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孔尚任《节序同风录》中记载：“(正月)十五，俗曰‘元夕’，曰‘元夜’，曰‘元宵’，曰‘灯节’，曰‘上元’。”由此可知，直到清代，百姓对元宵节的称谓仍有很多。这些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慢慢沉淀下来的节日名称，往往具有高度概括、明确指向与广泛使用等特性。而在元宵节的历史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名称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过。本节将对这些节日名称进行探讨分析，目的有二：一是梳理元宵节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具备较大影响力的节日名称，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使用语境与内容含义，藉此在最大程度上展现元宵节的概念；二是通过比较分析，从中选出可以作为元宵节历史概念的历史名词。

一、正月十五日

正月十五日是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节日名称，其影响力至今仍在。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在元宵节历史的早期阶段，“正月十五日”的使用频率最高（参见表1-1）。但是，从文本内容分析，“正月十五日”在当时主要是表达一个时间的概念，因而又有“正月半”、“正月望(日)”等表述形式。其中，“望日”即每月的十五日，是与“朔日”（每月初一）相伴而生的时间概念。

节日纪时方式在汉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改变。譬如，作为传统节日的“上巳节”由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改为三月三日；“端午节”由“午月”第一个“午日”改为五月五日。对此，刘晓峰曾援引日本学者池田温的阐述：“由干支纪日向序数纪日的转变……三国以后，正式的国家文件上大量仍然使用干支纪日，但是日常的纪日中序数纪日已经普及”。仅以“上巳节”举例，据《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记载：

史臣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釁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虞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

《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

据此可知，上巳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节日，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发端。另外，《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中记有：

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

说明魏晋之时，上巳节改用三月三日。

在此情况下，以“序数”命名新兴岁时的方式就变得非常普遍，如“正月十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被赋予了更多的岁时内容，它的时间意义逐渐让位于内容，成为了可以代指节日的名称。至隋唐时期，“正月十五日”这种“序数纪日”书写方式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并频繁出现于官方记录中。（参见表1-2）

此外，在唐代诗人笔下，正月十五日又演化出了新的表述形式“三五”，意即三五相加为十五（参见表1-3），在诗中的作用为提示时间或对仗押韵。宋代诗、词作品中仍然十分常见。因其使用者较多，此处应作说明。

当然，至武周以后，尤其在中宗、睿宗、玄宗时期，由于统治者极度热衷于正月十五日游赏活动，致使节日时间延长为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参见表1-2中《唐会要》）。在此情况下，正月十五日作为一个节日名称的时间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盛大繁华的节日活动也激发了文人墨客的创作热情，唐诗中出现了“上元”“元夜”“元夕”等节日雅称。

二、上元节

上元，“上，高也”“元，始也”弯。在“干支纪日”中，“上”有第一之意。如“正月上辛”，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又《四民月令》记载“择元日，可以冠子，本注‘元，善也。’”简单而言，“上元”是一个带有明显修饰夸赞意味的词语，可以理解为“第一个美好的（日子）”。

（一）“上元”代指正月十五日时间考

“上元”明确指代正月十五日，可见于盛唐时期的《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参见表1-4）等诗作中。由于六首诗作及序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线索，因而难以确定其作于何时。并且，在六位诗人中，仅有陈子昂的生卒年份较为清晰。据此首先推断，这六首诗应当作于唐高宗至武则天在位时期。根据文献资料，高宗时期鲜有关于正月十五日举办大型节日活动的记载。但从诗的内容中不难发现，诗中描述的正月十五日活动非常盛大。此处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官方记载，是否意味着就没有官办正月十五日大型节庆活动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诗中的“洛城”“小平津”是指东都洛阳，由唐高宗在显庆二年（657）设立。在都城地区举办如此盛大的节日活动，必然会涉及到当时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宵禁”。苏味道有诗云“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六首诗作中也提到“今夜启城閨”“重城自不掩”。这足以说明，“宵禁”制度在当时还是比较严格的，只是上元夜期间暂时解除了封禁。事实上，唐代的宵禁制度不仅巡查组织严密，而且处罚政策严苛。如《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四上》记载：

