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殡葬？殡者，死者入殓后停灵（停枢）以待葬；葬者，掩埋尸体。从人死到殡到守孝，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定制或习惯，既有实质性内容，也注重形式，故谓之“殡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无疑包含着殡葬文化。对传统的扬弃，是殡葬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永恒命题。对殡葬历史的了解可提供对当代殡葬改革的启示与未来发展走势的预期。
殡葬是人类自然的淘汰，是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的文明形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殡葬原是土葬的文言用词。“殡”一作停柩解，如《礼记》：夏后氏葬于东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两阶之上；一作葬解，如《荀子》：“三月之殡。”“葬”作藏解。如《礼记》：“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现在的殡葬指的是处理死者遗体的方法和对死者哀悼形式，包括发讣告、向遗体告别、开追悼会、致悼词、送花圈挽联、出殡送葬、安葬、安放骨灰盒等一系列的丧葬事项。
中国殡葬的起源
当人类还处于蒙昧时代的初期时，受思维力低下所限，在意识上还不可能寻求自己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的生老病死也是困惑不解，不能形成灵魂与丧葬的观念。故《孟子·滕文公上》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这种弃尸于野的作法，只能说明原始人模糊观念中已有生与死的界限。自原始人产生灵魂的观念，并从自己的梦境和意念中认为灵魂不死，又由此发展为鬼魂观念；死人的鬼魂比活人的灵魂更有力量，更能祸福人类。基于这种认识，便产生了对死人的崇拜，即鬼魂崇拜，于是，一套送鬼魂和安葬死者的礼仪就应运而生。从无意识地处理和埋葬死者到有意识地安葬死者，而后形成的丧俗，其间经历了约十几万年乃至至几十万年的过程。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中的瓮棺均留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便是当时的人们用来供死者灵魂出入的孔道。
我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出现了丧葬礼俗。1933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墓葬的遗存，是一处以二次合 为形式的公共墓地，反映了氏族成员一视同仁的血亲关系和一律平等的地位。在老年男子、中青年妇女尸骨的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身上佩带有用兽牙、蚌壳和鱼骨做成的骨附、钻孔的兽齿、石珠等装饰以及燧石石器等物。从人类文化学的资料来看，在死者身上或身旁撒赤铁矿粉，是旧石时代晚期常见的丧葬仪式之一。红色象征鲜血，而血又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身之所。在尸体及其周围撒赤铁矿粉，表示给死者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生命，或者表示他并没有死，只是长眠罢了；或者说是希望死去的同伴能够复生；或者希望死去的同伴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也有学者认野兽害怕红色，是为了防止野兽对死者的侵害。至于放随葬品，是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过上人间一样的生活。而随葬品的多少，是死者在氏族中的身份地位和生者对他尊崇爱戴程度的反映。
在一面多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生活活动的扩大，原始人群逐渐被一种固定的生活集体所代替，出现了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在公社内部没有人剥削人作人压迫人的现象，没有贫富不均，每个成员地位是平等的。反映在丧葬问题上极为简单，如一个成员去世后，后人不忍见死者遗体腐坏，用柴草盖上，埋在野外，既不挖坟墓，也没有礼仪。随着社会进步人们采用了土葬。
古时“坟”和“墓”是有区别的，坟高而墓平。即“筑土为坟，穴地为墓”。再有“冢”也是坟墓，是高而大的坟墓。“圹”是墓穴，“茔”是墓地。
墓地制度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居室葬”。当时，人们一般居住在自然洞穴中，这样的洞穴也成为死者的墓地。我国最早的墓地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北京猿人将洞穴上层当作生者的居室，下层为死者的墓地。台湾10个土著民族中有8个在20世纪初叶还盛行这种古代的墓地制度。如泰雅族在人死时，一般即在室内自己睡床底下掘穴仰卧深埋；若父母丧世，埋葬毕，留在身边的子女就要放弃原屋，另择新地盖房居住，表示把旧屋让给父母居住。
在墓地选择在人类居住的洞穴或屋内，既反映了远古人类感情上不愿离开死者，并设法保护死者的尸体免遭自然力的破坏与野兽啃啮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原始人的深层意识，即害怕死者的灵魂出来干扰危害生者，于是极力地讨好死者。
墓地有一个从居室葬发展为氏族公共墓地，演化为家族墓群再演变为个人墓地的过程。当今的公墓，正是人们生前社会群体生活在死后的再现。
葬式、葬礼
中国历代的葬法有土葬、火葬、天葬（鸟葬）、树葬（挂于树上）、野葬（弃野）、瓮棺葬、悬棺葬、岩棺葬、洞葬、水葬、海葬、衣冠葬等等。
