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殡葬场所作为见证生命终点的特殊场所，其生命教育功能逐渐受到重视。本文以“记述众生”项目为例，探讨了叙事角度下殡葬场所的生命教育功能。本文提出“生死叙事”的概念，认为其兼具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视角特点，具有主体间性，既是逝者于叙事者见之的叙事，也是叙事者受逝者影响的叙事。生死叙事可用于生命教育的实践，可以通过分享生死故事、引导临终者和哀伤者进行相关生死故事的创作和表达，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死亡。本文还畅想了叙事生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
关键词：殡葬文化；生命教育；叙事；生死学；生死叙事
生命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旅程，而殡葬场所正是见证这一旅程终点的特殊场所。随着殡葬场所的发展任务不断拓展，其生命教育功能也逐渐受到重视，而在叙事角度下，殡葬场所的生命教育功能又能够被赋予更多的应用可能。本文将以笔者在工作单位中所推出并负责的“记述众生”项目为例，浅析殡葬场所如何通过叙事角度，传递生命教育的深刻内涵，并希望以此为生死学的应用研究提高一些参考思路。
一、案例简介
（一）案例背景
现在的殡葬服务，可分为商业性的殡葬服务，如由丧属经协商后选择的遗体化妆、告别仪式、安葬仪式、祭祀服务等，以及公益性的殡葬服务，如由国家、地方财政等支持的基础的接运、火化、公益性骨灰安置等。其中公益性的殡葬服务仅仅囊括了居民需求的最基础的殡葬服务内容，而商业性的殡葬服务虽然有较多的服务内容，但是在这个新的殡葬文明需求态势下，也存在着一些在礼仪程序、人文关怀等方向上如何取舍的迷思。
而同时，殡葬场所，作为极具死亡标志性的区域，非常适合将自身发展成为永久性的、面对所有丧属的生命教育之所。
尽管，当我们谈及殡葬的生命教育功能时，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殡葬表层的繁琐的礼仪程序，而去发掘殡葬文化中具有的超越历史、超越民族、超越宗教差异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教育的共同性内容。[[1] 王治军. 论殡葬的生命教育功能[J].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2, 22(04): 37-39.][1]而在生死学的实际生命教育应用中，尤其是在殡仪服务场所，面对所有的丧属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具有不同民俗、不同家族历史、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当我们去寻求一种通用的生命教育手段时，面对这些差异，往往会感到困难。
那么，从殡葬服务方控制成本、提高收入的角度，以发挥死亡的普遍性这一客观特性为出发点，在殡葬场所中，我们如何既可以减少对硬件设施的需求，如兴建“生命（死亡）博物馆”，同时也不依赖于受众有限的“开放日”或者特定的高校课程，而是寻求一种可以面对所有丧属的生命教育呢？在笔者的研究实践中，笔者在叙事学的相关启发下，在自己就职的殡葬服务点，开展了名为“记述众生”的服务项目。结合实践，笔者发现叙事学对于生死学的应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殡葬场所的生命教育普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记述众生：让生命的故事继续
在笔者的设计、推动下，2023年清明节期间，笔者所就职的公墓开始了“记述众生”公益项目，以“并不是因为有事情值得，我们才去记述，而是恰恰因为有人去记述，那些事情才变得值得”为口号，旨在搜集、整理、见证逝者的人生故事，并希望在得到家属的同意后，进行公开，甚至编纂成册，出版发行。
1.设计思路
“记述众生”包含以下几个工作方面：
搜集人生故事：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搜集逝者的人生故事，包括口述历史、文字资料、遗物等。这些故事由逝者的亲属、朋友或相关人员提供，再由我们进行整理和编辑。
见证人生故事：我们不仅搜集和整理这些故事，还通过公司内部刊物、公众平台、客户群等途径，在获得家属允许后，将搜集整理后的人生故事分享出去，让其他客户也可以看到。以此，我们也能够强化公墓的社区效应，让原本素昧平生的家庭、群体间，通过可以引起共鸣的人生故事，变得互相认同、互相理解。
推动绿色殡葬：同时作为叙事学、生死学的更广泛的研究应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推出更多的，与传统祭祀纪念截然不同的悼念方式。以此让家庭的纪念活动中，除了传统途径以外，多了家人齐聚，一同回顾，甚至通过互相讲述、补充逝者人生故事，达到更高的场域共鸣的方式。如此，既减少了碳排放，也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和谐，使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变得更加紧密。
