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元宵节史的阶段划分，有助于揭示元宵节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亦有助于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元宵节俗文化转变背后的深刻历史背景。

对“元宵节”节日概念的释读是对其进行阶段划分的前提，即当它具备那些文化特点才能真正被称作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传统佳节。萧放先生曾对“节日”的概念进行过详细阐述：第一，有确定的节日名称、相对固定的节日时间与相应的节日习俗；第二，年度岁时节日的节期、节俗互相对应关联，初步形成较完整的古代岁时节日系统；第三，传统岁时节俗因素的类别基本具备，后世岁时节俗大多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扩充与发展。这种阐述得到了民俗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

但是，以现代意义上的节日概念去定义元宵节的历史概念，其中确有难以涵盖之处。比如，元宵节在隋朝文献中只称说“留至十五日”（参见表1-2《隋书·音乐志下》），而并没有明确它是一个节日名称。但从元宵节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隋朝又是元宵节由“岁时”成为“节日”的一个分水岭。

为何称隋朝是元宵节由“岁时”到“节日”的分水岭？这需要从“岁时”与“节日”的区别来判断。“岁时，谓每岁依时也”，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时间上的规律性。“节，竹约也”，可引申为“节省、节制、节义”。何为元宵节的“节制”之意？据《隋书·柳彧传》（参见1-2《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上奏隋文帝，要求禁断胡民正月十五日岁时风习，并以“汉民之礼”攻讦“胡民之俗”，由此引发了元宵节文化的“礼俗”之争。面对这种情况，崇尚汉礼的隋文帝同意禁断正月十五日风习。但是不久之后，隋炀帝将“汉民之礼”与“胡民之俗”结合为一。自此以后，元宵节礼俗一体的模式逐渐发展成型。简单而言，就是国家推动、全民参与，节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节日之一。因此，本文认为，自柳彧提出“礼俗”之论后，元宵节就开始了节日理论的构建（本文第五章将详细探讨）。因而，至隋炀帝时，正月十五日已经足以称一个国家法定的节日。但在隋朝之前的元宵节发展阶段，可以“岁时”称之。

根据上文对元宵节的定义，再来分析一下其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学科往往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正如前言中“文献综述”部分所述，当前的节日史、节俗史或民俗史类著作都是将元宵节历史置于一个宏观的历史分期框架下强行分割。尽管这样的划分方式能够达到整体上的形式统一，但是却让元宵节历史变得割裂与破碎。而在元宵节日史研究中，其分期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绝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聚焦在某个阶段或朝代，此问题并不突显（但概念混杂的现象已有体现）；另一方面，常见的元宵节专著是以科普为主，因而不需要关注此问题。牟元圭先生将中国岁时节日的起源与演变划分为发生、定型、融合、高峰、稳定五个阶段，并分别对应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明清五个历史时期。齐涛先生与刘德增先生将“远古至清代的中国民俗史划分为‘十个自然段’”。这些划分方法于元宵节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与元宵节的具体发展历程在时间上不完全吻合。

本文认为，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中有“上除若十五日，……命女红趣织布”是南朝正月十五日蚕神信仰的文化源头。但是，此时的正月十五日只是一个时间节点用以指导生产，且受众群体非常有限，也不能称其为岁时习俗。如果用现代人的生产生活习惯来描述，那么东汉时期的正月十五日就是一个工人动工、学生开学的日子。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才有了岁时习俗意义上的民间活动，但并无统一的、普遍认同的、官方肯定的节日名称，亦不能称之为节日。隋唐两宋时期，朝廷及社会普遍以“上元节”“元宵节”等直接命名正月十五日，并结合汉俗、胡风形成较为固定一致的节庆文化，才是元宵节真正形成的标志。元明清时期，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元宵节的形式、内容不断丰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民国建立后，随着国家政治的巨变、西方文化冲击的加强、改历政策的实行，元宵节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元宵节史的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源阶段——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时期为元宵节的早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正月十五日”开始由平常之日向岁时发展。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就当时而言，一月十五日只不过是一个平常日子。本文在文献综述中的“踏歌”部分曾提到汉高祖之戚夫人十月十五日在灵女庙踏歌起舞故事，刘晓峰先生认为此故事可能为元宵节的起源。当然，此处不是为了追溯元宵节的起源问题，而是为了从侧面说明汉武帝太初改历对元宵节起源的重要意义。换言之，如果没有太初改历，那么十月十五日发展成为元宵节的可能性明显要大得多。

起源阶段的划分还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时间因素，就是“序数纪日”方式的出现在与发展。魏晋时期，“序数纪日”逐渐取代了“干支纪日”在日常应用中的首要位置，这对魏晋节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序数节日的出现。一方面，有些古来流传的节日由“干支纪日”改为“序数纪日”，如上巳与端午的节期改为三月三日与五月五日；另一方面，新的序数节日逐渐形成。如，正月十五日、七月七日与九月九日。对此，刘晓峰先生阐述为，重数的日子更容易发展成为节日，其次是朔望日。当然，新的序数节日及其节俗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这些特殊序数时间节点下聚合多种习俗而成的。以九月九日为例，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九月》中记载“九日可采菊华”。又《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记载：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象立秋之礼也。”

