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捞生产与队伍[江西省上饶市]

历史简况

上饶捕捞渔业历史悠久。从万年大源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发掘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中的石器、陶器、蚌器和鱼镖等分析，说明当时渔猎活动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另外，从鄱阳双港镇、王家嘴、沙塘墩西山、上饶县铁山胡家桥村大坪台地上、望仙乡桥头村凤凰墩、金山、狐立山，广丰县鹤山乡古城村、五都黄土山、蛇山头（下层）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分析，古人在鄱阳湖畔及山丘开始了原始的渔猎经济活动。

唐宋时期，长期的经验积累，工具的改进以及社会发展对渔业的需求，渔业已具相当规模，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诗句就是一一个例证。北宋都颉著《鄱阳七谈》中指出：“鄱阳有滨湖捕鱼之利，鱼鳖禽畜之富”。

明清两朝，捕鱼业进一步发展。《鄱阳县志》载有诗人徐勃的诗：“彭蠡秋高水接天，征帆一片击茫然，芦飞楚岸千层雪，树绕康山几点烟"。明代对捕渔业的促进在于朝廷改渔税于民田，并人地丁征税，减轻渔民负担，捕鱼有利可图，专业渔民不断扩大。清代沿袭明制，江、浙、赣等省渔税均并人地丁征税，捕鱼业稳步发展。

民国时期，捕捞渔民仍有相当数量，民国26年（1937），从事渔业户，鄱阳县2000户，400人；馀干县1500户，3000人；从事渔业副业户数，鄱阳县5000户，10000人；馀干县4000户，8000人。抗日战争以后直至解放前夕，捕捞渔业生产屡遭严重破坏，加上渔霸港主对渔民横征暴敛，层层剥削，致使捕捞渔业日趋萧条，广大渔民过着“油菜大麦黄，饿死打鱼郎"的悲惨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发展水产业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发放了渔业贷款、渔业救济，预付定金，解决渔需物资，积极扶持天然捕捞生产，因而在很短时间内，捕捞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全区捕捞生产量达到8804吨。1958 年到1965年，全区捕捞渔业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个阶段，思想上的急躁冒进和不切实际地撤并专业渔业队（社），使捕捞渔业发展缓慢，捕捞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由1957 年的88.15%下降至1965年的74.50%。1966 年至1976年，全区捕捞业进一步下滑 ，至1976 年，捕捞产量下降为4365吨。

中共十一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拔乱反正，渔业管理机构恢复，渔民归队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激发了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加强了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从1979年开始，捕捞产量逐年回升，到1989 年全区捕捞产量已达14975 吨，比1978年增长221.7%。

捕捞组织

长期以来，捕捞渔民都是以渔户这种个体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多集中于滨湖地区和江河下游。据《江西通志稿》记载，盛时馀千瑞洪镇和鄱阳两大渔场，有渔户6100户，渔户的生活十分困苦，当时对渔民的生产生活有这样的写照：“船破无力补，旧絮黄泥补，钩览打累结，网破只叫苦；蓑衣当棉袄，被褥是稻草，破锅漏顶罐，三天两头饱"。渔民以家族、姓氏组合成帮，帮设“帮头”，并自立规章。湖区各捕捞场所由族会按照姓氏划片管辖。

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颁布渔会法，其宗旨称：“增进渔人知识技能，改善其生活，并发达渔业生产为目的"。沿江滨湖各县相继成立协会。鄱阳县渔会即于是年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滨湖捕捞渔业重点县成立渔民协会，渔民多以乡、村为单位，组成渔业社、队。“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渔业社（队）被强行并人农业社（队），各级渔民协会也随之流于形式。1978 年以后，滨湖捕捞渔业重点县、乡，重新建立渔民协会和渔民代表会。这些组织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渔民利益，协调关系，协助渔民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捕捞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浮梁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渔业调查统计，馀干、鄱阳两县的渔户只有2925户，且多兼事耕种。广大渔民开始组织起来，建立渔民协会，生产互助组，解放生产力。