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疆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罅，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唐律疏译》卷七《卫禁》中“夜禁宫殿出入”条规定：

诸于宫殿门虽有藉，皆不得夜出入。若夜入者，以阑入论；无藉入者，加二等；即持仗入殿门者，绞。夜出者，杖八十。

又，卷二十六《杂律》中“犯夜”条规定：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击、凶、疾病之类。

[疏]议曰：宮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如果高宗时期在东都洛阳举办如此盛大的节日活动，必然会颁布解除宵禁的政令。并且，此种事件于当时而言，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因此，除却有特殊原因，高宗时期应当不会出现举办如此活动而无史书记载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高宗曾使用上元（674~676）作为年号。如果六首诗作于高宗时期，是否还会使用“上元夜”的称谓呢？

据《大唐新语》卷八《文章》记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神龙”“盛饰”“弛禁”“特许”基本能够印证前文的推论。还有崔融《则天皇后挽歌二首》中有“宵陈虚禁夜”一句，有学者认为此句是赞美武则天上元开宵禁的壮举。“因此，本文推断“上元”一词可能并不是盛唐诗人的原创，但“上元”作为正月十五日的雅称，始兴于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改造后的“上元节”与传统意义上的“上元节”又有所区别。自1927年开始，国民政府渐次推行废除旧历、推行国历政策，即废除夏历而只用西历。民国十九年（1930），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推行国历办法》，要求“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於国历前后举行”。事实上，为了推行国历，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节日的改造并不仅限于新年，而是包括元宵节在内的8个传统节日。“将旧历节日，改用国历月日计算，即以一月一日为元旦节、一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三月三日为禊辰节、五月五日为重午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秋分月之望日为中秋节、九月九日为重九节、十二月八日为腊八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元节”是在西历一月十五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历正月十五日。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创制的阳历“上元节”并未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二）唐代的上元日与道教上元日

上文考证了“上元”作为正月十五日别称的始末，藉此可再探讨一下道教的上元日。本文绪论“元宵节起源研究”中简单论述过“上元节”与道教“上元节”区别，此处再作进一步说明。

表1-4中的六首诗作内容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道教文化倾向，甚至连基本的道教节日文化符号也没有出现。而在几乎同时期的其他几位诗人的上元诗作中，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如，卢照邻《十五夜观灯》、崔液《上元夜六首》、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郭利贞《上元》等。值得一提的是，崔液《上元夜六首》中“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一句还带有明显的佛教文化元素。这至少能够说明，在这些诗作面世以前，道教节日文化还没有引起诗人们关注。甚至可以更夸大一些，道教节日文化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那么，道教的上元节是在何时形成影响力的？此问题也可在唐诗中找到答案。

表1-5中的诗作，从题目到内容，都显示出极为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与表1-4中的诗作有非常明显的差异。通过考察作者的生平，唐文宗李昂、丁泽、羊士谔与张仲素活跃于中唐时期，李郢、皮日休与陆龟蒙在晚唐。由此可以推测，大致从中晚唐开始，道教文化对上元节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上述诗作内容并不能断定道教为“上元日”的首创者。

表1-6的诗作中，徐凝《奉酬元相公上元》与韦蟾《上元三首》是置身于上元节俗活动中的直白写景，顾况《上元夜忆长安》是忆景写情，陆龟蒙《正月十五惜春寄袭美》是借景抒情，这些诗作中没有道教文化元素。薛能《丁巳上元日放三雉》是对上元日一次生活事件的记录，展现了诗人作为“个体”的、节日活动以外的日常生活。章碣《上元夜建元寺观灯呈智通上人》是对佛教上元夜景观的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元日”在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正月十五日的雅称，而且是一个认可度较高的节日名称。