拓展个性化纪念活动：以叙事的角度，对逝者的人生故事进行记录，本身就是极具个性化的纪念活动。而作为进一步的拓展，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内核，进行更多的比如家庭聚会、私人祭祀等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较之于无法凸显逝者人生特点的传统纪念方式，具备了鲜明的个性化、定制化特征。
2.已有成效
自“记述众生”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已经搜集并整理了一些逝者的人生故事，从新中国吊装原子弹的第一人，到平凡度日的父亲母亲。在实践中，笔者也发现，通过这些故事的分享和见证，不仅能够让人们对死亡和纪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极大地推动了殡葬纪念活动向绿色、人文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笔者也相信随着此项目的持续推行，会有更多的积极意义：
首先，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绿色殡葬的认识：通过我们的项目，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绿色殡葬并不是“简化的”殡葬形式，相反，采取一种新形式的，能够让家人齐聚，回顾逝者生平的纪念，较之于传统的祭祀形式，显得更为深刻。
另外，也可以增强群众对个性化纪念活动的需求：我们的项目也引发了公众对个性化纪念活动的需求。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希望为他们的亲人设立独特的纪念形式，这不仅增强了家庭凝聚力，也有助于丰富现代殡葬文化。
2023年10月13日，河北省殡葬行业协会印发了《关于开展殡葬管理服务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通知》，旨在对全省范围内，关于殡葬服务管理、殡仪服务、殡葬文化、殡葬设施生态建设、节地生态安葬、体制机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安宁疗护和善终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优秀案例的评选。笔者以《推动殡葬纪念向绿色、人文、个性化发展》为题，上报了此项目，并最终获得了优秀案例评选活动的三等奖。
笔者认为，此项目的一大社会价值，就是通过实践证明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十分浅显、易传播的方式，让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都可以看到，死亡并不是一个个体的彻底消失。甚至，在恰当的纪念方式下，死亡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可以让人们持续纪念和分享的开始。这也是叙事学所给予的生死学应用的一种方式。
二、理论思考
（一）叙事角度下的生死学思考
死亡是普遍的。尽管活人按照自己对生命、人生的理解设计了殡葬活动，但它的最终目的仍是生者。而在殡葬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生命传承属性。比之于生命出生侧重于肉体生命的繁衍，殡葬祭祀更侧重于精神生命的接续，前者是体内遗传，后者是体外遗传。[[2] 王治军. 论殡葬的生命教育功能[J].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2, 22(04): 37-39.][2]
史铁生在对于人的个体的看法上，认为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3] 史铁生.《自言自语》.《病隙碎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193.][3]
但是，史铁生并非认为这三种困境是无法打破的，或者说，他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困境是个体获得幸福的机会。对于史铁生来说，他打破这些困境，将之转化为幸福的手段是写作。但是，与作家写下的文本相比，人本身还拥有一种更明确、直白、原始的表达方式——即自身的行为。虽然，在此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众多的哲学家并不赞同人的行为本身可以作为其人格的“全权代言者”。尤其地，在社会交往中，人除了行为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与行为大相径庭的产出：形而上的理论性产出。甚至，个体行为与理论的割裂，曾给一众哲学家带来了困扰。例如，海德格尔面对这种割裂，认为即便穷尽文字的力量，也无法尽述那些文字达不到的思维境域。如他自己承认，“最高层次的观念表述并非具化为在言说真正需要言说的事情上保持简单的沉默，而是具化为对它的言说达到了在无言中使其昭明的程度：思想的言说是某种明显的沉默。这种言说也符合语言最深刻的本质，语言出自沉默。作为明显的默示——某种澄明性的默示——思想家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类型，过渡到他永远与之隔离的诗人的行列。”[[4] M. Heidegger, Nietzsche, vol. I, pp. 365-366 (tr. fr., Gallimard, Paris, 1971).][4]