人民政府发放贷款、贷盐、贷粮，贸易（渔业）公司以优惠价格签约收购，预付定金，扶助渔户恢复生产；后经剿匪、水上民主改革，肃清了鄱阳湖区匪患，废除了湖港封建把持，水产生产秩序稳定，渔户逐年增加。1954年，鄱阳、余干、万年3县从事捕捞业的专业劳动力增加到6647人，兼业劳动力增加到7981人。

1952~1956年，全区渔户经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进而组成33个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一些分散的渔户就近组成渔业生产队、组，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统一领导，集中生产，统一分配。1958年，渔业社、队一次转为人民公社的渔业生产大队或渔业生产队、组。

捕捞生产历来以船为家，常年水上分散作业，渔货又须趁鲜销售，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诸多不便。生产和分配形式逐渐改变， 1962年统计显示，占34.5%的渔业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渔具归集体所有，集体生产收益按劳分配；占26.3%的渔业大队和生产队，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但渔具归社员私有，生产时有时集体互助，收益按劳动力、渔具分配；占39.2%的渔业大队和生产队，渔具私有，自产自销，收益自得，有的向生产队交一些利润。是年，全区水产会议后，针对上述情况，整顿渔业队、组，以期重建公社经营管理上的“四个统一"（生产资料统一归社队集体所有，生产、投资计划统一由社队安排，产品由社、队统一处理， 收人由社队统一分配），进一步巩固了渔业队、组。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水产部党组的报告中指出：对连家渔船“要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造”。1968年5月30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批转《关于加速我省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要求连家渔船“组织起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彻底废除包产到船、以产记工、只交‘三金'（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以及产品自销收入自得等资本主义制度。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此，“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全区陆续展开。改造中，“要求渔业户上岸定居，亦渔亦农，分散兼业渔户主要从农；实现“四个统一”；渔货统一向水产公司交售。为了解决渔户上岸定居后的生产生活基础，政府拨给每户1000元。经过5年工作，3955户渔户、1.87万渔业人口，形式上组成26个渔业大队和195个渔业生产队。1977 年6月，全区林业和水产会议统计：全区还有40%的连家渔船没有改造。仍然处于单千状态。

1982年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种植业逐渐扩及水产业。捕捞渔业包产到船，养殖渔业实行个人承包或联户承包，一些大中型水面出现国营与集体公社与大队、生产队与社员联营等形式，实行以渔为主，多种经营。承包期一般为5~7年，专业户承包期10年以上。承包经营同种植业一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渔户有水面使用权、生产自主权和产品处理权，经营积极性格外高涨，渔户也逐年增加。1985 年，渔户达到8020户，从事渔业的劳动力增加到2.65万人，其中专业者8314人。至此，渔业队、组实际上解体。

“七五”期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水产业结构亦得到相应的调整。1990 年，全区有渔业村53个，渔业户1.25万户，渔业人口6.95万人；从事养殖渔业的劳动力6645人，从事捕捞渔业的劳动力7465人。

2002年，全市捕捞业在国家“稳定捕捞业，发展养殖业”的方针指导下，专业捕捞人员逐步转产转业，人数不断减少，年末，全市捕捞专业劳动力11435人，比2001年减少264人。

鄱阳湖捕捞

鄱阳湖纳江西境内五河之水，其中纳境内的信江、饶河两大水系，与长江相通。《饶州府志》称：“一春涨则与鄱江相连，水缩则贵茅白苇，旷如平野”。鄱阳湖水域宽广，水质良好，是鱼类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是全市最重要的天然捕捞水域。