综合表1-5与1-6的诗作分析，在唐代中后期，“上元”已经作为一个节日名称被广泛使用。这其中不仅有道教的“上元日”文化，还有佛教的“上元夜”文化以及百姓的“上元日”生活。因此，道教的“上元日”并不能等同于“上元日”，两者应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综上所述，在没有明确史料能够证明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应当是先有了盛唐时期“上元”代替“正月十五日”的文化现象，后有了道教的上元日（节）。因而，道教创制的“上元日”只是整个元宵节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起到了推动与丰富的作用。或者更加准确地说，道家思想在中晚唐至两宋时期对上元节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道教首创了“上元节”，更不能认为道教的“上元节”就是元宵节的起源。

此外，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上元》中最早使用了“上元”词条，其下记载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正月十五日节俗文化。自此，“上元”开始作为正式的节日名称出现在岁时类书籍中。两宋时期，尽管节日名称并未完全统一，但是正月十五日最终发展成为了具备专有节日名称、节期以及节俗文化的完全意义上的节日。并且，随着节日时间的不断延长，“上元节”作为一个完整节日概念的优势更加明显。道教的“上元日”在唐玄宗时期初步确立为“三元日”中的“上元日”，并与“三官”信仰结合为相对完善的宗教节日体系，即“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

（三）道教三元节

道教三元节考述原本不在本文研究计划之内，但是上一小节仅以唐诗作为史料对道教上元日进行历史考证，似乎又稍显不足。为了更好地验证前文观点，本小节将以更加详实的史料内容对道教三元节作出考察。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天地水三官》中曾考证过道教的三元节，认为《魏书》中已有“三元”之名。

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魏书》（高祖纪）孝文帝以太皇太后丧，诏令“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盖其时方尊信道士寇谦之，三元之说盖即谦之等袭取张衡三官之说，而配以三首月为之节候耳。

《册府元龟》（卷五十三）：“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杀，令河南尹李适之勾当总与赎取，并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等。自今以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旧唐书喊宗纪》：“会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断屠三日。”《宋史·方伎传》：“苗守信精道术书，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恶，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但如表1-7所示，由《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可知，“三元之日”在南北朝时期指代的就是作为新年的正月一日，而不是“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且书中仅七月十五日有道教活动，正月十五日无道教活动，十月十五日无节日记载。而《魏书》与《隋书》中的“三元”，也同样是指新年。另，根据《唐六典》、《册府元龟》与《旧唐书》中的史料分析来看，直到玄宗时期才有了上元、中元与下元的明确记载，并且“三元”与“三官”已经结合。但是，在玄宗以前的文献资料中，鲜有关于道教“三元日”的记载。这说明，道教三元节创造于玄宗时期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唐初编纂完成的类书《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中七月十五》中有“中元之日”记载：道经曰：“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选人间。”“但是，汪绍楹先生指出：“可能是在宋人刻书时，这些篇己有缺佚，刻书人为了掩饰残缺，就把《初学记》‘岁时’门和‘洛水’类所收的唐人诗文补进去，以致造成了这个错误。”“胡道静先生认为《艺文类聚》一书存在“缺佚和窜乱”。具体到“岁时”部分，其中一些内容确实与成书年代不符。据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记载：“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给事中欧阳询，奉敕撰《艺文类聚》成，上之。”“这说明，《艺文类聚》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而书中“正月十五日”却收录了《西域记》的内容，以及苏味道、崔液的诗作。玄奘《西域记》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苏味道与崔液出生于高宗时期。对此，宋人叶大庆认为“是皆后人所加，使人不能无疑类如此，观者不可不知”。因此，《艺文类聚·岁时》中记载的“中元”并不能作为研究道教三元节的文献材料。

综上，道教三元日大致推测是在玄宗时期形成的，此结论与上一小节的结论在历史时间上并无冲突。

三、元宵节

“元，始也”回“宵，夜也”。“元夕”“元夜”“元宵”最初之意都是指新年后的第一个美好的夜晚，即正月十五日夜，其时间指向非常明确。目前，“元宵”一词最早可见于唐代崔相墓志铭中，崔相终于开元十年（722）。志文曰：“元宵易掩，白日难开。”“从整个语境与氛围理解，“元宵”与“白日”形成对仗，“元宵”喻美好的夜晚，“白日”喻明媚的白天，两者都是形容美好的时光，“易掩”“难开”均为遮蔽之意。因此，整句话表达了一种对美好时光容易流逝的慨叹。“元宵”作为正月望夜的雅称最早出现在唐末五代诗人韩渥《元夜即席》诗中，诗云“元宵清景亚元正”。宋代《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中使用了“元宵”词条，其下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后又分别列出“正月十四日”与“十六日”活动内容。这说明，“元宵”作为夜晚的时间概念已经模糊，节日概念更加明确，但是也仅指正月十五日这一天。金元时期，“元宵”与“上元”已无区别。如《金史》卷六《世宗上》记载：