而实际上，不论一个个体是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人，还是使用“某种澄明性的默示”来谋求某种语言无法企及之表达的哲人，他首先是一个拥有主观意识的、能动的、社会的人——他拥有自己的行为，并且他的行为将超越他的思维，构成叙事的情节，首先被他人所见。不论其自己是否愿意，这种叙事情节都将成为其最原始的自我的表达与沟通方式。不仅如此，这种表达方式也拥有着更高的说服力，就像我们都更愿意承认一个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人是英雄，远超过一个只靠语言或文字来表示自己是英雄的人。
在这里，叙事情节在其直白性、可传播性方面，完全盖过了诗性的语言或澄明的默示，成为了最可靠的表达手段。但凡一个拥有自主意识的社会的人，都拥有对别人的生命故事、人生情节进行感知的能力。而每一个个体，也都拥有自己的生死故事：既往之存在，是已经成文的书页；精神之希冀，是创作自己人生故事的动力与指向性参考；未来之情节，将彰显者自己对人生的追求，是有待写下的篇章；直到人生落幕，这个个体在生死之间的创作便宣告完成。而其生死故事仍然会作为他人可读取的部分，成为其他个体创作的素材；其独有的人生轨迹，在每一个情节中的人生抉择、喜怒哀乐，也都将成为其独一无二的，有血有肉的多彩存在，我们会参考、讨论、模仿——但永远无法复制。
存在主义的先驱，丹麦学者索伦·克尔凯郭尔就更倾向于认为具体地把握个体的存在的意义是超过对于形而上的探求的。“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可以说是利用最简单的、感性的、实际具体的、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普通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存在，解消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与荒谬。存在指此时、此地、此人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存在。个人存在中有喜怒哀乐，经由喜怒哀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人生。语言、理性和逻辑无法揭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无法揭示人的真正存在。”[[5] 米歇尔·梅耶（比）.《如何思考实在？》（史忠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6.29-30][5]
作为对人本身的回应，叙事医学的实践方式给了笔者很大启发。在殡葬实践之中，笔者发现，人们在接受殡葬服务时，虽未曾表明自己在寻求某种类似医学的、疗愈的体验，但是每当笔者在对丧属进行服务之中，意识地借鉴叙事医学中细读的概念，对丧属的一些叙事性情节进行回应时，而受到此类回应的丧属，相较于其他仅仅接受传统殡葬服务的丧属，更容易表现出积极交互的态度。
所以，如同丽塔·卡伦，她为了开辟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交流通道，也是为了整合医学的专业性与普适性，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在她的表述中，叙事医学是“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而叙事能力指的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6] 叙事医学：当医学遇见人文.新华网, 2019-09-23][6]而作为殡葬从业者，笔者也认为，如同医学界的这场哲学思考一样，殡葬从业者也应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逝者与丧亲者的生命意义。这样的哲学思考回应了对于个体的整体性的关照，从而避免了职业视域下对人主体性的忽视。[[7] 杨勇、秦燕.医学专业精神教育的生命叙事维度.[J].医学与哲学,2017,38(9A):77][7]
这种人文的叙事精神，这种对于生死故事的追求与见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回应与肯定。它对于人类的社会与伦理层面有着远超于医学范畴的价值。如萨特在小说《***》[[8] 萨特.***[M].杜长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62][8]中的描述，“一个人，就总是一个故事的讲解员。他就生活在他的故事的包围中，或是别人的故事的包围中。就是通过这些故事看到所有在他那儿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竭力按照他所讲述的故事那样过他的生活。”人们关于生死的叙事，不论是否最终形成了形而上的产出，都会触及到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本质性的思考。