由此可见，这些序数节日的出现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序数纪日”方式的影响。

并且，在魏晋时期节日发展的过程中，节日故事也开始出现（参见表1-10）。表中，五个节日的故事文本均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人们节日观的时代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三月三日上巳节故事在《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中也有近乎相同的表述。从晋武帝分别与挚虞、束皙的对话中不难发现：挚虞的节日理念里还是存留着上巳节洗祓、泛觞的传统，对神鬼之事充满敬畏；束皙提出三月三日曲水、泛酒的观点，则对欢度佳节充满期待。两者的故事内容反映出在干支纪日向序数纪日转变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节日文化的内在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在当时的传统节日文化中，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心正在被个人或群体对情感愉悦的追求所取代。并且，晋武帝的反应也印证了这种自上及下的、群体性的变化。

总之，从对表1-1中的文本内容分析可知，在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正月十五日民俗文化。一方面，南朝民间蚕神信仰与紫姑神信仰渐次发展成为南方岁时活动的主体。与此同时，南朝宫廷与寺院中出现了张灯与赏灯的现象，尽管相关文献记载中并无明确说明此项活动出现在正月十五日，但这确实对后世的张灯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有“月神”崇拜的现象，并且尤其重视新年之中第一个月满之夜。这种习俗文化在北朝时期演变为以正月十五日夜举办节日庆典活动的传统（此即本文主张元宵节“二元起源”观点的主要原因，下一章作进一步的论证与说明）。因此，在一些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下，正月十五日从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逐渐凝聚起了构成元宵节日俗主要活动内容的基本元素。至隋文帝时期，正月十五日节俗活动的影响力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但是，因为隋文帝的禁断，正月十五日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中断（参见表1-2《隋书·柳彧传》）。因而，元宵节的起源阶段完全可以终止到南北朝结束。毫无疑问地，正月十五日发展至此，其节日化已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

（二）成型阶段——隋唐时期

正月十五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认可的、正式的节日，其政治合法性的确立自隋炀帝始。隋炀帝“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自是以为常焉”（参见表1-2《隋书·音乐志》），这从国家层面赋予了正月十五日举办大型节日活动的常态化。同时，这也开启了元宵节文化“礼俗一体”模式的建构。盛唐时期社会普遍将“上元”作为“正月十五日”的雅称。唐玄宗“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这从政策层面确立了上元节的张灯习俗与三日节期。两宋时期，天子在上元节期间的“游观”“宴饮”等活动中使用了较高的礼制规格，这使上元节在国家层面之“礼”的建设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可以说，唐宋时期的上元节已经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铺张无节制的辉煌难掩背后日益凸显的矛盾问题。此外，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两种节日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的融合并催生出更加丰富的节日文化。因此，上元节在隋唐两宋时期呈现出一种持续高涨的发展态势，并且“元宵节”的节俗活动趋于完整。

（三）巩固与深入发展阶段——宋元明清时期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节日风习再次与本土的节日文化产生碰撞与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节俗文化。鉴于宋亡的教训，元初统治阶层能够认识到上元节肆意铺张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因而尽可能地限制节日期间的奢靡现象。尽管元代上元节的节期只有三天，且繁华程度逊色于唐宋时期，但也展示出了独有的节日文化特色。同时，元代的宗教文化与汉族民众节日文化的冲突也推动了部分上元节俗活动的改变。

明清时期的官方元宵节俗活动基本上承袭了唐宋元以来的传统，整体上再无较大地突破。但是，民间元宵节俗文化却有了进一步地发展。从史志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元宵节俗呈现出地域化的特征，这应当是传统元宵节俗与地方文化环境相互融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如果元宵节在隋唐两宋时期是持续向上提升的过程，那么明清时期则是不断向下深入的过程。或者说，元宵节在隋唐两宋时期是国家之“礼”的形塑，而明清时期是社会之“俗”的建构。

（四）新阶段——民国时期

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了“废旧历、用西历”政策，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元宵节赖以维系的历法基础。如果说汉武帝太初改历为元宵节的出现创造了机遇，那么国民政府改用西历无疑是为元宵节的延续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等持续发展，元宵节在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正在不断地失去其旧有的精神内涵。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走向西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剧烈的冲击。尤其是废除旧历、改用西历，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安排与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形成时间上的尖锐冲突，甚至一度以政令的形式废除元宵节庆典活动。但中华民族对庆祝元宵节的热情并未因此而消减，各级政府对民国政令阳奉阴违，民间的庆祝活动亦禁而不止，元宵节文化已然深入人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