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追溯、产业联合与供给优化：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古典主义丧葬模式研究

摘要 “于清明节气缅怀先人，于重阳时令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立于厚重史端的古典礼俗。随着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渐此推进，一方面，生活条件日益优渥的当代国人对于中华古典丧葬礼俗的重视、信赖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高企的墓地价格与各种殡葬仪式费使得“死不起，葬不起”的说法在我国民间日渐流行。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其居民也分别在上世纪末的不同时期遭遇了与我国当前近似的丧葬礼俗“困惑”。要切实解决当前古典丧葬礼俗“朴素落地”与高企实施成本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应广泛吸取他国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则应立足国情特点，广泛盘活各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力气探寻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性、先进性特点的的礼俗实践新路。

关键词 宗族意识；传统礼俗；故土观念；丧葬文化。

数字丧葬较之于火葬更进一步节约土地资源，但当前并不具备将此种新晋样式推及全社会、全年龄的实践条件。追根溯源，丧葬行为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其在并不单单指向人地矛盾、土地资源规划的经济学问题，也不独独关乎意识形态改造、生活方式改造的社会学议题，其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文终极关怀与民族底层哲思的跨学科命题。在此叙事体系之下，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丧葬模式应综合考虑概念追溯、产业联合与供给优化等方面诸因素，创建兼具肃穆审美志趣、产业理性发展的跨界生态，综合调动国土内部的不同资源集群、不同参与主体，全方位发展文明、和谐、可持续的古典礼俗新业态。

一、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当代回响与元初追溯

（一）古典主义生死礼俗观念的当代回响。早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前，单价直指百万人民币的“天价墓穴”就频频见诸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1]哪怕是剔除掉价格统计中的极端样本，当前上海有不少高端墓地报出的起始价格也多超10万元人民币。以“淀山湖归园”为例，占地0.53平方米的双穴墓地报价为21.84万元，换算下来，每平方米的售价超过40万元。深圳“大鹏湾华侨墓园”每个穴位面积为1.6-3.3平方米的墓地，成品价格分别为50万元、60万元、240万元和400万元。上述情形不单单出现在一线城市，受江浙沪都市圈带动发展的诸多县域内，墓地报价的极端情形也频出不止。为了疏解墓地供给不足的相关问题，民间也出现了一些非典型的“创新做法”。例如上海某地的居民会以组团行动的方式前往高铁紧邻的浙江嘉善市[ 系浙江嘉兴市下辖县级市。]等地购买商品房小区，集中供奉逝去亲人的骨灰。

 “入土为安”“叶落归根”观念不单独发端于我国历史传统中，基督教与穆斯林文化中均在较长时间内秉持着土葬的全套礼俗，对于回归故土的丧葬诉求也广泛见于当前技术先进的欧美各国，日韩等国则致力于通过先进技术来帮助民众实现儒家叙事体系的传统丧葬“后事”。但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地关系较之于欧美更为紧张且国土内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民间多数群众对于古典丧葬礼俗及文化取向的片面认知，我国古典文明叙事中的生死观念与我国当代文明叙事中的技术应用并未得到很好的深结合。

