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白族妇女传统生育和教育观念的分析，探讨在社会转型期白族妇女生育和教育观念变迁的原因，从而探讨怎样改善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和教育的现状，真正促进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

一、白族妇女生育观念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的改善，新法接生的普及，以前那种危害妇女的疾病得到控制，孕产妇死亡率1988年下降到5.63/万。在农村推行联产责任制中，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村落家族作用与功能逐渐被社会、集约化以及专业化的联合生产所代替；科学种田以及人们战胜自然灾害能力的增强，削弱了人们的宗教迷信观念；随着《婚姻法》的贯彻执行，白族妇女大多数都能自由恋爱、自主婚姻、选择如意伴侣、建立幸福家庭，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的推广，丧葬制度的改革，传统影响制约白族妇女生育的习俗和观念在改善，有利于白族妇女健康的生育观念和幸福家庭风尚正在兴起。如大理市湾桥乡小林邑村的妇女生育观念的变化，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白族自然村妇女生育观的转变

云南省大理市湾桥乡石岑村公所新邑村为自然村，位于滇西北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坝子中，海拔有2000余米。这里常年平均温度为15.1摄氏度，全年无霜期达230天，全年日照时数约2500小时，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左右。该村距省城435公里，距州府24公里，距大理古城13公里，跟乡政府2公里，距村公所1公里。全村有35户，人口143人，其中男性67人，女性76人，有32对夫妇。距村庄1500米处有滇藏公路通过，500米处有下关至上关的环海路穿过，汽车路直修至村中。村庄东面500米处有小学1所，村庄北面600米处有乡办中学，适龄儿童（包括女童）均能入学。全村人均信仰佛教和本民族宗教本主，距村庄500米处有一座本主庙，与邻村共尊一位本主。全村共有三个宗族，即陈、杨、李三姓，其中陈姓为大姓共16户，其次为杨姓11户，李姓只有8户，三姓间均有姻亲关系。村庄周围均是白族聚居的村庄。全村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均有一亩多的田，人均粮食收入450公斤，人均经济收入550元左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据调查，村民们普遍持有“人多势众”的思想，故而该村60岁以上的妇女19人中，除1人不会生育外，最少的生育2胎，最多的生育12胎，普遍生育5~7胎。在生育过程中又无卫生和健康条件的保障，通常在家中分娩，头胎由婆婆或丈夫帮助接生，随后多数为自己接生，也有个别靠妯娌或村里的接生婆助产的。所以，在该村的历史上，曾有因难产而导致母亲丧命的事例。而按白族的习俗，死于难产的妇女不能埋入祖坟，因为她们是不洁净的人。此外，在村里还有一年内一个屋檐下不许出生两个婴儿的习俗，其中一人必须到牛厩里分娩，造成婴儿出生后死亡。那时人们只有生育的能力，而无调节和控制生育和让妇女安全通过妊娠、分娩、母婴健康、不感染疾病的措施。在村里如今60岁以上的15位老太中，有两人曾得过子宫脱垂；一位有尿瘘；四位有过生殖道感染；多数妇女都患过不同程度的“妇科病”。

在村里人们生育的最大动力是耀祖光宗，传宗接代。李老太如今已79岁，她是当年村里唯一从洱源讨来的外县媳妇，尽管李老太年轻时十分漂亮能干，她除了会农业生产技能外，与本地媳妇相比，她还会食品加工、编织箩筐售卖等，村里的婆母、小媳妇在需要时都跟她学艺。可在平时生产劳动或传艺时，一旦与别人发生争执，最终过错都归在她身上，别人总以自己的儿女来炫耀，以“养个母鸡会下蛋，做个媳妇不会生娃”来讽刺挖苦她，她时时遭受冷眼、讥讽，有的人甚至骂她是“一幅孤老相”“石女”等。

在村民们的观念里也不容私生子和寡妇再嫁。一个家庭里，如果出现过一个行为越轨的女儿或有私生子，那她根本就不能在村寨中立足，甚至在附近的村庄都嫁不出去，家人、族人为此在村里也没面子，抬不起头，甚至影响到其他女儿的婚姻，舆论总是谴责她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陈家一女儿原许配在邻村，因她与中学同学相好并发生越轨行为，导致邻村人家与她解除婚约，而且波及到她品行端庄的妹妹也被解除婚约，最后她不得不远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山东省去。

历史上白族还流行过转房制即叔就嫂婚，哥哥去世后弟弟与嫂子过，不容许寡妇再嫁。近几十年该村已无转房现象，可寡妇不另嫁仍沿袭。据说过世不久的杨母张氏，21岁起守寡，直至去世。

尽管白族村落传统鼓励妇女多生多育，而且要生男孩，但调查表明，现40岁以上的16个育龄妇女中，最多一人生育四胎，其中两胎为智力低下者相继去世；有两人生育三胎，一家三个均为女孩；另一家第三个是男孩，其余均为两胎。40岁以下的12人，年轻一点的只生过一胎，其他为两胎、间隔在5年以上。从自治州规定农村妇女可生两胎以来，该村从来没有一家超生过。母婴健康不断提高，多数人均到乡医院分娩，即便在家中，也有村医接生，妇女们基本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避孕方式。村民们从“多子多福”到“儿多母苦”观念的转变，一是离不开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离不开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社区中的妇女们自己的参与。

