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汉时期，崔寔《四民月令》中已经出现正月十五日的活动安排。及至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日节俗活动初步形成。这些岁时活动在《荆楚岁时记》《魏书》《北史》以及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异苑》《齐谐记》《续齐谐记》等文献中均有相关记载。隋唐以后，相关文献更是多不胜举。这些古代文献为元宵节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中》最早编录了元宵节的三个起源观点，可概括为：一是《玉烛宝典》《荆楚岁时记》载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传的正月十五日岁时风俗；二是汉武帝祀太一神故事；三是西域佛教燃灯仪式。@但是，胡道静先生认为《艺文类聚》一书存在“缺佚和窜乱”，汪绍楹先生认为：“可能是在宋人刻书时，这些篇已有缺佚，刻书人为了掩饰残缺，就把《初学记》‘岁时’门和‘洛水’类所收的唐人诗文补进去，以致造成了这个错误。”因此，本文在探讨元宵节起源时，尽量避免使用《艺文类聚》“岁时部”中的史料。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元宵》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这在后世成为上元节起源于道教的重要理论来源。唐代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上元》中首次记载了汉帝之建白马（寺）故事，此或为佛教“明帝烧经表佛法大明”起源观点的史料基础。宋代高僧赞宁在《僧史略·上元放灯》中“创造”了两个元宵节起源新观点：一是汉武帝祀五时（時）通宵设燎，此礼源于《周礼》司爟氏举火祭祀；二是东汉明帝烧灯表佛法大明。“当然，由于这两个观点明显存在附会、编造历史典故的情况，因而已经被李传军先生论证为杜撰之说。事实上，这两个观点与“火”“灯”有关，本质上是对“佛教燃灯起源说”的本土化改造与发展，其目的应当是为了与道教的元宵节起源理论相抗衡。目前，尽管学界在元宵节起源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上述观点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讨论重点。
此外，由于“汉武帝祀太一神”起源与“汉明帝烧灯表佛法大明”起源两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巨大，本文论述中时常有提及，故在其后的论述中将其简述为“太一神起源”与“汉帝烧灯起源”，且不再作单独说明。
民国时期，元宵节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节日史与节俗文化的考察两个方面。观今《灯节小史》“以较为简短的篇幅梳理了上自汉武帝、下至民国时期元宵观灯的历史，并搜集整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史料、传说、故事以及诗词等内容。作者的写作意图在于追古思今，通过描写古代元宵观灯的盛况，表达了对当时元宵灯会突然消失的遗憾之情。梧生《上元灯话》侧重于梳理上启汉武帝、下至民国时期灯史、灯市、灯品、灯俗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变化，并简单追述了唐、宋、清时期的元宵节灯会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篇文章都以“汉武帝祀太一神”故事为元宵节的起源。当然，这一观点目前已经被很多学者质疑。林达祖《唐末时代元宵看灯的盛况》“考察了唐宋时期元宵观灯的情形。由上述文章可窥，民国元宵节日史的关注点主要在“灯史”与“灯俗”，这与国民政府当时的节日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国民政府成立后废除旧历、改用西历，并将元宵节俗“一例移置于国历前后举行”↵，导致百姓无法正常举办灯会活动。受此影响，这些文章多以叙史为主，缺乏深度的学术思考。同时，在这些文章中，元宵节概念混乱问题比较明显。这使文章在论述节日历史时，它的时间主线过于跳跃、内容阐释非常杂乱。
此外，随着民国时期民俗学的发展，元宵节“紫姑神”信仰受到关注。“迎紫姑”是南北朝时期流传甚广的正月十五日节俗，时至今日在一些地区仍有延续。民国时期，黄石与娄子匡两位先生曾就紫姑神的起源与流变问题展开过讨论。黄石《“迎紫姑”之史的考察》‘从民俗史的角度对紫姑神的起源与流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推测紫姑“是从帝喾之女婿的古传转变来的”，但文章中又提到因为材料不足而“不便遽下武断”“存疑待考”。娄子匡在文章《紫姑的姓名》中针对黄石先生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随后，黄石又在文章《再论紫姑神话——并答娄子匡先生》“中对娄子匡先生的质疑作出了回应。尽管两位先生围绕紫姑神起源问题的学术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却为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兆乾《灯·灯会·灯戏》@与彭恒礼《元宵习俗探究》“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以研究节日起源为中心，但均认为元宵节起源于“火崇拜”。向柏松《元宵灯节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新论》“提及了古来流传的三个起源观点：太一神起源、汉帝烧灯起源以及魏晋道教祀三元说。由于三个观点均涉及与火有关的内容，作者由此得出了“元宵节的起源确与灯火祭神有关”的结论，进而推断元宵灯节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燎祭祀天仪式”，“元宵花灯即由庭燎祀天的柴火演化而来”。但是，文章存在两处明显的错误：一是文章所引观点为古人牵强附会之言，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节日起源，因而文章的立论基础是错误的；二是将“庭燎”与“燎祭”混为一谈。
