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端午和清明一样，包含着先民对生命的崇拜。端午民俗起源于巫术和驱灾辟邪，其仪式具有超自然的“原始之魅”。自唐宋代以后，其巫术性和宗教性持续淡化，呈现出世俗化的“祛魅”进程。现代社会中，端午节庆的生活性、实用性、娱乐性、功能性因素日益增强，尤其是端午习俗非遗文化融入旅游开发和文化产业项目之后，传统文化的神圣感和仪式感逐渐式微，反而越来越强化了“文化复魅”的社会诉求。中国具有漫长的礼治传统，类似于韦伯所定义的“魅力型”治理，因而“礼失求诸野”也成为一种“复魅”的类型。应重视端午节庆所蕴含的生命抗争意志的文化基因，从而生成当代“不求神求诸己”的生命文化魅力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端午节 生命文化 祛魅与复魅
一、生命的原魅：端午节庆的早期起源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文明源流中创造了自己的节日与节庆，也成为文化基因的考证线索，而端午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说清明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意识，那么端午则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抗争意识；但两者的共同起源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崇拜，构成了原始的生命之魅。
端午起源有着丰富的文献内容，晋书《风土记》中的记载“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时为正中节，故作种种物避邪恶”，人们据此对端午进行源头解析，进而由官媒广为传播，[ 参见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节目报道：https://news.cctv.com/2014/06/02/VIDE1401693302980393.shtml]成为定论。辟邪禳灾是远古巫术的主题，而端午习俗与巫术、原始宗教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充斥着对超自然力量和神仙的膜拜和信仰，从而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之魅。“生命的原始之魅”具有思维建构上的“混沌性”，“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神话想象与巫术仪式中体现了原始思维的时空维度；例如“面死而生”的神话想象以“长生不死”的方法遮蔽了时间，“生存祈祷”的巫术仪式中以“人神对话”的方法遮蔽了空间。这也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中，神话与巫术、节庆与习俗往往纠缠在一起，这本是早期文明“万物有灵”“人神两分”意识形态下的“时空观”与解读世界的初始方式。
从端午节庆的发生机制看，首先，这体现了原始思维对时间过程的“流变性”的反应。节日具有周期的节律性，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绵延”[ 这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其时间哲学中表达和使用的概念]的符号与标志，其所表达的时间不是用钟表和日历来均匀度量的“科学时间”，而是存储于人类记忆芯片的“周期过程”。例如，五月正是春夏之交，这与后来的“五行学说”相勾连，也即“五，五行也，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段玉裁在《说文》中注：“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
这一点历来被端午研究所重视。例如，闻一多认为：“一方面，龙的数即是五，所以在图腾社会的背景之下‘五’便成为一个神圣个数，而发展成为支配后来数千年文化的五行思想：一方面，作为四龙之长的中央共主是第五条龙，所以‘第五’便成为一个神圣的号数，至今还流行的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便是那观念的一个明证。”
其次，端午节庆还具有内容上的“超凡性”。在早期先民祭拜献祀的“脱世”与“入世”的交接与转换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仪式、象征与符号系统。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成中，自然节律的周期更替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也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岁时节日”。而五月是春夏之交的季节，正是这交接与转换中，端午节逐步从“超凡性”过渡到“神圣性”。
在这一过渡中，“龙”作为图腾符号就成为端午的重要标识。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写就出了《端午考》《屈原问题》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系列文章，旨在论证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与神圣性，从而以“文化自信”来唤起抗战决心。当代学者也倾向认为“龙神信仰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信仰要素，它贯穿了端午民俗自起源以来的整个历程，并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正是这一信仰基础，实现了端午民俗潜在地与整个中华民族对龙的特殊信仰的统一。”[[[] 孙正国：互动演化当代端午节民俗的文化思考[J]，民俗研究2003(3).]]P(35-47)由此可见，以端午源自于早期先民的生命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巫术”体系，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过程中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并于“五行”相附会，深刻影响到了封建时期的礼仪、礼制和礼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端午传统可谓是中华生命文化的魅力之源。