（二）古典主义生死礼俗观念的元初追溯。

中华古典主义审美取向下的生死归宿观念不涉及南北朝中期才传至中原的转世投胎观念或生死轮回观念[ 主要基于达摩祖师入中土所带来的佛教死生观念。]，主要植根于三种前后相继、逐步过渡的死生观念，即：回归祖灵、叶落归根与入土为安。随着周礼体系的构建及宗族繁衍的日益庞大，第一种观念被绑缚于奴隶制社会末期的政治活动开始变异，治丧流程逐步演变为一种权力交接或宣誓的政治集会；随着生产力条件的逐步解放及封建国家的成型，较为朴素的“叶落归根”观念伴随当时户籍制度的完善开始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时期内统治汉裔先民的想法；东晋十六国及至南北朝时期，持续的民族混战及瞬发的“衣冠南渡”事件使得族谱完善的关中、中原先民难以实现“回归故土”的丧葬诉求，继而出现了退而求其次的“入土为安”观念——即将宗祠所在的迁徙地视同祖先故土来对待。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华大地逐步引入了佛教所创的火葬涅槃，但多数火葬之骨灰仍要“画地”供奉于土地与佛塔之间[ 这可以看作古代中国、印度丧葬礼俗的一种融合现象。中华佛葬本质上既不属于回归山川河流的原始火葬（有别于印度僧侣），也不属于棺椁护身的传统土葬（有别于华夏士大夫），或可称之为一种“火土葬”。]。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推，我国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入土为安观念，原本绑缚于一种代位妥协的心理。具体而言，“入土为安”所指代之“土”既是历史故土也是当下故土，在无法回归历史故土安葬的情形下，当下故土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的替代物。由于民间文化、田野历史传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多数我国南方地区老人所持的“入土为安”观念不涉及到历史故土的认知，乡土地域内的思维惯性、从众心理早已冲淡了其对于历史故土的原始认知。唐宋时期，汉族全阶层的持续南迁伴随历史战乱而起，我们很难奢求当代农村地区的老人可以自发地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认知其“叶落归根”观点的片面性。但是，随着当前社会人口受教育程度地持续提升，我们或可从当下开始，传递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古典礼俗观念，这不仅有利于我们逐步消解近前的丧葬资源矛盾，更有利于我们构建更高水平的文化自信生态。

二、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经济诠释与市场解读

（一）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经济诠释。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华人圈对于祖灵的归属地认知是建立在“唐山故土”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唐宋元明的哪一朝迁出，都将中原文化圈所在行政区划当作其原始宗族所在地，其死生观念嵌套于西方历史学家所划分的中古、近古概念，将其华裔宗族的“故土”观念锚定至我国唐代占据全力主导地位的陕西、山西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曾出现过新马泰地区华侨青少年组织的访华寻根团，亦有华侨老者表示将其葬于我国北方“唐山故土”意愿。

类似情形在我国国土内也有案例。例如闽南泉州地区下辖一县级市，自古皆称“晋江”，以示其故土出自西晋北地；当地更有建于1503-1509年之间的洛阳桥，以示其先祖出自汉晋洛阳。主要聚居于赣南、潮汕、闽北等地的客家人于海外客家人保持统一的历史故土观念，并以此为重要缘由拒绝周恩来总理将其宗族归为一少数民族的倡议。根据其历史观念传承，中原、关中一带的故土方为其祖先曾在之地，流落此外之地的后辈只能为“客居他乡的汉人”。当前随着福建、广东等省土地资源的日益匮乏、人口聚集的日益稠密，部分秉持古典历史观念且具备足够财力基础的客家人或其他南迁后裔也开始考虑安葬于我国北方“故地”的可能，这一方面或能解决其“死生落地”的刚需，另一方面或促成一种兼具经济效应与文化意义的蓝海市场。

（二）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市场解读。

与多数现代文明圈的演进过程一样，中国的丧葬传统基本遵循了由土葬向火葬的总体趋势。各类丧葬配套技术均基于上述趋势予以流程衔接。但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并不足以完全剔除民间礼俗中对于古典丧葬样式的向往与执念。具体而言，根据民政部的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火葬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52%，覆盖8亿多人口；2021年全国火化率达58.8%，比上年增长7.3%。【2】但在入土仪式层面，整体火葬样式仍较多承袭了传统土葬的诸多要素，包含流程设置、器乐唱念、冥器准备等多方面内容。这种情形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等国也见诸端倪。

