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时代新征程对非遗民俗体育文化赋予了新的价值取向和要求。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以“二贵摔跤”为个案,对新时代非遗民俗体育的价值取向、传承困囿和传承进路进行梳理。其价值取向有:共筑民族标识,“和合”文化共享;战胜自我,培育国魂精神;传承空间在场,凝聚族群认同;虚化对手,提升艺术美感。传承困境主要体现在:符号认同焦虑带来文化价值的扁平化,传承主体单一导致技艺道的弱附着性,文化场域变迁加剧场域互动的不适配,传承载体守旧致使艺术欣赏单一。对此,提出彰显主体文化、完善传承机制、拓宽传承场域、提升艺术审美的传承路径,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民俗体育文化;价值;传承
杨华莉1,2,武冬1,于丽婧2,薛军3
(1.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 北京;
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河北承德;
3.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北石家庄)
2017 年1 月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1]。相关文件也强调“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2]和“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3]。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4],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5]非遗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血脉。现有研究聚焦其传承逻辑、路径、问题与对策:从传承主体看,青年是生力军[6];传承路径上,形成了“三位一体”教育活态传承模式[7],并注重符号化还原[8]。然而,传承面临文化认同弱化[9]、传承断层[10]、过度市场化风险等[11];在策略维度上,依托庙会等民俗场景维系文化根脉[12],强化政策保障与传承人培养[13],推动学校教育嵌入[14],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转化[15]。这些研究为民俗体育传承提供了多元视角。“二贵摔跤”是满族民俗体育项目的典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共享、国魂精神、族群认同、艺术审美等价值。对“二贵摔跤”的起源分类、教育传承等有学者做了探讨,但过于笼统,并未做田野个案研究,未能结合新时代进行深度剖析。基于此,本文拟通过研究“二贵摔跤”田野个案,全面梳理非遗民俗体育的价值取向,分析传承困境,提出传承路径。
一、田野个案与方法
田野点位于河北省隆化县的“二贵摔跤”传承基地。隆化县是满族和蒙古族集聚地,是河北省政府确立的三个民族县之一(2002 年批准),有22 个文化站,1 个文化馆。“二贵摔跤”的传承基地有县文化馆、何三屋村、下店村等。当地“二贵摔跤”有“二鬼摔跤”“二鬼扳”“焦孟斗”“老少斗”等称呼。为避免人们对“二鬼摔跤”这一名称的误会,后统一改称“二贵摔跤”。2008 年6 月7 日,“二贵摔跤”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定了省级传承人王大中和市级传承人陈彬彬。何三屋村是隆化县开展庙会活动最好的乡村之一,历史最为悠久,1967 年举办庙会就有“二贵摔跤”这一项目,表演场所一般在当地观音庙前的平台。下店村属于“二贵摔跤”演出较早的村庄,自1992 年举办春节庙会开始,“二贵摔跤”就是各类表演中的一部分。石灰窑沟村、喇叭沟村、少府村的“二贵摔跤”只有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的庙会才可以看到。
课题组于2018 年2 月至6 月、2022 年2 月至4 月、2024 年2 月至3 月在隆化县做了为期6 个月的田野调查。调研发现,“二贵摔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德打造的非遗文化品牌,也是春节必备节目。在田野点调研的10 个村庄中,每年都有表演的只有5 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加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使得“二贵摔跤”这一传统项目文化符号意义模糊。由于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非遗传承人趋于老龄化,传承代际断裂。文化场域变迁的不适配、表演道具的老旧以及技艺的守旧,使得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传承举步维艰。新时代背景下非遗民俗体育如何守正创新?为解答这一问题,课题组成员对相关政府人员、“二贵摔跤”传承人、隆化县一些村的村干部及普通村民等进行深入访谈,获得相关数据。
二、新时代非遗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取向
