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国后，女真人吸收和学习了汉人、契丹人等其他民族的游艺习俗，女真人的游艺活动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金代女真人的游艺活动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竞技类、博弈类、节令类、雅趣类、百戏类等五个种类。
金代女真人的竞技类游艺活动主要包括射柳、马球、摔跤等活动。女真人的竞技类游艺活动不仅具有娱乐性质，更与金代的政治、军事紧密相连。
射柳是我国古代的传统游艺活动，最早起源于匈奴的“蹛林”祭祀活动。金代的射柳活动起源于辽代的瑟瑟仪。辽代的射柳活动是祈雨时的一种仪式。《辽史》记载，“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在辽代，国家如遇天旱，皇帝会选择吉利的日子举行瑟瑟仪来求雨。祈雨仪式完毕后，便会举行射柳活动。在辽代，射柳活动已经仪式化：第一，在举行瑟瑟仪式的那天，皇帝首先会先进行祭祀活动。第二，祭祀完毕，会举行射柳比赛。在进行射柳比赛时，有等级、次序之分。皇帝最先射柳，皇帝射两次，其次是亲王、宰执各射一次。第三，瑟瑟仪的第二天种植柳树，祭祀完毕后，继续进行射柳比赛。有辽一代二百余年，仅《辽史》中记载的射柳活动就多达三十余次，可见射柳这一活动在辽代的盛行。
《金史》记载，“行射柳、击毯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②到了金代，射柳有了很大的变化，射柳不再与祈雨有关，而是变成了拜天时的一种礼仪。关于射柳活动的具体过程，《金史》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五月五日拜天的礼仪完毕后，便会举行射柳等游戏活动。在球场上插柳两行，射柳的人按照尊卑次序，各自将帕子放在他要射的柳枝上作为标志，在离地面大约数寸的地方削掉树皮露出白色的树干。首先由一人跑马在前面导引，后面的人跑马用无羽的横镞箭射柳枝，射断柳枝后又用手接住而骑马跑开的人为上等。射断柳枝但是没有用手接住的人是次等。那些射断柳枝的地方不是在“削白之处”，和射中柳枝但没有射断，与不能射中柳枝的人，算是输。每射一次，必须要擂鼓以激发射柳人的勇气。由此可见，金代射柳的程式和规则是比较详尽的，而且对射手的骑射技艺要求也相当之高，不但要求射中柳枝而且要疾驰而至接住所射之柳，这在之前其他民族的射柳活动中是未曾发现的。在射柳活动结束后，优胜者有“金帛赏之”，而没有射中的要接受“褫衣”的罚辱，最后众人设宴畅饮。
在金朝，射柳既是拜天礼仪，也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金代皇帝在举行完拜天仪式之后，便会举行射柳活动，并允许百姓围观，体现出了统治者对射柳活动的重视。纵观整个金代历史，射柳活动贯穿始终，体现了射柳在国家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金史》、《大金国志》等史书中对金代射柳的记载较多，根据对史料的分析与整理，可以看出金代射柳活动有以下几点规律：第一，时间固定。辽代射柳举行时间并不固定，主要在四月至六月举行。与辽代不同，金代射柳活动已成定制，举行时间固定在重五、中元以及重九三个节日。其次地点固定，多在宗庙、宫廷进行射柳活动。金代在举行完拜天仪式之后，会在宗庙进行射柳活动，体现了其在女真族俗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射柳作为一项娱乐活动，金代皇帝也会经常在宫廷内举行射柳活动，体现了统治者对射柳的喜爱与推崇。第三，女真人的射柳活动逐渐规范化、仪式化，有尊卑等级之分。受中原汉文化礼制的影响，女真人的射柳活动已经规范化、仪式化，并且有尊卑等级之分。在举行射柳活动时，会根据尊卑等级的不同，按照顺序依次射柳。而在进行赏赐时，也会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所差别。综上所述，从固定的节庆时间、地点以及完备的程序等，都足以说明女真人的射柳活动已经步入成熟，并且成为融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民族特色游艺活动。
在金代，射柳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金史》中关于射柳的最早记载是在收国元年（1115），“五月庚午朔，避暑于近郊。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金朝建立初期，起兵反辽、实现民族独立是女真人的首要任务，因此，射柳载负着凝聚民族力量的政治使命。收国元年多次举行射柳活动，旨在联合女真诸部，凝聚女真民族力量，实现推翻辽朝、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金朝建立以后，拜天射柳成为金朝的重要礼制之一。拜天射柳礼制在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同时，继续承担着凝聚民族力量、发展民族文化的政治使命。纵观整个金朝，女真统治者经常性的举行射柳活动，并且与民同乐，其目的就在于弘扬民族文化，凝聚女真民族力量。