日本正面临严峻老龄化问题。大量去世人口与捉襟见肘的火葬场、墓地资源之间产生了较大的供需缺口。故而，与其他国家地区采用多样化葬礼方式不同，根据全球火葬数据统计，日本以超过99.99%的火葬率位居榜首，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有超过90%的火葬率。但这并没有冲淡其尊重古典丧葬文化的热忱。发端于其奈良时代的日式葬礼[ 其“死生主题”公共节日——盂兰盆节则大量缝合了我国唐代中元节、清明节的活动礼仪。]，秉承自遣唐使带回的大量礼法[ 例如安倍在8号遭遇刺杀，却选择四天后的12号进行葬礼。其本质原因在于当代日本人会按照中国历法中的“六曜”来选定日期。根据唐宋时代的历法技术推演，12号被视为适合出殡的日子。]，与当代中国葬礼有诸多相似之处。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多数家庭仍一板一眼地执行着承袭自中国古典传统的守灵仪式——即家人通宵守夜为逝者守灵。在日本，其民众同样面临着人地矛盾所导致的丧葬经济压力，2010年有调查显示，日本全国丧葬费平均一次达到200万日元（约合10.3万元人民币），而东京等大城市里的墓地价格愈加昂贵。[3]因此，一些举办丧礼的公司选择将骨灰放入珠子或纪念品中，这样亲属可以随身携带并表达哀思，且无需支付昂贵的墓地费用。另有一些丧葬企业通过民俗论证或宗教推理，令一些民众相信火化后将骨灰置于树木内部或根系附近的“树葬”同样具有“土葬”效力，进而在尊重传统、降低成本的同时开辟全新的消费市场。在日本，逝者家属倾向于将人和棺材一同进行火化。其中，超过90%的棺材都是从中国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进口的。可以说，曹县的寿材产业支撑其了为当代日本人丧礼践行的消费基础。

三、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供求生态与人文赋值

（一)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供求生态。

1.合理审定当代中国死生礼俗的供求生态。

1.1合理评估可借鉴完善的供给细节。与日本面临相似处境的韩国、新加坡等儒家文化辐射区，均自下而上形成了“入土为安”的集体意识形态；又因为经济成本、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供给不足问题，自上而下完成了“以火代土”的礼俗改造运动[ 1897年，也就是明治30年，日本开始实行了《传染病预防法》以防止疾病的传播。为此，日本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火葬方式，该举措得到了超过一半的葬礼采用火葬的支持。实际上，就日本的法律而言，并未明确禁止土葬的做法。

至今为止，日本法律仍然没有对土葬进行禁止规定。然而，他们对土葬地的管理要求非常严格。毕竟，日本的土地资源有限，若随意滥用将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在土葬使用方面，他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对此我国有可借鉴之处，例如帮助相关企业发展适应当代丧葬人文诉求的全新供应链、敦促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对社会礼俗观念进行“因势利导”、促进村社组织实现礼俗践行具体样式的现代化改造、使用经济杠杆帮助公民个体理性选择丧葬样式等四方面。

1.2合理评估我国现存的独特需求底数。与前述日韩新等国不同，我国一些地区虽面临着较为紧张的人地矛盾，但纵观我国幅员，仍有一种基于异省安葬总方案的供给优化可能。其实践成败的关节点在于，赋予一种方案的经济合理性与人文合理性。其次，我国普通民众虽然在现代化浪潮中普遍接受了更加唯物、更加世俗的死生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在广大基层环境中，缺乏类似于发达国家长期实施的“死生学”国民教育。“入土为安”的朴素诉求不仅在老年群体中存续，也在青年群体中有诉求市场。这与日韩新等国全面完成宗教、礼俗、民俗现代化改造的社会运行生态是有差异的。

2.有序改造当代中国死生礼俗的供求生态。

2.1扭转“奢侈品化”供给生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稳健推进，当代丧葬产业在尊重科学理念、接纳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派生为一种朝阳产业。其产业链中所关联的墓地、碑刻、棺椁、流程策划等子系统产业，正在遵循各自发展的市场规律不断实现产能、产品两个层面的升级优化。但是，在看到死生礼俗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其盈利模式仍基于一种“厚葬营销”的理念。除了前述动辄几十万的天价墓地，碑刻行业的涉丧供给也深度绑定“奢侈消费”的概念。在云南昭通某村有一个占地近百平方米的墓碑生产基地。一块碑石的成本价约5000元，打磨平整光滑，刻上龙凤、花草及碑文就要卖10000多元，一些制造精致的墓碑更高达10多万元一块。殡葬、祭扫用品（香、烛、纸）等技术性成本不高的子系统供应链中同样面临类似的“奢侈化”倾向。

