村殡葬改革政策提供物质基础。其次，国家在殡葬改革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该发挥村民主体性，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殡葬改革政策宣传，增强广大民众对于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感，实现政策文本与治理效能的良性共振。再次，明晰村干部在殡葬改革事项中的权责，调和其“代理人”与“当家人”的角色冲突，将村干部转化为社区共识的凝聚者与福利资源的链接者。同时，赋能社区组织，切实发挥红白理事会的职能，引入文明治丧积分奖励等柔性治理工具。最后，国家应该妥善处理现代文明理念与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等地方性知识的张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对传统丧葬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新型殡葬文化，将国家目标创造性转化为林地复合葬、深埋生态土葬等地方性实践。

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解构农村殡葬改革中的政策悬浮，为理解中国社会基层治理中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实践效果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探索文化冲突性政策设计开拓了新视野。文化冲突性政策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共生关系，文化冲突性政策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进固然重要，但也要尊重地方传统习俗及政策目标群体的主体性。通过构建国家制度供给与社会文化反馈的双向通道，不仅可以增强政策的文化适应性，更能培育具有主体性的乡村文明再生机制。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对于破解当前农村社会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文化困境难题具有重要价值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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