常建华在著作《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认为“上元灯节的起源，有一个从元旦设庭燎到设灯，从元日张灯到望日张灯，又受佛教影响将张灯普及的过程。”相较于向柏松先生的唯一论，常建华先生的论述则更加严谨。事实上，无论是燎祭起源还是灯火起源，在本质上都是将元宵灯节从元宵节的历史整体中剥离出来，试图勾连一些更加古老的节俗传统，因而其结果必然会出现因果倒置的问题。
夏日新在文章《北朝夜游之风与元宵灯俗起源》中直接否定了唐宋时期出现“太一神起源”、“佛教起源”、“道教起源”以及现代人提出的“庭燎起源”等观点，并通过考察南北朝时期与隋唐时期燃灯习俗后，认为元宵张灯“是在北朝夜游风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的灯俗只是对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王秋桂《元宵节补考》在分析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日文献的基础上，也认为元宵张灯习俗到隋朝才出现，且受佛教影响。“各式各样的灯固然是元宵节的主要特色，但在这一节日的发展史中，灯到隋朝才出现，算是晚出的节目内容之一，要到唐以后才成为元宵的标志”，“上元张灯也许是从隋炀帝开始……炀帝建灯显然是受佛教影响”。因此，就先后顺序而言，元宵节起源在先而灯节形成在后。当然，在以元宵“灯节”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将“火”作为节日起源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现象。
王明华《道教文化对“太一信仰”的接受与上元节的产生》考证了道教上元节文化形成的主要脉络，认为“道教吸收了上古的‘太一’神信仰又糅合了‘北斗星崇拜’和‘三官’信仰而形成了‘上元节’”③。通过现有文献资料基本可以确定，道教大致在玄宗时期确实创造一个宗教日“上元日”。但是，从其文章内容来看，文中的“上元节”并非是专指道教创造的上元节，而是等同于元宵节。其中问题在于：一是“上元”作为元宵节的雅称，要早于道教创立的“上元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上元节”部分有详细论证）；二是正月十五日节俗活动在“上元节”出现之前，已经具备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在于，是正月十五日的巨大影响力推动道教创造出“上元节”，继而又出现了道教的节日起源，而不是因为道教创造了“上元节”才推动了元宵节的出现。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出现的道教起源观点对当前元宵节起源研究造成了非常大的误导。
金宝祥《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认为元宵灯节源于印度佛教的燃灯习俗，可追溯到东汉明帝烧灯故事。这其实是支持佛教的汉帝烧灯起源。钱国旗《佛教与中国岁时节日》“也支持元宵灯节源于印度佛教。李传军《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在论证东汉明帝燃灯表佛并非元宵节起源方面有重要贡献，但其后在论述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时稍显片面与夸大。如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唐代的元宵观灯习俗，是在唐睿宗时期由西域僧沙陀的建议而设立，最后经唐玄宗下诏钦准所确立的。”P这一说法相对有些绝对。因为据《大唐新语》卷八记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雍洛灵异小录》也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许三夜夜行。其寺观、街巷灯明若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严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这足以说明，早在武则天在位的神龙年间，正月十五日张灯活动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在睿宗时期才设立的。
康宝成《灯节与佛教关系新探》一文重在“对佛教与中国灯节的关系进行补充论证”，强调了自南朝梁以后佛教燃灯对元宵节张灯习俗的影响。但文章中提出的“灯节最早的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巫术”，这个观点似与韩梅《元宵节起源新论》存在同样的问题。朱红《外来之风与本土习俗：唐代上元燃灯之源流及其嬗变》中提出的“正月十五日燃灯的习俗主要受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亦有宫廷娱乐的因素”》，这种观点要更加合理，此观点在《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中也有体现。彭恒礼在《元宵习俗探究》一文中也认为元宵燃灯之俗源于佛教。事实上，今人提出的佛教起源观点仍然受到古代佛教起源观点的影响。