2002年沿鄱阳湖3个渔业重点县（波阳县、余干县、万年县），共有专业捕捞渔民10545人，机动渔船4752艘，非机动渔船6383艘，分别占全市总数的92%.99%、96%。因此，鄱阳湖的捕捞渔业，在历史上曾经为渔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全市滨湖捕捞业盛处悉在鄱湖沿岸及各河下游将人鄱阳湖处，其最著称者如余干县瑞洪镇、鄱阳县等沿湖各处，其中尤以瑞洪镇产量较多。2002 年，余干县有捕捞专业劳动力6566人，渔船6838艘，主要是瑞洪康山、新王大塘、大竹石口、信丰等乡（镇）；其次为波阳县的滨湖地区，2002年波阳县有专业劳动力3774人，渔船3930艘，主要分布在莲湖、双港、珠湖、白沙洲等乡（镇）。历史上有婺源、乐平、余江等县市以及省外的安徽江苏等省数以千计的渔民、渔船人湖从事捕捞作业。湖区的捕捞产量，60年代以前为稳步发展阶段，60年代后期开始，湖区渔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鱼类资源出现衰退，捕捞产量逐步下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化了增殖保护措施，产量有所回升，尤其是1990年后增幅较快， 1998年后，捕捞产量基本保持在一一个平稳的水平。

作业习惯

滨湖地区渔民历来都有其一定的作业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按照法规，实行一切水域均属国家所有的原则，在废除封建私有和封建把持的基础上，保留和尊重渔民原有的作业习惯。例如：波阳县黄沙港解放前为国民党军队某部军官叶芬（角山人）私有，渔民在此捕捞要缴交佣金或分成，否则渔民就要受到打捆关押。保留和尊重渔民作业习惯主要是指：渔民兼业习惯，如以渔为主，渔农结合，或以农为主，农渔结合，农忙务农，农闲务渔。有的渔猎结合，除捕渔外，还可狩猎水禽。还有作业工具和作业地点的习惯。全鄱阳湖有一个共同习惯，水满宽滨无界址，作业区域极大部分都是开放生产，水位落港就有一定例规。现以波阳县为例：鄱阳鸬鸟船分两帮，以管驿前、双港为一帮，从黄龙庙对下游直通鄱北东、西河（余干鸬鸟也到龙口）。而姚公渡、古县渡鸬鸟是到昌江，乐安河；按水域生活情况不同，驯养鸬鸟分为清水鸟、混水鸟和专捕鲌鱼的三类，清水鸟主要分布在乐平接渡镇，可以在河段中上下装网的情况下，鸟在中间追捕。混水鸟可以拖篾缆笼，把鱼惊起，让鸟捕捉。

座钩是莲湖河丰渔业队（毛家村）历史沿习，水落港后，从八字脑到洪家穴场均属毛家渔民挂座钩处所，座钩放钩长年不收，每日挂钩几次（收集渔获物） ，其他工具场要相让，不要扰乱他人的座钩。（鸬鸟也可以在此生活，但要注意鸬鸟不被钩挂住）。要到腊月廿四日起钩开捕。

开港生产，渔船集中，渔具繁多，但也有历史习惯，即撑篙网，罩网打深潭，小网、高网、丝网布网等网潭边，大钩挂滩，鸬鸟要在次日继后开港。

堑湖生产，一直按原习 惯归属拦堑。有的为一村、一队使用，也有二地轮年使用，按例分红。对堑湖每年征收湖港草洲管理费。原茭溪、乐安、角山、莲湖一带有些地方有堑春湖习惯，因春堑破坏鱼类资源，一直被禁止使用。