马球是风行金朝的一项游艺活动，深受金朝各个阶层人士的喜欢，女真人的马球运动系承袭辽代旧俗。马球在金代又被称为击毯、击鞠、击球等。《金史》记载，“行射柳、击毯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契丹的马球运动，有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全辽文》卷四《与兄涛书》载“今皇（穆宗）骄騃，惟好击鞠。”马球作为一项休闲娱乐的体育运动，不仅在民间普遍开展，也在上层贵族和皇室间风行，堪称辽朝的国球。《辽史》中关于击鞠的记载有37 次，击毯三次，这足以证明马球在辽代的风靡程度。在辽代，马球运动深得皇室和王公大臣的喜爱，有的甚至到了贻误国事的境地。如辽圣宗时，统和元年（983）秋七月，“上与诸王分朋击鞠。”四年（986）冬十月，“上与大臣分朋击鞠。”以致谏议大夫马得臣因“时上击鞠无度”，不得不上书劝谏。辽朝马球场很多，不但五京都城均设球场，宫廷之内也建有球场。《辽史·地理志》记载，“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门有楼阁，毯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到了辽代后期，反辽声浪此起彼伏，为了预防人民起义和暴动，便颁布了禁鞠令，禁止人们从事这项充满军事色彩的体育运动。但这种时禁时驰的政策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马球已成辽俗，依然在民间盛行。
金朝建立以后，马球这一游艺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金代乘马击球叫大打，实行双球门制；乘骡、驴击球叫小打，实行单球门制。金代打马球，单、双球门制并行。关于女真人打马球的具体规则，《金史》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女真人打马球，人们各自骑上平时骑惯的马，拿球棒。棒长数尺，它的顶端像半月形。把参加击球的人分成两队，共同争击一球。先在球场南边立两根柱子，放一块木板，下面开一个洞作门，再加网作为接球的袋子，能够夺到球并击入网袋的是胜者。或者两端相对树立两个门，互相争夺击球，各自以击球出门为胜者。与辽朝统治者一样，金代皇帝喜爱打马球，有的甚至到了贻误国事的境地。世宗时期，因为皇帝经常举行打马球活动，司天马贵中不得不上书进谏，劝告世宗应以社稷为本，禁止马球这项危险活动。宣宗时期，因需要屠宰耕牛制作鞠杖，术虎筠寿向皇帝谏言“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毯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贞祐三年（1215），中都被蒙古军队攻破，金宣宗已经迁都开封。在这国家危难之际，宣宗仍屠宰耕牛以制作鞠杖，由此可以看出宣宗对马球的痴迷程度。
女真人打马球所用的马被称为“击毯马”，是专门用于击毯游戏、经过训练的马。女真人所使用的鞠杖为偃月形,沿用了唐代以来的形制。《金史》中记载“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杖”，即用牛皮制作鞠杖，应该是在手柄处缠绕。辽代打马球有特定的着装，金代史料中虽没有相关的明确记载，但据《金史》记载，皇帝在拜天结束之后，会更衣之后再进行击毯等活动，因此，女真人打马球也应有专用的衣着。金代的球场很多，各京、府、州都有球场。金代的球场建筑相当讲究，有专门的人负责养护，这可以从金世宗统治时期，大定四年（1164）五月，“禁宫中音乐，放球场役夫。”可以证实。此外，球场旁都建有较高的建筑物，如上京的皇武殿等，以方便皇帝观看马球比赛。金代统治者多喜爱打马球，在史书中可以找到很多皇帝打马球的记录。如海陵在燕京修建了常武殿、广武殿，专门作为打马球的场所。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多次举行马球活动，并且允许官僚、百姓观看。下文表格对《金史》中关于马球活动的记载进行了统计。