二、生命的抗争意识：端午节庆的历史流变
“五行”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基础。《孔子家语·五帝》说“天有五行，水木金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因此，端午节庆就具有在文化分析上的元构性、在时间过程上的初始性、在价值体系上的超凡性；这些也都是其“原始之魅”在不同维度的折射。但是端午“原始生命之魅”的混沌性和神秘性，在历史演化中逐步地方化、生活化和实用化，越来越凸显其娱乐性、功能性和审美性；呈现出中国式的“祛魅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祛魅”来解读现代性社会所赖以生成的科学理性与市场理性的兴起，“祛魅”也即摈弃所有的“用于拯救的巫术手段”[[[]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222)。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P(151)而从端午节庆的习俗变迁来看，这种“祛魅”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就始终在发生着。例如闻一多就认为“端午节逐步成为吴越地区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是祭祀仪式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 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P(144)。这种“半宗教半社会”本身就是“祛魅”过程中的过渡环节。
（一）生命的抗争意识：“竞舟、采药”的文化解读
分析端午习俗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尝试探索“祛魅”的精神脉络与发生机制。端午“祛魅”过程首先表现为“鬼神膜拜”转向对人的“英雄崇拜”。端午节起源众说纷纭，这恰好说明了流变过程中的多样性、地方性、复杂性。从端午祭拜对象的演变脉络看，由超自然力量的膜拜，逐渐转向张天师、钟馗等道教崇拜，然后固定在伍子胥和屈原等英雄人物；呈现出“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过程。
端午“祛魅”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由“禁忌避讳”转向“药物医疗”。《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在古代，“夏至”是传说中的死神诞辰或下界日，因而也是“恶月、毒月、死月”；由此产生了驱辟邪避死的民风习俗，逐渐集中于五月五日“艾草驱邪”，由此成为端午采药的风俗起源，《荆楚岁时记》中关于端午记载有“是日，竞渡，采杂药”[[[] 宗懔（南北朝）：荆楚岁时记[M]，谭麟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P(92)。八十多年前，江绍原刊发《端午竞渡的本意》一文，旨在说明龙舟竞渡习俗最初为古代先民祓除不详的一种公共卫生法术活动，而这种“法术”逐步演变成为“采药”习俗。
其实，在“竞渡”与“采药”的习俗中隐含着强大的“生命意志”与“抗争意识”，这一点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武陵竞渡略》中提到“竞渡不独禳灾，亦在卜岁，俗说划船赢得了时年”，这里的“竞渡”与“赢得”说明了龙舟习俗与竞赛游戏最早源于“抗争”，具有的“生存斗争”的实践价值与意义。节令习俗中往往蕴含着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的大卫·查普曼教授试图用“局外人”的眼光解释中国远古神话，他认为：如果撇开“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这些神话中的具体情节，转而去寻找其中要表现的文化核心，那么只有两个字：抗争[ 参见：哈佛大学教授解读中国神话，被中国人自己忘记了的民族特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70089852887809&wfr=spider&for=pc]。而抗争也是“生命意志”的直接表呈现，不仅表现为生殖繁衍，更直观地表现为恶劣条件下的求生意志。中国人相信“多难兴邦”，正是对不断抗争历史过程所做的文化总结。
战争与灾害频仍，人们因而非常崇拜具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吴越一带曾把伍子胥崇祀为水神，在端午节加以祭拜；而屈原则更是成为端午节的公认角色。早在唐代《续齐谐记》记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皆汩罗之遗风也。” 据考证，端午节在唐代公务人员还放假一天[[[] 张勃: 中国古代社会的节日休假[J]，文史知识2014(3).]]P(8-12)，已经由地方习俗上升为国家制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西风东渐。有人批评中国的审美意识中偏好“大团圆”，缺乏西方那样的“悲剧审美”意识；[ 蔡元培曾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尙喜剧”，王国维曾说“中国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胡适曾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等等看来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从端午习俗源起的悲剧人物与抗争意识来看，中国始终具有忧患意识和“不求神而求诸己”的奋斗精神，这恰恰也是“祛魅”的内生性的精神力量，以现实的人的魅力取代了超凡的神的魅力。从韦伯的视角看，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逐步祛除巫术和魔法等主观臆想因素，意味着“人”与“神”的主仆关系发生了倒转，这是近代理性乃至近代科学产生的前提。韦伯认为：“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起作用……而这比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P(136)
（二）世俗生活的审美：宋词与明清小说的世俗化