而作为殡葬从业者，笔者的尝试则是在殡葬服务行业中，以叙事角度进行了一些生死学应用上的实践探索。
（二）生死叙事，或叙事生死学——一种新的可能
1.生死叙事：既不是生命叙事，也不是死亡叙事
在叙事医学中，医生将对病人的疾病故事进行细读与反思性写作，以获得医患一体，共同抵抗疾病——不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的疾病。此时，病人也将获得与医生同等的地位，病人的疾病故事也将得到医学、人文两个角度的理解与尊重。在此，病人作为人的存在将被重视，而不像生物医学模式中，病与人分离，病人的疾病故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会出现“技术至上”的误区。
而以叙事医学为发端，当我们将个体的内在认知视作广义的文本，甚至是故事情节时，我们会发现，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一段生命故事。尤其是当此个体的生命意识觉醒之后，意识到自身的死亡不可避免之后，更会先在自我的意识之中，构建一部以自身为主角的，由生到死的叙事。而每个人的生死叙事，既影响着自身的走向，也会通过自身的能动的行为，被其他人所见，进而影响到其他的人，成为他人讲述，甚至续写自身生死故事的材料——即广义的写作。
但是，若我们以“生命叙事”、“死亡叙事”等关键词进行检索，会发现，虽然条目很多，但基本仍是以叙事医学或文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兼有一些关于德育的探究，但都与此文之语境有所不同。而在知网上，倘若以“生死叙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会发现这一关键词尚未创建，即便以“life-death narrative”之类进行外文检索，在知网中亦无完全贴合者。
笔者之所以不希望继续沿用“生命叙事”或“死亡叙事”的关键词进行拓展，是因为在近年来的殡葬工作与殡葬员工的培训中，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生死是一体的，仅以“生命叙事”或“死亡叙事”为名，都略显偏颇。并且，死亡在广义的叙事情节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笔者将以“生死叙事”作为本文的关键词以及研究中心，尝试在此文中，结合笔者的工作、教学经验，阐述笔者对于生死叙事的一些观点，并尝试对其理论系统、应用方向展开一些粗浅的设想。
2.试论生死叙事的定义
叙事的本意即叙述事情，在文学中亦指记载事情前后经过的创作手法。不过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式，更是人类学习他人、表达自我，互相沟通的方式——甚至比文字更加原始，例如所谓的肢体语言，便是身体叙事的一种；而“言传身教”一词，更是直接说明了人类拥有语言表达与叙事表达两种沟通方式。逐渐地，“叙事研究”也成为了社会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例如利比里奇曾说：“人们天生就是故事的叙说者，故事为人们的经历提供了一致性与连续性，并在我们与他人交流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9] 马一波,钟华.叙事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8][9]
虽然，“人们天生就是故事的叙说者”，但是，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称作生死故事。同样，也并非任何形式的叙事都可以称之为生死叙事。对于生死故事的判断标准，与叙事主体的主观意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充满着个性化特征。对于叙事主体来说，其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能够触及到其关于生命价值与死亡感悟方面的叙事情节，便可称作此个体的生死故事，它包含着叙事主体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死的反思以及对个体人生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包含着叙事主体对他者的生死经历、人生价值的反思以及感悟等等。总的来说，生死故事就是个体对于生死存在进行的体悟、对话与创造的故事，其实质是个体关于生死的能动的实践。