夏代的人“事鬼敬神”，其灵魂不灭的观念反映在厚葬的盛行；商代人“先鬼而后礼”，殷商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宗教期望与阴森恐惧的鬼神世界里。据统计，殷墟出土的卜问鬼神的甲骨达十多万片；其祭祀对象之广泛、名目之繁多、活动之频繁和仪式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商代是我国古代厚葬的第一次高潮。以商代第23代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为例，该墓发现有殉人16位、殉狗6只，出土青铜器468件（不含109个小铜泡）、700多件玉器、560多件骨角器、63件石器、47件宝石制品、11件陶器、15件是器、3件象牙哭皿以及2件残片和近7000件海贝等物。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和众多的生活用品。
周朝时代，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其重民轻天、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反映在丧葬中，殉、祭奴隶和随葬青铜器与商代相比，都呈减少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王室权力的下移，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死后有无灵魂产生了情疑。在“神”与“民”的关系上，要求摆脱神主人事的状况，主张“民”脱离神的摆布，成为“神之主”。
至战国时期，中国隆重而繁琐的丧葬程序即已基本具备，如儒家最为重视的“三年之丧”，已具一整套仪式。而自有丧葬礼仪开始便产生的等级礼制规定日益森严。
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促成了大家族墓地的兴起，一直影响到后代。
坟坵和“陵”的兴起
春秋以前我国除东南地区处，一般都采取“墓而不坟”的埋葬形式。但至春秋时期，东南地区流行的封土为坟的埋葬形式已深深影响到中原广大地区，并被广泛采用。如《礼记·檀弓上》载，孔子葬其父母以后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于是，这种墓上封积泥土、隆而为丘的坟墓形式自春秋时期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了。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代，传统的地下墓室即使宏大、随葬品丰厚，人胶还是很难了解死者的身份地位，当然也无法达到封建统治者以此确立封建等级制的政治目地。而坟丘墓都通过“高大若山”、“树之若林”的形式向世人一览无遗地展示了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成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当然，由于当战乱频繁，百姓四方流徙，为了便于寻觅亲人埋葬之处，自然采用易于识别的“封土为坟”的葬制。故唐代孔颖达认为：“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今既东西南北，不但在乡若久乃归还不知葬处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坟记识其处”。
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指的是置尸所在，并非就是后人观念中的掩埋着尸体的“一抔黄土”。从宋人所编的《汗简》一书中，可见“墓”字的初文沟形，像手持尸诸草莽之形。到战国时期，由于普遍用土筑坟堆，才通称“坟墓”、“丘墓”或“冢墓”。
“坟”原是指高土堆，后随坟丘墓的兴起，故人们将“墓”上面高出地面的那堆封土也称作“坟”，缘于形似之故，战国前“坟”和“墓”有别，之后才混为一谈，统称“坟墓”。
君王的坟墓称为“陵”，始于战国中期，其意在言其高大雄伟。顾炎武在《日知卷》卷十五《陵》中述道：“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
棺椁制度与俑的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且呈现越来越考、精致的趋势。棺椁本是作为地上居室的象征而出现的。
俑为古代丧葬中用以随葬的偶人。大约起源于商周时期。它是人殉制度演变的产物。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成人形，故称“刍灵”。俑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它取代的是被殉葬的奴隶或是“从死或葬”的妻妾、近臣和侍臣。有陶俑、木俑、泥塑俑。秦兵马俑为典型。
丧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五服”，称之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仪礼·丧服》中所描述的宗丧服系统和丧服务制度是一个严密的、有机的、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杰作。五种基本服制在经过种种变化以后，可以化为23种服制，实行于138种场合，其精密程度可谓无与伦比。
在儒家士大夫的眼里，贵贱亲疏的分别是服丧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礼记·丧服小记》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居丧，或称丁忧，或称守丧、值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涉及饮食、居处、哭泣、容体、言语、衣服、丧期等。中国原始社会以来的守丧习俗经过儒家的这一番加工改造，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系统化和等级化的丧葬仪礼制度，即居丧制度，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外，旌旗画幡，又称旌铭或铭旌，为死者出殡时灵柩前张举的一种旗幡，上面一般写有死者姓名、官衔，有的绘有画；入葬时再覆在棺材上，其长度为2米余，正好与棺材的长度相当。除彰明贵贱之外，亦有导引死者的灵魂上天之意。
风水观念的兴起