如宴饮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岁元尝饮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饮之，亦未尝至醉。

又：

（大定十年正月）甲子，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

《析津志》记载：

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

“元宵三夕”说明“元宵”已经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节日名称。

明代出现了以“元宵”命名的节日专属食品，即现在仍作为节日食品的元宵。《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记载：

吃元宵，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为果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团者。

“元宵节”这一节日称谓在明清时期逐渐取代了“上元节”的首要位置，或许与食品元宵的流行有关。

四、其他节日名称

（一）传柑节

上元节传黄柑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节日习俗。祝穆《事文类聚》卷七《岁时部·上元》中“贵戚传柑”记载：

上元夜登楼，贵戚例有黄柑相遗，谓之传柑。

又，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上元·中》“传黄柑”记载：

上元夜登楼，贵戚宫人，以黄柑遗近臣，谓之传柑。

从文献记载来看，传柑节俗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行的一种节日交际方式。这其中缘由大致可以想象，北宋时期在北方地区的寒冬季节，作为南方水果的黄柑应该是非常珍贵的。苏轼在多首诗词作品中描写过这一习俗，如《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云“犹有传柑遗细君”，《戏答王督尉传柑》云“侍史传柑玉座傍”等。至明清时期，南方地区多有延续此习俗，或以“传柑节”代称元宵节（参见表1-8）。

（二）灯夕、灯节

相较于“正月十五日”“元夕”“上元”“元宵”等强调时间属性的节日概念，“灯夕”“灯节”明显地是突出了物象属性。本文“文献综述”部分曾着重强调了夏日新与王秋桂两位先生的观点，即元宵张灯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兴起的。因而，“灯夕”“灯节”也必然是在张灯活动成为节日文化主体之后才出现的节日概念。

早在南北朝时期，宫廷之中已经出现了张灯的现象，但是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达不到节日活动主体的地位。南朝与北朝的张灯有明显的不同：南朝张灯注重灯的艺术性，强调“赏”；北朝张灯注重灯的实用性，强调“多”。随着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这两种张灯风格也实现了完全统一，“观灯”成为了正月十五日最重要的节日活动。

1.灯夕

“灯夕”一词常见于宋代文献资料中，如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上元》记载：“灯夕，外郡唯杭苏温华奢尤甚。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一句完全可以展现“灯夕”一词的含义。在宋代的诗词中，“灯夕”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如诗有《灯夕寄献内翰虢略公》五首“等，词有何澹《满江红·和陈郎中元夕》等。

2.灯节

与其他节日名称相比，“灯节”一词更像是世俗化的表达。通过表1-9可知，唐至五代时期，上元张灯仅限三日，宋初沿袭了这一传统。但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开始，京城地区首开张灯五日的先例，但地方张灯仍为三日。其后，地方张灯时间稍有松弛，如张乖崖在蜀地私增一日张灯，谓之“挂搭”。至宋徽宗政和五年，诏令放灯五日。宋理宗时期，又增至六日。随着上元张灯时间的延长，上元张灯成为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

《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记载：

至十九日收灯，五夜城閨不禁，尝有旨展日。

又“收灯都人出城探春”记载：

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

晏殊有诗《正月十九日京邑上元收灯日》，刘辰翁有词《忆秦娥·烧灯节》与《忆秦娥·收灯节》。由此可知，正月十九日收灯又被称为“收灯节”或“烧灯节”。那么，上元节被称为“灯节”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因上元节期不同，收灯节的时间也不同。譬如，元代张灯三日，就有“十六日名烧灯节”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