韩梅《元宵节“太一神祭祀起源说”考误》指出，《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祀太一神故事发生在“正月上辛”，按照干支纪日方式推算，“正月上辛”是正月里的第一个“辛日”，与正月十五日在时间上不相符合。并且，汉武帝在上辛日祀太一神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祀天大典，并成为后代祭天活动的一个法定日”，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发展脉络，且其仪式活动也与元宵节俗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作者得出了“元宵节起源于汉代祭祀‘太一神’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这一客观结论。但是，作者在文中又指出“后世自晋太始二年，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合并入郊天大典，始用正月上辛日”，似乎暗示了“元日祈谷”不是元宵节的文化源头。其另一篇文章《元宵节起源新论》“提出了元宵节起源新观点——“元日祈谷”，并从节期形成、文化内涵与活动内容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出“元宵节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为元宵节的滥觞”。但是，文章的论证中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文献资料似乎并不足以支撑其观点。作者将元宵节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并详细列举了上古时期农业祭祀的一些习俗活动，力图证实其与元宵节文化活动中的关联。但在对两者进行关联时，作者使用的与元宵节起源有关的绝大多数史料出现在隋唐以后。按照作者韩梅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上古时期的“元日祈谷”如何在秦汉至隋代以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发展演变为元宵节？由于这一重要环节的论述缺少了直接史料证据的支撑，导致文章观点的论证犹如“空中楼阁”，不切实际。二是以偏概全，将灯节等同于元宵节，这使起源观点的论证又回到了“燎祭”起源的假想中。综合来看，“元日祈谷”观点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存在一定的矛盾。
此外，韩梅《“西园鼓吹醉良辰，埋火张灯种种新”——朝鲜使臣笔下的清代皇家上元节庆祝活动》分析了十八至十九世纪朝鲜来朝使臣所写诗文中的清代宫廷上元节庆活动，这为本文研究元宵节在对外传播方面的意义提供了史料借鉴。
刘晓峰的《论重数节日序列及其阐释系统的形成》《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在节奏特征》以及《论月望节日序列》三篇文章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节日研究方法论体系，其重点是对节期数字的观照。重数节日是指一月一日、三月三日等“月与日重复的特殊节日”，月望节日指的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十月十五四个满月之日”。“刘晓峰先生在探索讨上述节日规律的时候，一直强调数字与节俗中的阴阳五行观念，此研究方法确实独树一帜。
有观点认为，元宵节起源于汉文帝在平定诸吕之乱故事。即，汉文帝在正月十五日平定诸吕之乱，为表纪念而设立元宵节。此观点在古代文献中不曾发现，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中常有体现。如范玉梅《中国的民间节日》（人民出版社1986年），施宣圆《中国文化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乔继堂《中国岁时礼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鼎琳、徐訇《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词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徐杰舜主编的《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等。对这一起源观点，李传军先生认为在所有起源观点中，此观点“悖离史实最明显”。本文通过查阅《汉书》中的相关记载：诸吕之乱发生在秋季，七月吕后崩，八月辛酉诸吕之乱就被平息，因此两者时间不符。此外，还有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传说，如东方朔避天灾、元宵姑娘等，此处不再讨论。
在诸多探讨元宵节起源的文章中，笔者认为夏日新先生的《北朝夜游之风与元宵灯俗起源》与王秋桂先生《元宵节补考》两篇文章为本文元宵节起源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与方向。但是，两位作者在考证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日习俗时，并没有将南朝与北朝的节日习俗进行区分与比较。这为本文提出的“二元”起源观点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此外，萧放先生在著作《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闹元宵”一节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正月望日地位的凸现是在汉代中期以后，汉武帝太初历的颁行为元宵、元夕节地位的奠定提供了契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寅月为正月，这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一月在一年中的重要地位，为“元日”与“正月十五日”等的节日化发展“提供了契机”。而萧放先生的观点则为元宵节的起源研究划定了时间的上线，同时也否定了那些将元宵节起源勾连至上古时期的观点。因此，本文在探讨元宵节起源问题时，遵循以史实材料为基础的原则，同时将时间置于汉武帝太初改历之后。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注了南北朝时期宗懔所作《荆楚岁时记》中的正月十五日习俗，并对元宵节的一些习俗进行了关联。