秦汉时期风水观念的兴起，秦汉之观五云，魏晋之察四兽。据《周礼·春官·保章氏》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东汉时，人们还把死者墓地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民间已具备了比较浓厚的风水观念，相传郭璞为风水的鼻祖。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相墓术久为流行，并成为中国民间丧葬中的重要习俗、久盛不衰。
风水对于建筑学来说，并非全是迷信。而对墓地的选择择不过是对生者的安慰与追求富贵的寄托。
墓志和陵墓石的起源
墓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并定型的一种重要随葬品。其文繁简不一，少者十数，多者数千。其形制受到墓砖铭、墓碑等器物的影响。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对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官职履历、谱系等追叙；（2）对死者生平事迹，才能品行的叙述和颂赞；（3）以及被称作“铭”韵文，用来表达哀悼和称颂。此后，墓志大行于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主要的墓中铭文。铭文具有史料与文化价值。
秦汉时代开创的丧葬奢靡之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俭薄，而至隋唐宋元明清诸代，又渐趋奢靡。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经济状况是其奢简的深层次动因。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三国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蜀汉先主刘备有节葬短丧的遗诏，实行薄葬之制。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佥以时服，不须器物。”
厚葬之风始于隋唐。唐代帝王奉行厚葬，此风迅速风靡全国。而明清时期丧葬中奢靡之风始于封建帝王，其主要表现是陵墓的建造。封建帝王妄想在死后把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带到阴曹地府，对陵墓的建造不惜一切。如明万历帝的定陵，耗银800万两，而明定陵出土的随葬品数千件，且多为罕世珍宝。明代北京的十三陵，皆系厚葬的典范。
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棺材成型后，先用100匹高丽布缠裹衬垫，再漆饰49次，且每次油漆的工序都不同的名目。至于陵墓中的随葬品，其数目之庞大、质量之精巧，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慈禧的尸体深埋在珍珠、金银、翡翠、玛瑙之中，多是清代工艺品的典型代表作，约值白银亿两。可惜在1928年被孙殿英部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中财宝盗窃一空。
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阶级极力推进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从而促进了封建迷信的泛滥。
佛教经历了盛唐的鼎盛时期以后，开始由高峰向下衰落，不得不在“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中寻找生路。不讲理论、修行简捷的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佛教诸宗的主流，诵佛念经、超度亡灵等神学迷信逐渐取代了对佛学理论的控讨研究，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在各地广泛流行。这种重视现世利益且又简捷易行的佛教，以取得天堂入场券的廉价许诺和超度亡灵的花言巧语博取了人们的信任，神学迷雾到处弥漫。
道教进入了宋代以后，也更加世俗化。佛道结合的内丹修养成为道教的主流。与此同时，内丹和符箓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宋代符箓派道教强调祈福禳灾、驱鬼降妖，借助天之神灵而达到个人目的。这种思想与方法，因宋代民族矛盾不断上升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于是，一个与地上的封建政权相呼应的大帝为至尊，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等文武大臣为辅佐、机构齐全、等级分明的道教群仙图已经完整地描绘出来。
这一时期的世俗迷信得到空前发展。烧纸钱超度等鬼神迷信几乎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北宋仁宗皇帝驾崩，遗诏到洛阳，城中军民以至妇孺，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整个社会浸沉在系统化、合法化的星占、卜筮、风水迷信之中。
在佛道二教的影响、浸染下，中国人的死后观念已经形成了完整体系，具体表现在唐代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中。阎罗王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属下有十八个判官，分管十八地狱。唐宋以来流行的“死后十王审判”的信仰已揉合了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和民间道教的鬼神观。
这种三教合一的死后观，在民间丧葬习俗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宋代人认为，死后如不作佛事，每日则要在地狱中受尽种种苦难，遭狞鬼的鞭讯折磨，无法超生投胎为人。而如果请僧人看诵《金刚经》，“经文资荐”，可免遭磨难，投生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