生产工具的限额习惯：由于有些湖区港在枯水期间，水面范围缩小，所以也有些限额习惯，如签协议书等，珠湖、焦潭湖都有这种习惯。

跨县生产习惯：如余千摇网、乐平镇桥丝网有到鄱阳作业习惯，鄱阳毛家村钩船有到景德镇市作业习惯，鄱阳撑篙网有到余千开港习惯。

渔民生活与习俗

新中国成立前，渔民生活困苦。据《江西通志稿》记载：盛时余干瑞洪镇和鄱阳两大渔场，有渔户6100户，卖鱼易米，朝不保夕，父母忍饥，儿女号寒，为其惯常生活，至于餐风饮露，不避强风烈日，犯波涛凌霜雪，辛苦更不待言，各地渔夫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少则五六元，多者亦不过十余元，一家数口赖此为生。更有渔船之补缮，添置种种之需要。加上渔商之剥削，以及捐税之负担，更使渔民之穷困生活愈为迭增。益以年来渔业衰落，销路锐减，渔户之最低生活更加凄惨。《江西通志稿》附录了刘继培的一篇通讯《鄱阳湖区归来》，其中写道：沿湖一带，历年湖水涨落不定，农业耕种苦无适当土地，生活所赖唯有破碗旧船，平时一日不出湖张网，即有断饮之虞。战后马挡不守，湖港设防，一一面受敌寇随意杀戮之迫害，一面复感捕鱼范围日益促小，生活苦况遂更不名状。春末夏初，洪水泛滥，园田屋舍尽为浊浪冲淹，渔民全家老幼均是蹴踯小渔船上，夏季烈日蒸晒，因而中暑罹日死亡，每无非统计，尤以幼童死亡率之钜，触目惊心。....七神圣抗战军兴，不久湖面又是漫天烽火，在敌伪占领或控制区内，渔民惨遭杀辱。磬竹难书”。

高利贷在一般农村猖獗，早已不可讳言。渔区虽无“青苗钱"之名目，类似情形实有过无不及，缘鱼产价向为鱼行奸商把持，每趁鱼产清淡之期，以高利贷予以收购，价格之低与利率之高，竟有借款十元于三月后，除还本外，尚须纳鲤五十斤。近因食盐不易购得，鱼行以贮藏乏术。多拒不收购，以致鱼产无法销售，渔民生活益陷绝境。企图改业者有之，铤而走险利用破旧渔船而营走私之勾当者有之。另外，湖区渔霸霸湖、霸港之风尤甚，渔民被残酷地剥削、欺压。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统治和湖主渔霸的剥削，生产逐步恢复，渔民生活也不断改善。

1956年基本实现渔业合作化，有86%的社增加生产，有81% ~ 85%的社员增加收入。鄱阳县昌江渔业社在1957年渔业歉收的年景下，全年仍捕获鲜鱼22.33万公斤，较1956年增产11.5% ，每个劳力平均收入（包括副业收入）500元，较1956年增加72.4%，每人平均收入120.64元较1956年增加60.9%。全社128户，修缮和新建房屋23幢，每人平均添置新衣6件（包括针织品），每户买新棉被1床~2床，全社50多个适龄儿童和少年都进入小学和中学，成年人也参加识字班学习文化。1960 年，莲湖波丰渔业队表恩生产队捕捞（包括大莲子湖）年产达到110吨，户平超过5吨，交售国家80吨，出席江西省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5 年国家将水产品划为三类产品，实行放开市场。水产品放开价格以来，渔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85 年渔民人均收人53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1507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5.9% .92.5% ，至2002年，渔民人均纯收入3460元，劳动纯收入5094元。

由于渔民终年漂泊水上，风餐露宿，生活极不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之农民更为辛苦，正如渔谚所说：“世上三门苦，打鱼、贩鲜、磨豆腐”、“蓑衣当棉袄，船破无力补，家无隔宿粮”。在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下，形成渔民特有的风俗习惯。

酒、烟、茶是渔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尤其是饮酒为渔民的普遍嗜好，并且喜欢喝烈性酒，古诗就有“渔翁劝儿多饮酒，卖鱼沽酒新桥市”的描述。渔民每逢春节，制作各类鱼形的灯，如春鲢、夏鲤、秋鲑、冬鳊灯，象征四季太平。小孩胸前佩戴“鲤鱼尾鳍香包" ，以示体魄健壮，长命百岁，有吉祥之兆。男女婚嫁送礼要有鲤鱼，亦作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之意。船上，忌双脚悬于船舷外，以免“水鬼拖脚" ；忌头搁膝盖、手捧双脚姿势，此态象哭，不吉利；忌在船头（龙头）小便；渔家世俗有吃鱼怕“翻'的忌讳。吃盘中之鱼从不将鱼整条翻转。亦不得先攫食鱼眼，隐示“翻船”。妇女上船时不能从船头坎走过。以上俗习，解放后已大部分废除。

另外，“连家船”渔民之间互通婚姻及早婚早育的习惯在改革开放以前较普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婚育观念的改变，湖区渔民逐步转产转业，渔民的一些传统风俗也在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