2.2扭转“非低碳化”供给生态。在前述云南昭通的碑刻供给案例中，雕刻工人都未戴口罩，直接呼吸着石粉，对其自身健康与相关村社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但是，相关资方则通过高薪酬方式[ 有的工人一天就有1 000元收入，一年有好几十万元。]，引诱工人对其非环保的工作环境予以选择性漠视。而大众的需求，更是助长了此类污染型碑刻产业的“野蛮生长”，唯有环保、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要采取统一集中行动，才有可能对此执行取缔【4】，进而扭转这种与我国生态文明总发展预期相抵触的供给生态。种类繁多、单体精致的丧葬祭品则隐含了另一种以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供给生态。虽然国内许多地区现已出台有关规章制度，来规范殡葬用品的生产和使用，但是燃烧型祭品对于多数民众的吸引力仍会使得相关方面漠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后果与污染环境后果。单纯从治安法律制裁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干预不能解决相关家庭、公民对于其偏颇行为的认知问题。唯有从市场供给的角度，针对企业畸形供给的行为进行有力制裁，方能真正整治其低效高污的供给生态。

（二)中华古典主义死生观念的人文赋值。

1.淡化“死生为大”原始心理的人文赋值。

1.1“死生为大”原始心理的辩证分析。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印度文化圈的轮回死生观念不同，古代儒家文化圈在接触佛教之前，人们视死亡为一种灾难、不祥之事。当亲人去世后，他们会找一个宽敞的坑来埋葬遗体。为了将亡魂阻隔开，亲属会在下葬时顶上一块巨石（此或为墓碑文化的早期雏形）。最终社会整体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棺椁在中华古典文化礼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东亚诸国先民对其极为注重，且这种“注重”心态在当今仍有活力。有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日渐富足，封建思想的影响逐渐弱化，传统对逝者进行厚葬以谋求内心的安慰的想法逐渐淡化。

1.2“死生为大”当代赋值的优化方向。从现实观察来看，上述观念的确随着发展浪潮日趋弱化，但这种弱化趋势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圈层、不同行政区块之间呈现非均衡的特征。例如不同社会成员网上墓园的态度，在诸如“天堂纪念馆”的平台中，人们可以为逝者建立虚拟的网上墓园，上面兼具被纪念逝者的生平简介、照片、文字记录、声像资料等。但在较大基数的中年以上群体中，其仅将此视为“线下”实地凭吊的附属方式。且这种行为取向在高学历群体中也不乏拥趸。在整治当代我国丧葬行业消费不透明、服务无保障甚至暴利等供应端问题同时，更关键地需要从需求端淡化相关地消费动机乃至消费冲动。这种动机淡化工作不单单是一个购买力层面的自我认知及合理配置问题，本质上应帮助民众建立其对于“死生观念”的理性认知，逐步形成全社会“清谈生死”的优雅气质。

2.“慈孝往生”社会观念的人文赋值。

2.1“慈孝往生”社会观念的向好分析。安宁善终是“慈孝往生”人文价值的一大外在表现形式，从细分行为层面划分，可见之于告别、悲伤抚慰、生死两安等思维或行为框架。在上述框架中，必然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作用，完善公共基本服务，规范治丧程序，完善丧葬行业法律法规，利用“互联网+”模式，使传统孝文化在新时期、新环境中得以传承和发展【6】。与封建时代不同，当前我国民众对于“慈孝往生”的观念呈现出更为包容的心态呈现，例如在一些大城市的家庭单元中，朴素的墓地置办、简洁的物料准备、沉静的吊唁追思正成为一种风潮。一些地区的老人及其子女在预先筹备丧礼流程时，也加入更具定制化的配乐选择；哭丧等传统吊唁形式正在逐步被“娓娓道来”式的诗文追思所取代。相对于前述“死生为大”观念，中国特色的慈孝文化在当代丧葬礼俗中呈现出了较为符合现代国家发展预期的人文形态。