（二）自然村社区里妇女的参与

据白族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分析，显然只有当妇女作为主体参与到村里的生产、生活及一切活动中，其自身的生育健康才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改善。在村里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砌房盖屋等村民人生大事上，每家都暗暗下决心与村里其他人家竞争，且要超过别人，争得“面子”和在村里的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妇女的参与起着重要的作用。白族妇女历来以勤劳能干而著称，她们不仅承担传宗接代的生育重任，而且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是稻作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之一；也是家庭生活的管理者，平等地与丈夫协商家中重大事件，她们的意见多数被采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佩戴在母亲胸前的“钥匙串”，主宰着家政中的一切，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由于妇女的辛勤劳作和妥善安排管理，不断加大了她们的参与程度和生产生活、经济支配权，提高了她们在村里和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步改变了她们对生育的看法。妇女们积极参与当地政府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的计划生育知识培训与教育，了解妇幼保健、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等道理，使她们从自身经历和养育子女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田多累主，儿多母苦”。妇女们的一生在为人妻、为人母，供养子女衣食住行、上学、就业、结婚、建房过程中，每一环节都少不了她们的参与。她们很少考虑过自己，尤其是自身的健康和需求，往日也没有人关心和过问。究其根源，都与生育过多有关系。所以要增强自己的健康，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响应政府号召，转变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再也不能无遏制地生育了。于是妇女们积极参与，采用避孕措施，选择生育胎次和生育间隔。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生育三胎以上的妇女自愿相约，三两成群进城做结扎绝育手术；生育期的妇女也主动去放环避孕等。近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妇女们的切身利益和愿望，从而杜绝了多胎生育，逐步降低了人口出生率。我们可以从该自然村近30年来的人口统计、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上略见一斑。

小林邑村在近30年之中，一直存在性别比差异，其中男性比约在47%，女性为53%，原因是男性在外面工作比女性多，女性寿命比男性长。而户均人口下降快，1985年比1975年户均减少1.3人；1995年又比1985年户均降低0.8人，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家庭规模也发生了变化。

1975年，该村人口最多一户为14人，5~6人者居多，这与白族传统崇尚四代同堂大家庭分不开。如今人口最多者6~7人，且数量较少，大家庭逐渐解体，走向父母和子女的核心家庭。

20世纪80年代中，联合家庭逐渐瓦解，核心家庭逐渐增多，村里也出现了单身户。到20世纪90年代，单身家庭增至3户，核心家庭占一半多，联合家庭基本瓦解，仅存2户为四代同堂。可两家均属爷爷辈在城里工作，父亲属独子，还有未出嫁的女儿。

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结构的变化，都与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分不开，缩小和变化的过程，就是妇女的参与过程。白族妇女在自然村社区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角色和位置，她们的参与面和参与程度越来越广，早生多生、喜生男孩的传统观念和晚婚晚育、男孩女孩都一样、母婴健康、优生优育的现代意识正在进行着调适和整合；妇女们在参与自然村社区生活过程中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而这一切又与妇女间的互动分不开。

（三）自然村社区里妇女间的互动

小林邑村在近30年中，人口规模一直在120~150人之间，村民们互相知根知底，共同生产生活在同一村落里，相对封闭的村落便是人们活动的最大场所。每天清晨家庭主妇们到井边挑水，到河边洗菜、洗衣服、到菜园种菜、院坝中喂猪鸡、田园边放牛马等，都不会超出村寨方圆一公里。农闲时的缝衣、挑花刺绣，老太太每月初一、十五本主庙中聚会，村落里性别角色的分工，把大姑娘、小媳妇、老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之村落人口流动性不大，唯一新成员的增加便是生育和姻亲。每个新生儿的到来和每个新媳妇、上门女婿的进入，都在妇女们的相互谈论和传播中所熟知。

白族民谚说，“三个女人一条街”，一语道出了妇女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村落里的生育文化、风俗习尚、道德规范等，都在相互交谈中传承、传播而沿袭。尤其是谁处于妊娠和分娩期，那她就成了大家谈论和关心的重点对象。特别是产妇分娩，被村民们认为是过生死关，更牵动着每位妇女的心。村民们给我讲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陈家二婶与李家为争场地晒谷起纠纷，两家主妇从清晨9点吵到下午4点，并从两个主妇间的争吵演变为两家人对吵，差一点就发生械斗。当天深夜，怀孕未足月的李家儿媳突然感到腹痛，是临产的前兆，家人闻知唤起全家正准备送往医院。曾当过赤脚医生的陈二婶知道此事后，来不及穿戴整齐便跑到李家对孕妇进行检查。经她检查，产妇羊水已破，很快就会临产，但脐带绕在婴儿脖子上，送医院来不及了，母婴危在旦夕。紧要关头，陈二婶凭她多年接生经验，经过两个多小时努力助产，婴儿平安落地，母亲也度过了难关。两家白天的争吵似乎没发生一样。