韦伯所强调的“理智化”只是“祛魅”的路径之一，从世俗日常生活角度看，“祛魅”伴随着文明进步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世俗化变迁过程，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市井艺术”。例如我国宋代，随着城市经济与市井文化的繁荣，端午风俗开始大众化、游戏化、娱乐化，其物化象征也具有了市井艺术的审美价值。
北宋达到了中国文人艺术的时代巅峰，端午及其象征性艺术也融入宋词歌舞的“大众娱乐”之中。北宋时期，“五色缕”已经成为端午的艺术符号，如杨无咎《齐天乐·端午》“更钗凫朱符，臂缠红缕”，史浩《花心动》“把玉腕、彩丝双结”，黄裳《喜迁莺·端午泛湖》“玉腕彩丝双结”，王迈《念奴娇》“端午彩丝双系”，梅窗《菩萨蛮·端午》“色丝添意密，密意添丝色”等等。而南宋时期蔡戡《点绛唇·百索》流传最广：“纤手工夫，采丝五色交相映。同心端正。上有双鸳并。皓腕轻缠，结就相思病。凭谁信。玉肌宽尽。却系心儿紧。”婚恋是日常生活最盛大的仪式，“五色缕”也成为端午的日常生活审美的典型样本。
在儒家知识分子眼中，端午不仅成为艺术审美的物化对象，还因屈原而被赋予为深厚的“集体生命”的审美意境和民族情感。例如陈与义的《忆秦娥·五日移舟明山下作》“独无尊酒酬端午。移舟来听明山雨。明山雨。白头孤客，洞庭怀古。”此词作于金兵入侵，国难当头的1129年端午节，陈与义正在避难途中，自然想到了屈原和千古兴废。更为知名的，是苏东坡《六幺令·天中节》：“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苏东坡不仅描述了端午习俗，而且还借屈原抒发了历史情怀。
及至明清时期，端午节已经融入人情往还的世俗惯习了。例如《金瓶梅》第二十四回：“这日是端阳佳节，他也无心去游戏，衷心忖道: 我到老铁家去。今日大节下，他必定在家。”可见，端午被视作“大节”，也是亲朋好友相互往还的社交时机，而在《红楼梦》第三十一回：“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
由此可见，“祛魅”就是世界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发展过程。与远古社会的神秘叙事相比，这是人们认知视角的转变、价值依据的置换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从端午习俗演变来看，汉唐时期以“英雄崇拜”置换“神灵膜拜”，以“采药施治”代替“驱邪避灾”。到了宋代的端午节庆生活日常审美化，更是一种艺术化的“祛魅”方式；尤其是宋词开始在坊间流行，本身就是“生活化”和“世俗化”过程。而到了明清时期，端午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惯例，例如“赏午”也带有更多的游戏和娱乐因素，这种“世俗化”进程也标志着端午“祛魅”的不同历史阶段。
第三部分
三、“复魅”：端午节庆的当代价值与生命活力
从根本上看，“祛魅”还是一种革命力量。近代以来，科学理性和现代社会的“程序理性”深刻地改造了欧洲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祛魅”的完成，科学理性也越来越混同于“工具理性”“市场功利”和“实用主义”，人们逐渐感到了物质富裕条件下的“精神无所皈依的迷茫”。
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观，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P(151)因此，当代人们不满意理性启蒙所造成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缺失，又兴起“复魅”的社会思潮与动向。当然，这绝非要恢复巫术和神秘法力，而是对当下“科学主义”“工具价值”“市场功利”和“内卷竞争”的一种抗拒，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精神慰籍、审美价值，从而实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一）生命的神圣性：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回归
2017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审美追求的集中表达”，我国传统文化振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恢复传统文化中的“神圣性”，这在端午节庆上也有所体现。
2008年起，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项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端午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家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对端午节的正式承认。而屈原是儒家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维护“大一统”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志洁，其行廉”和“忠君爱国之诚心”等思想内核[ 所引用的评价分别出自于司马迁、朱熹]，是当代家国情怀的经典样式。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吟诵屈原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扶贫攻坚是新时代的抗争精神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价值正当性和意义的神圣性。
端午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我国法定假日的传统四大节庆，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端午文化的褒扬和其“神圣性”的构建。从地方实践上看，区域文化的发展动机也与国家意志相互重叠。在“振兴传统文化”战略下，端午习俗内容丰富，地域特征明显，受到极重视。
除了大规模的龙舟赛事以外，浙江嘉兴由地方政府组织的端午“掼牛”也颇具特色。它源自宋元时期穆斯林的“抓牛”技艺，后又融入“船拳、心意六合拳、查拳”等传统武术，成为多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美美与共”的样板。角力竞技在中西方都源自古老的祭祀活动[ 徐州出土了汉代石刻《力士图》，被认为是汉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祭祀活动]，自2012年起嘉兴端午“中国掼牛”争霸赛吸引了国外大力士的积极参与，成为当代东西方“力士文化”交汇的焦点。