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曾有人提出生命叙事的概念：生命叙事具体是指“叙事主体表达自己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是指叙事主体在生命成长中所形成的对生活和生命的感受、经验、体验和追求，它包括叙事主体自己的生命经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生命追求，以及自己的对他人的生命经历、经验、体验与追求的感悟等，生命叙事其实是一种生命表达和生命对话。”[[10] 陈飞.生命叙事——一种值得运用的道德教育实践策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8(2):95-98][10]
生命叙事的概念对于笔者的研究很有启发。但是笔者认为，虽然生死叙事在某些情况下与生命叙事的概念有较多的重合之处，但生死叙事更加强调了死亡的普遍性与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肯定了人类通过自我表达与传承等方式克服死亡死亡恐惧的实践价值，故若继续沿用生命叙事的概念是不合适的。
并且，除此以外，从叙事视角上看，生死叙事尚有一明显特性，使其既不同于上述的生命叙事，也不同于传统的——大多是文学及叙事学领域下所言说的——死亡叙事。上述的生命叙事，虽然也提到了包括“自己的对他人的生命经历、体验”等，但其叙事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叙事主体的生命故事，带有十分鲜明的第一人称特点。而传统语境下的死亡叙事，多是作为文学、叙事学视角下的研究范畴，在此范畴下，死亡叙事的视角大都是第三人称的。而除了上述视角，也有个别涉及社会学、人类学范畴的死亡叙事研究，但在此范畴下，死亡叙事的视角又成为了群体性的。
而在笔者的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记述众生”项目的参与者们在进行逝者生命故事的讲述时，非常倾向于采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相结合的叙事视角，即丧属在讲述逝者的人生故事时，大都不会完全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仅仅去进行关于逝者本人故事的讲述，而是倾向于在进行对于逝者故事的讲述中，插入自己当时在相同的叙事事件中的经历、感受，甚至还包括当下的反思。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逝者的肉体依然消亡，他曾经的所作所为、曾经的生命故事，依托于叙事主体的讲述，重新获得了被他人所见、使他人受到影响的“生命力”。在此，逝者的人生故事，在叙事者的讲述下，得以延续。
所以，生死叙事的视角特点，既不同于生命叙事的第一人称，也不同于死亡叙事的第三人称或群体性视角，而是兼具着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视角特点，具有主体间性。这种生死叙事，是逝者于叙事者见之的叙事，也是叙事者受逝者影响的叙事。
以及，当我们结合实践，探讨生死叙事的定义时，我们应首先进行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生死叙事，可以泛指任何探讨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目的和影响的叙事。它包括神话、宗教故事、文学作品、个人叙事、文化习俗和仪式等等多个方面。而狭义的生死叙事，则是个体在具有主体间性的视角下，面对不可回避的死亡，所进行的对于生死故事的阅读、创作、表达、传播。
三、基于生死叙事的生命教育及生死学发展构想
通过以上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笔者希望生死叙事可以为生命教育和生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一）生死叙事的生命教育价值
生死叙事作为个体对生死故事的阅读、创作、表达、传播，它如同一篇书写着自己的故事，既展现着书写的过程，也展示着所写下的故事本身。生死叙事是个体在第一视角下，既对他人生死故事的阅读，也对自己生死故事的创作。如丽塔·卡伦所说，“你的每一个自我在故事中都是永恒的重生。故事不是简单地描述自我，它是自我存在的媒介。”[[11] Charon R,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arrative Medicin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127.][11]
在生死叙事的实践过程中，参与者通过讲述、聆听生死故事，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自我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之下的存在，从而促进死亡认知和死亡接受。另外，通过分享逝者的生命故事，在这个具有主体间性特点的生死互动之中，既重现了逝者的人生经历、人生价值，也促进了生者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进一步思索。以及，科学地引导丧亲者讲述他们所面对死亡的经历和感悟，进行正向的哀伤表达，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丧亲者们正视死亡焦虑和哀伤，避免延迟的悲伤。