白族传统姑舅表婚在此盛行，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家就属表姊表妹婚，其中一家生育四胎，可老大和老三均是智力低下者，奶奶和母亲为此操碎了心，结果两个孩子相继病逝。病儿的母亲感慨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宁愿当尼姑，也不能近亲婚配。”这样的事成了妇女们议论、传播的活教材，尽管如此，要改变民族传统习俗又谈何容易。到20世纪80年代中，该村李家阿秀被许配给舅舅家当儿媳；杨家阿梅几次被姑妈家来提亲，两家父母已默许。可阿秀和阿梅在女伴们的支持下，越想越认为近亲婚配的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坚决反对父母的决定，并用村中活生生的事例来说服其家长。在村落舆论的压力下，这两家家长取消了原来的决定，这正是妇女间互动的作用。近几年几乎没再出现近亲婚配情况，民族传统姑舅表婚姻习俗也逐渐消解。

二、白族妇女教育观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以后，白族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政府教育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相互配合，办夜校、办扫盲班；开展普及六年制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在白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开办寄宿制和半寄宿制学校，办女童班、民族中学、民族技术学校和民族学院。并在大专院校开设民族干部专修班、民族预科班等多种形式办学，使得白族妇女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中的比例逐年上升，白族妇女中有了自己的女教师、医生、干部、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过去束缚妇女接受教育的传统观念得到改变。以周城为例，过去这里的女孩不进学校，家庭培养对象优先考虑男孩被视为天经地义，女孩在家干活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现在周城镇里不仅有幼儿园，还有九年制的学校。1994年，学校又投资68万元，新建了一幢1400平方米的初中教学大楼，投资5万元，完善了初中实验室，此外，还制定了升学的激励机制，使每一个能考上大学、中专的学生都能受到奖励。在家庭中，父母转变了观念，男孩女孩都要供上学，尤其女孩学习成绩好，能升学，还取得比男孩优先上学的地位，从而使像周城这样传统上不供女孩上学的白族村落，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女大学生。女孩入学率达100%，升学率也在70%以上。

再以大理海东金梭岛渔民妇女为例，说明白族妇女受教育观念的变迁。

金梭岛位于大理洱海东侧海东境内，四周环水，悬岩峭壁，全长约2公里，平均宽370米，是大理洱海三岛、四阁、四洲、五湖、九曲中最负盛名的第一大岛。岛上居住着210户白族渔家，总人口1138人，其中女性574人，是男性的一半多，长期从事捕捞鱼虾和航运生产。生活在这里的白族妇女，淳朴、勤劳、善良。过去他们一直以男驾舟、女撒网，朝出海、夕阳归的方式生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也比较低，除了追随丈夫出海捕鱼虾生产外，还得侍候公婆、料理家务、养儿育女，尤其受白族传统观念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孩也要进学堂的观念很淡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女孩不进学堂的观念在其他白族地区得到转变，许多白族女孩同男孩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在海东，女孩上学仍为数不多，岛上的女孩上学就更少了，即使上学，也很少有人读到高小毕业，女中学生更少。所以，现在岛上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几乎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岛上旅游业得到发展，大批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岛上。旅游业的发展，服务业的需要，迫使海岛人反思，要振兴海岛经济，首先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发展教育要注重占人口一半多的女性的教育。于是，围绕这一经济发展规划，海岛人开始制定了以发展科技、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妇女就业素质的教育培养规划，使经济开发和智力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广泛动员号召女孩上学，开办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班，提高岛上妇女劳动素质，用实际行动冲击岛上女孩不上学、上学难的观念。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岛上的人们除了从事传统的渔业生产外，还从事旅游服务和航运工作，岛上的妇女正在不断觉醒，深深认识到，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对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也有一种紧迫感。近年来，岛上适龄儿童（包括女童）全部入学就读，岛办事处还制定具体措施鼓励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尤其对继续升学的学生实行奖励，对小学毕业考上乡办中学奖30元，考上凤仪三中奖50元，考上大理一中或下关一中奖70元；如果考上州内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奖200元，考上省外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奖250元，考上省外中等技术学校奖300元，考上大学奖500元，尤其是女孩考上，更要重奖。所以，女孩小学毕业升学率也不断提高。去年，除按国家录取分数考上中学、中专的以外，还有7个学生自费进入中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继续深造，而在7个学生中，仅有1个是男孩，其他6个均为女孩。可见，女孩也要接受学校文化知识教育，越来越成为全民族的共识。而且，目前在白族许多家庭中，又出现了一种新倾向：即男孩子如果不读书，还可以靠力气来维持生计，而女孩只能靠读书创造自己的未来。在这种观念促使下，女性获得了与男孩平等的甚至更多的受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