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上层交通礼仪

蒙元王朝的文化理念对元代皇家交通礼仪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代特别是英宗之后，车驾出行的卤簿中骑乘用具增加，车驾的数量减少。并且出现了前代仪仗中没有的马上架鼓的情况，还将骆驼和骡首用于仪仗队中。这都显示出元代皇家交通礼仪杂糅了蒙古制和汉制，强调骑乘，较少车舆。许多蒙古行旅常用的畜力交通工具骡、骆驼等都因此被纳入其中。蒙古人对于马驼这类交通工具极为重视，官府、投下、怯薛都拥有大量的马驼等牲畜，这对元代卤簿礼仪变化产生了影响。

根据元代皇家交通礼仪，在皇帝出行前，首先会对行经的道路进行特殊清理，“撒道黄尘辇辂过，香焚万室格天和”，先用黄土铺路，清水洒街。出行时则会“翠华戒鸣跸，肃肃远有声。驰道无十里，云开双阙明”，銮驾仪卫人员会使用一种名为“鸣鞭”的鞭式仪仗工具，在出巡时鸣之以示肃静。还要“傲道臣臣俊，清尘骑骑骁”，安排扈从专门巡逻警戒道路，常人不得在上行走。

在道路清理外，元代皇家巡幸队伍也有着固定的顺序和仪仗。据《元史．與服志》，元代皇帝出行“期门罕毕已前驱”，打头的是“旌旄随大纛，鼓铎杂鸣驼”，竖在白色旗杆上的黑色主旗“皂纛”以及特殊的驼鼓，“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驼鼓和皂纛实际上合为一体。元代皇帝“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驼鼓跟在象辇后面，它的声音不仅可以震慑远近，更可以探测桥水深，方便出行。“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在主旗前后则是特有的马鼓。在马鼓和驼鼓之外，元代也有“鼓车未数汉千里”这种专门载鼓的车。

在主旗驼鼓、马鼓之外，元代还拥有种类繁多的仪仗队。元代仪仗队分步、骑两种22个队伍，具体有：金鼓队、清游队、佽飞队、殳仗前队、诸卫马前队、二十八宿前队、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殳仗后队、左右牙门旗队、左右青龙白虎队、二十八宿后队、诸卫马后队、左右领军黄麾后队、左右卫仪刀班剑队、供奉宿卫步士队、亲卫步甲队、翊卫护尉队、左右卫甲骑队、左卫青甲队、前卫赤甲队、中卫黄甲队、右卫白甲队。“前行节驼鼓，执御各在手”，22个仪仗队手持着包括旗、鼓、弩、弓、刀、叉等不同的仪仗，有“金节煌煌下玉京”，形制如麾的八层金节；“一双日月绣旗幡”，绘有日月图像的旗帜；更有“树羽殷阡陌”、“初日浮黄伞”等形制如伞圆顶隆起的华盖。

元代皇家出行中仪式最多的无疑是两都巡幸，随着元帝频繁地在两都间巡幸，一套固定的迎送仪式逐渐形成。两都巡幸在其他史料中虽有记载但大多语焉不详，黄溍、张翥、周伯琦、杨允孚等人所作的上京纪行诗，纪实性强且极为详细，对于研究元代两都巡幸具有重要价值。

从元诗记载中看，两都巡幸在起驾前要做佛事、宴百官，选定吉日起驾后，百官需要在大都建德门20里外的大口迎送皇帝，张翥诗云“万乘巡行远，三灵佑护多。旌旄随大纛，鼓铎杂鸣驼”。之后便要在皇帝车驾进入山路前的龙虎台，向皇帝奏报具体巡幸日程的行程记，“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在龙虎台奏罢行程记后，就要趁夜度过居庸关，此时禁止行人在相关道路上行走，并且“烛炬千笼列火城”，护送队伍点起火把，绵延千里，宛如长龙。皇帝过居庸关继续走山路经沙岭开始进入草原，周伯琦至正十二年（1352）走黑谷辇路扈从上京时有言：“是日，上都守土官远迎至此”，还要在纳钵举行“内廷小宴”。最后巡幸队伍抵达上都，则有“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只有皇帝一人可以骑马直入御天门，随后举行酒宴。

从上都南返大都的仪式基本类似，也是先择吉日出发，“羽林卫士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其他随从侍卫要提前准备好交通工具。然后要在上都留守官导送至南坡，并奏行程记。“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回程时百官要在怀来、龙虎台、大口三处迎驾，最终皇帝进入大都城。

皇家水上出行则是：

凤辇并驾花云骈，骑麟翳凤骖群仙。

鸾旗属车相后先，牙樯锦缆相蝉联。

万马杂沓蒙锦鞯，千官扈从控紫弦。

和风不动舟徐牵，琼童玉女歌采莲。

鸾旗属车前后引护，牙樯旗帜缤纷陆离，展示出元代皇帝出行“属车陪后乘，清道肃前行”的豪华排场。

除了皇家出行，官员出行也颇有声势，萨都剌的《相逢行赠别旧友治将军》中记载自己在福建兴田驿遇到好友治将军派人来迎接自己，“俄闻击鸣金鼓，应响山谷间。随见旌旗导前，兵卒卫后”，也是前导后卫、气势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