（二）日常生活的热情：“复魅”的关键场域
当前，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化振兴和非遗项目建设方兴未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其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复魅”趋势。非遗文化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与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与礼仪节庆”“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知与实践”“传统手工艺”等等种类，其源头都含有“崇拜”“献祭”“狂欢”等“神圣性”因素，体现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
因此，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在现代理性面前并没有被消弭殆尽，在民间习俗中，借助非遗文化而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例如中山大学王霄冰等人于2011年清明节期间，对曲阜祭孔仪式进行了跟踪调查与研究，发现公祭仪式的世俗化特征明显，仪式手段贫乏，缺乏吸引力；而民间祭祖礼仪在本真性、本土性和传统性方面更具感染力[[[] 王霄冰：仪式的建构与表演----清明节曲阜祭孔与祭祖活动的人类学考察[J]， 文化与遗产2011（3）.]]。如果完全抛弃了对神灵的虔诚与敬畏，只是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演出；虽然场面排场和豪华，仍会削弱丧失非遗文化中的“仪式感”和“乡愁”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如果依靠行政力量组织非遗文化项目，本身就是“法理型”的社会治理的产物，这恰恰是以失去民间“魅力型”治理的“魅力”为代价的[ 韦伯的“祛魅”理论就是为了论证现代社会的“法理型”统治类型和“魅力型”“卡利斯马型”有所不同]。
中国的“魅力型”治理其实就是漫长的礼治传统，而民风习俗则构成其金字塔的底层。如果在现代的科层体系与市场机制中，个人的价值和创造性被“同质化”和“原子化”，那么礼治所维系的差序与等级结构也不复存在；因此，“礼失而求诸野”就成为中国式乡村治理“法治—自治—德治”体系的“复魅”诉求。这也提示我们要对当前的非遗文化“产业化”进行反思，当前非遗文化产业鲜有成功的案例，除了市场规模和社会需求因素之外，一个内在悖论是：一旦采用工业制造工序和生产流水线，则有可能会减弱手工艺品的工匠的虔诚精神和艺术的魅力价值。[ 英文中，艺术art一词原本就带有手工制作的涵义，甲骨文中的“艺”字也起源于祭祀仪式]非遗文化项目的“产业化”与“标准化”将会消解手工制品的“神圣性”，这种“工业祛魅”的将会与大众的“复魅旨趣”产生深刻矛盾。
与端午有关的非遗文化内涵丰富，种类众多，这利于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但也增加了“讲好端午故事”的难度。要摆脱当前“文旅融合”中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审美疲劳”，“复魅”是最为根本的举措。其实，非遗文化中的“表演、仪式、竞技、游戏、手工技艺”等等都是源自于人的生命的原始本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呈现方式。因此，非遗文化必须改变其“表演性”，不是为了游客演出而是出于原居民日常生活的内生精神需求，这样才能走上“复魅”的振兴路径。
当代非遗文化中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展示地方族群的原生态的“人的本质力量”，呈现为民间的仪式神圣性和手工技艺的虔诚性。因此，应矫正非遗文化的过度“产业化”，在工业生产与手工创造之间求得适当规模平衡，进而强化“乡俗”与“礼治”中的生命情感与精神因素，才能够“自命不凡”地强化非遗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结语：端午文化与当代生命文化的审美旨趣
当然，“复魅”绝非“祛魅”的可逆过程。时代不同，时代精神的旨趣也大相径庭。当前的“复魅”绝非是“复古”，人们神圣和虔诚背后所凸显的往往是故土乡情和家庭伦理等价值内核，在数字时代又呈现“时尚化”趋势。
前文曾论述，宋词推动了宋代端午节庆的“祛魅”过程，使其由“超凡世界”进入市井坊间。而在当前的“大众审美”阶段，[ 也即日常生活审美化，由费瑟斯通于1988年提出来]成为生命文化的时尚表达方式。例如，端午的当代魅力还体现在“端午文创”的时尚性审美价值。河南卫视在推出了《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之后，又制作了《端午奇妙游》，迅速成为网红文创作品。其艺术魅力在于生命的神圣性、文化创意性与科技手段相互结合的“奇妙性”。其经典形象大多取自传说人物，在数字技术加工下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奇妙感”通过人们的无限想象而达到了审美境界，以“洛神”形象为代表，唤醒远古的“超验体验”，这也是通过数字文创所呈现的艺术化的“生命的原始魅力”。
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认为：推动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内卷化与功利性竞争的全民焦虑。因此，传统文化的“复魅”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人们宗教般的生命慰籍。端午节庆的源远流长，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祛魅”与“复魅”也交织更替；其中原始的生命之魅、生命的抗争意志、生命共同体所生发的家国情怀、日常生活的审美等等，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这些文化基因将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激活，不断增加新的时代内容，也不断增添生命文化的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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