而尤为重要的是，在生死叙事的语境并非仅限于亲友之间，例如，人们也很容易受到英雄烈士、社会模范等个体生命故事的影响。人是有社会性的，生死叙事也同样具有社会性。在普遍的社会中，个体的生死叙事形成于社会向此个体传达的各种信息，进而影响着此个体的生死态度，影响着此个体的生死实践。相应地，此个体又通过自身的生死叙事的实践影响着周边社会普遍存在于其他群体的生死叙事。
例如，袁隆平先生曾经经历过饥荒，他通过对千千万万吃不饱饭的人民群众的生死故事的阅读，立志进行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而在袁老的葬礼期间，他的生死故事又被千千万万群众看到，大家纷纷开始了关于节约粮食的思考与行动，甚至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波关于节约粮食的热潮。在此，生死之间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互动，切实的事例拥有者远高于理论的传播力与说服力，叙事的教化效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并且，生死叙事是普遍的。我们既可以抛开血缘关系，读取任何我们所见到的生死故事；也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与任何一位先人的生死故事共鸣；也可以在宏大叙事之外，正视每一个平凡生命的价值，肯定每一个曾经来过的生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烟火寻常：这是对所有个体的社会生命的肯定，对生物性死亡的超越，具有广泛的生命教育价值。
（二）生死叙事有助于生命教育的实践
凯根曾说，“意义，就其本源来说，是一种身体的活动（如抓取和观看）、社会的活动（需要其他人的参与）、生存的活动（我们藉此而存活）。以这种角度来理解意义，显见，意义是根本的人类活动，绝不可少。”而生命教育的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于自身意义的发现、发展的过程。
生死叙事关乎当下的个体对于自身生命意义、生死价值的体现，可以成为自身意志、社会连接的深层次的反思与表达。尤其当人与人之间在生死叙事视角下，因相同的个体、相近的生死故事情节而产生共鸣时，生死故事的读者之间将更容易进入平等、和谐的状态，消弭个体之间的心理界限，进入彼此倾听、彼此见证、彼此信任的境界。身心、社、灵的统一也可在此得以实现。
那么，在生命教育的实践中，例如，在死亡教育的课堂上，我们既可以教授生死叙事的理论和方法，引发人们对于生命过程的思考（例如是结局重要，还是过程重要）；更可以从分享生死故事的相关情节入手。可以说，无论怎样的人，只要能够坐到一起，能够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来，能够彼此倾听，这本身就体现出彼此的平等、尊重、信任、分享、亲和与教育。以及，在临终关怀和哀伤辅导中，我们也可以尝试运用生死叙事的方法，引导临终者和哀伤者进行相关生死故事的阅读、创作、表达、传播，以助于理解和应对死亡。
（三）死亡是多彩的——叙事生死学的可能性
以笔者的观点，叙事视角之概念的关键之一，在于交流中的个体可以先放下彼此之间例如血缘关系、社会地位、年龄差异、职业分野等等这些固有的偏见性的暗示，而是去追求共同的，叙事角度下生命场域的共鸣。人类认识的规律，都遵循着由感性再到理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于叙事情节的品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伴随着每个个体的一生。个体生命的意义与其所经历生死故事密切相关，其生死故事，又由一个个连续的叙事情节所组成。这些叙事情节不是独立的：它们在时间的维度上，在此个体的一生中辩证统一；它们在空间的维度上，在个体与社群的交互中辩证统一。当我们看到叙事医学在力图推动医患在生命场域中共处时，我们更可以展望，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追求彼此共处同一场域，彼此通过对生死故事的发现、整理、回应与反思所达到的状态，在社会与伦理层面，堪称彼此对于生命价值的见证，是社会与伦理中的重要表达，是主体间性的重要体现。
曾经，我们认为死亡是冰冷、灰暗的。似乎个体的生物性死亡也会带来个体生命意义的消亡；曾经，我们之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平凡”的生命本身就伴随着意义的缺失，一个“平凡”的人过世了，他的人生，英雄、伟人面前，渺小到不值一提。如今，笔者希望叙事视角下的生死研究能带来更多的选项。再“渺小”的个体，他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死故事，而且他的生死故事也可以为他人所见，影响他人，并成就他人的独一无二。而我们还可以对所有的生死故事进行阅读、记录、传播，让这些独一无二的“平凡”与“渺小”，与更多的个体彼此见证、彼此连接，交织缔造成为一条色彩斑斓的生命长河。
而在学术上，笔者也大胆畅想，希望这种叙事角度下的生死学研究方法——或曰“叙事生死学”——也可能成为一门以叙事的方法、理论为基础，研究生死现象、揭示生死理论规律的学科。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