台湾学者陈祚龙《李唐至德以前西京上元灯节景象之一班》以史料为据、兼及唐诗中的记载，描绘了唐代中宗、玄宗、肃宗三朝西京上元节（元宵节）的盛况。“冀志刚《燃灯与唐五代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主要研究分析了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唐至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元宵燃灯的情况，这对研究敦煌地区的燃灯习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丛振的文章《信仰中的狂欢：敦煌上元节灯戏考》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敦煌出土文献中元宵节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分析与解读，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唐、五代、宋时期敦煌地区正月十五日张灯活动。此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元宵节俗活动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如，文中提到了敦煌地区普通百姓通过组成“燃灯社”向佛寺敬献灯油故事，并引用张弓先生总结的“燃灯社”的特点：（1）由相邻的各家信众组成，每社规模不大，约一二十家左右；（2）社众有义务捐助粮油等物支援灯节，此项义务对社众有一定的强制性；（3）捐助的对象是附近的寺院、兰若。信众结社的心理契机，是播种“福田”功德，以祈来日果报。@谭蝉雪的著作《敦煌岁时文化导论》中有“上元燃灯”一节，但内容主要以解读相关出土文献材料为主。如“伯二五三八卷”、“斯一五一九卷”、“伯三四〇五卷”等。“目前，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元宵节相关研究已经比较充分。
王永平的文章《宗教节俗与唐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以三元节、佛诞日和降圣节为中心》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探讨了佛、道节日中的上元节俗与民众生活。“张勃《唐代节日研究》在梳理唐代节日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其中的20余个主要节日，其中涵盖了元宵节部分。论文中“唐代节日的特征”一节概括了唐代节日的六项主要特征，这对本文研究唐代元宵节文化内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借鉴。李曼《唐代上元节俗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将上元节按照文献资料反映出的节日发展水平划分三个阶段：作为“帝王的观赏性活动”、作为“最高规格的接待礼仪”以及“灯俗的固定化与制度化”，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南北朝、隋、唐。但是根据作者所使用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划分实质上是燃灯习俗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不是上元节。
彭恒礼《狂欢的元宵节——宋代元宵节的文化研究》-文引入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将宋代的元宵节与西方国家的狂欢节做了比较与分析，从节日文化内涵方面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展演及其隐喻——以宋代元宵节为例》重点阐释了宋代元宵节期间的“表演”与“权利”的关系。刘方的文章《北宋汴京都市元宵节狂欢与帝国合法性的建构》重点考察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元宵节盛况，认为“狂欢”是北宋元宵节的主要特色，能够体现出帝国的文化特征与文学风貌。而在元宵节期间，帝王、群臣与百姓之间的各种精神风貌，是构建帝国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该文中的观点与彭恒礼先生的文章有较多相似之处。刘敏的文章《宋时元宵节中的女性形象》对元宵节期间的女性活动进行了探讨，并深入分析了这些活动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张晓虹等《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南宋临安城的时空结构，其中涉及了上元节的空间布局。毛现华《宋代节日生活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中有对宋代节日消费的研究，其中包含了元宵节的内容。目前，古代元宵节消费问题较少被关注，值得继续深入探讨。宋妍《一场盛大的都市动员：宋元时期元宵节发展的城市化隐喻》以“符号隐喻”阐释了元宵节俗活动中“灯”与“偷”背后暗含的资本、财富的持有与交换，并从城市空间发展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宋元时期元宵节空间变换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李兴盛《清代封印制度与黑龙江的上元灯节》将清代的封印制度与上元灯节置于一起讨论，但在论述两者关系时略显生硬。赵蕙荣《北京明清灯节述论》用详实的史料介绍了明清时期北京地区元宵张灯的盛况、花灯制作工艺和灯节期间的民间习俗。“台湾学者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运用大量明清史料铺陈元宵节的狂欢景象，同时分析了主要节俗活动。@张小李专著《清宫上元节节俗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对清朝宫廷上元节期间的诸多节日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整体、全面地展现出了宫廷节日风貌。上述文章与著作长于挖掘和使用明清文献资料，这为本文明清时期元宵节的研究提供了较大方便。
总体而言，上述文章大多以元宵节的断代历史书写为主，更多地是为本文写作提供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