清代满族的祖先最初来自西周时期的肃慎,努尔哈赤接管了“大金”,并改名为“满族”。《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记载有关“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记述康熙利用“布库”捉拿鳌拜,之后宫廷将摔跤作为固定的游艺表演项目[16]。《啸亭杂录》卷四《领侍卫府》记载“善扑营”[17],此为官跤。民间诞生了诸如宝善林、沈友三等较为知名的民间摔跤手[18]。宋代相扑已在宫廷宴会上表演,也是城市瓦舍中极受群众欢迎的项目。相扑除男子外,还有女子参加。相扑一般由两人进行比赛,也有一人装扮成两人的相扑表演,叫作“乔相扑”[19],还有一种专职进行娱乐滑稽表演的“摔人子”,一人穿着特制的人偶套装,采用扭、摔、踢、绊等动作进行表演,生动有趣。这类借助人偶套装道具以搞笑动作表演的“摔跤舞”[20],逐渐演变成现代的“二贵摔跤”。由此看出,“二贵摔跤”文化符号的要素构成极为丰富。“二贵摔跤”的器具、技术、制度等构成了符形:符指是满族与中华文化交互交融后的文化,符义是尚武崇德、勤劳、坚韧、爱国、进取、谋略等,符事是节庆日、比赛日等,符史是清朝历史的演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21]。新时代非遗民俗体育文化的内涵应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
(一)共同体:民族标识,“和合”文化共享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指出,“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22]。满族文化始终是一种共同体文化,是融合了多民族并以其前身靺鞨为主体所构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23],不断与汉族、北方其他民族进行交往互动,并在交流融合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新时代“二贵摔跤”文化的符指是满族与中华文化交互交融后的文化。和平、和睦、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念,以和为贵代代相传。
首先,“二贵摔跤”作为民族文化符号,强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二贵摔跤”以“身体”为质心,表达着由文化控制和塑造的“和合”文化,既是一种有形的客观实体,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载体,其道具、动作和表演形式承载着满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一人分饰两角的摔跤表演,既彰显满族先民的尚武精神,又通过服饰、动作等元素传递出民族身份标识。表演者身着满族传统服饰,动作融合了满族骑射、狩猎的生活智慧,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不仅是满族文化的具象化表达,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其次,“二贵摔跤”的核心在于“一人演两人”的矛盾统一。表演者通过肢体协调模拟双人摔跤的激烈对抗,在道具的隐蔽下实现“自我博弈”,最终以和谐的肢体语言达成动态平衡。这种表演形式隐喻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表面的对抗实则是内在的协作,矛盾的张力最终转化为整体的和谐。最后,“二贵摔跤”通过符号化表达和身体实践,将民族文化特质转化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其艺术形式中的“和合”智慧,既呼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又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化解差异、凝聚共识的文化方案。
(二)身心智慧:战胜自我,国魂精神培育
国魂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精神标识,包含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特质。在当代,培育国魂精神需要从个体身心修养出发,鼓励人们在自我超越中拓展生命格局,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升华,更是对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与赓续。
首先,塑造战胜自我的人生观。“二贵摔跤”表演者需要背负近20 斤的道具进行时长为7 分钟左右的表演,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战胜自我的信念。战胜自我是理想信念的重要体现,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自秦统一中国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24]战胜自我的挑战主要指向内部,指向人自身,征服也是由内而外的。其次,传递克己奉公的价值观与集体主义精神。一人分饰两角的表演形式,隐喻了“舍小我、成大我”的集体主义伦理。表演者俯卧于地,既要保持背部稳定以营造“力量均衡”的视觉效果,又需通过肢体语言展现对抗张力。最后,推动睿智谋略与国魂精神的现代转化。“二贵摔跤”的攻防博弈中蕴含着“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东方智慧。表演者在扭打、撕扯中展现的“不服输”精神,并非蛮力对抗,而是通过观察、预判、调整策略实现“后发先至”。这种“谋定而后动”的思维方式,与满族历史上“八旗制度”的军事智慧一脉相承,成为“英勇善战、保家卫国”国魂精神的当代注脚。
“二贵摔跤”以其独特的身体叙事,将“战胜自我”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修炼场,将“克己奉公”转化为现代公民的价值观,将“睿智谋略”淬炼成应对挑战的文化基因。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身心双修”的智慧传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依托[25]。
新时代文化使命下辽河流域民俗体育的历史文脉、呈现特征和实践旨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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