2.2“慈孝往生”当代赋值的增益路径。过去有观点认为，一部制约与规范丧葬行业的《殡葬法》就可以实现中国死生学理在当代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中的规范发展。实然，此类法律规范的确可以帮助相关方面找准各自参与丧葬生产、消费诸环节的行为框架。但此类法律规范并不足以支持一个大型国家的整体丧葬资源配置。换言之，《殡葬法》可以解决好微观的丧葬礼俗问题、丧葬消费问题，帮助供需两端共同实现社会性的经济效益与人文诉求，但并不能挖掘我国诸多省份之间资源互相调剂的潜在能力；并不能挖掘我国宏大历史观中足以革新“重葬”暂时性传统的推古资源。

具体而言，“慈孝往生”文化本质立足于一种对于祖先崇敬的文化心理，由此派生的叶落归根观念则是其心理在丧葬活动背景下的具体表现。诚如本文第一章所论及。我国的丧葬文化是在民族世家迁徙的过程重逐步形成的，“叶落归根”所及之“元初之根”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并非当前多数民众所认知的“当下故土”，而是以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为代表的“故国故土”或文化意义上的“炎黄故土”。

2.3“慈孝往生”当代赋值的政策布局。

2.3.1“炎黄故土计划”在中央层面的政策布局。当前上述地域的人口吸附能力较之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诸省，呈现渐弱疲态。人口流出速度仅次于东北地区，仅其省会核心城市对于青年人有长久定居方面的吸引力。从长远来讲，虽然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最终会扭转上述疲态或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但在当前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上述地域的人地矛盾将较之前大幅缓解，同时较之于东南诸省的人地矛盾率先缓解。

综合上述趋势，或可从产业政策层面帮扶相关企业开始布局老龄人口异地安葬的“炎黄故土计划”。引入各类专能资本，分别充实当地墓地规划、物料加工、服务策划等朝阳产能。其次，可从文化政策层面，加紧相关历史研究的朴素性、社会性、通俗性传播，帮助不同年龄层次、教育背景人士重新认识“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本源文化意义，扫除其支持“炎黄故土计划”的内心顾虑。

2.3.2“炎黄故土计划”在迁入-迁出地层面的政策布局。就迁出地政府层面而言，首先应充分发动基层党群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社群力量，加强观念引导；其次在县域层面，给予支持北上异地安葬计划的人员，相应专项补助，给予其亲属子女等差旅食宿方面的财政保障；最后在地市一级层面，应将上述计划的实施落实为一项异地产业帮扶、对口帮扶乃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绩效考核对象，形成上下一体的政策发动势能。

就迁入地政府层面而言，首先应加强于迁出地政府的横向对接，对于拟迁入的具体人员及其家庭单元进行细致入微的诉求调研；其次应加紧一、二、三产方面的统筹布局，确保“炎黄故土计划”实施充分带动就业，产生较好较稳健较持续的经济带动效益；最后，应当始终抓牢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对于产业布局、对口服务等方面各行为方予以多层级的理念教育与规范监管，防止急功近利的市场行为稀释计划所承载的核心文化价值。

四、结束语：在死生淡定中培育产业厚植的人文关怀

敬畏生死是全人类所共情的普世观念，人文关怀是全球现代国家发展死生产业的基本价值追求。当前，我国在经济要素统筹、市场规则搭建、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具备了发展高水平礼俗相关行业的经济实力。但是丧葬礼俗行业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存在样式，其内部关联大量文化领域的测度诉求，唯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厘清相关诉求产生、演变、改造的基本规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摆布全国范围内可用的优势资源，方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厚植更富死生淡定观念的产业情怀，助力更全维度、更宽领域、更大纵深的国家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