通过这个表格可以看出，金代马球活动盛行，几乎历代皇帝都有打马球活动的记载。宣宗和哀宗时期，国家正在危难之际，皇帝还会举行马球活动，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马球活动的痴迷与喜爱。金代皇帝进行打马球活动，并且允许官僚、百姓围观，以起到“示武”的作用。金代马球相当普及，马球运动不仅在女真皇室，在贵族和官员中也开展广泛。独吉义为“武胜军节度使”时, “日与官属击球游宴”。乌林答晖因功被“赏以金币、尚厩击球马”。金世宗时期，徒单贞虽因贪污被惩处，但仍被皇帝赏赐“击球马二匹”并加以抚慰。金与南宋虽然都盛行马球活动, 但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 双方对马球的社会功能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南宋，马球仅仅是一项娱乐运动，“不足以示武”。而在金朝，马球不仅是一项娱乐运动，更被统治阶级视为加强武备的方法。通过开展马球运动，可以训练女真人的骑射技能，提高军队的战斗水平。
金代前期，马球这一运动一度盛行，甚至还被列入了进士的考试科目，但到了金宣宗以后，这一运动逐渐衰落下去。金代后期马球运动逐渐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马球比赛对参赛人员要求较高。马球比赛紧张激烈，因此参赛者一定要具有高超的骑乘技术，能够做到人马合一，需要有高超的马技与球技。女真人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善于骑射，因此马球这一运动一度盛行。但到了金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的安定繁荣，尚武的民族精神逐渐淡化，很多女真人逐渐丧失原有的骑射技能，导致马球这一运动逐渐衰落下去。其次，马球活动耗费较高，需要诸多附属设施。马球活动不仅需要“击毯马”、鞠杖等专用的装备以外，还需要球场等附属设施，其费用非一般平民所能承担。因此，马球运动是一种贵族性的游艺活动，只在上层阶级较为普及。到了金代后期，国家内忧外患，经济衰败，马球的衰落已成必然。第三，女真人汉化程度的深入，价值观念的转变。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汉化程度不断深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真人大都“弃武从文”。马球逐渐演变成为一项娱乐活动，其加强武备的作用也逐渐消失，而女真人打马球也被视为纨绔子弟、市井无赖的标志。第四，马球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马球这一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球场，金代的球场很多，各京、府、州都有球场。而球场的设立必然会占用耕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金史》记载，赤盏尉忻“耕鞠场种禾，两禾合穗，进于朝，特诏褒谕。”①根据文献可以看出，到了金朝后期，统治者为了恢复农业发展，不得不重新将鞠场变为耕田。此外，制作鞠杖需要牛皮，而屠宰耕牛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宣宗时期，蒙古入侵，国家正值危难之际，术虎筠寿向皇帝谏言“奈何以毯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
摔跤，也被称作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在金代，摔跤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源于中原的角抵之戏，多于宴饮娱乐时表演以助兴；另一种则是女真人传统的摔跤活动，即“拔里速”戏。在金代，摔跤手称为“拔里速”，摔跤在金代也被称为“拔里速”戏。摔跤在女真社会流行广泛，民间有许多专业的摔跤团体。摔跤不仅在民间普遍开展，而且也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每当举行庆典或接见外国使臣，女真统治者都会举行角抵表演。如正隆元年（1156）完颜亮生日，南宋、西夏和高丽都派遣使臣来金祝贺。为欢迎三国使臣，完颜亮举行角抵表演并亲自观看。1986 年在陕西省渭南市，出土了两件金代相扑俑浮雕砖，为我们真实的还原了金代摔跤活动的具体形象。砖雕上所刻画的两位摔跤选手皆赤裸上身，双手抱于胸前，手腕上戴有环状手镯。两位摔跤选手着紧身短裤，怒目圆睁，双唇紧闭，等待着比赛的开始。
摔跤运动在女真军队中也流行广泛。女真军队中经常举行拔里速比赛，胜利者可以获得一只羊。在女真军队中，摔跤既是一项娱乐活动，也是军中重要的习练内容和练兵手段。通过开展摔跤活动，有益于提高士兵的战斗素养。在金代，为了弘扬尚武精神，提高女真民族的战斗力，摔跤活动受到女真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善于角抵的人不仅能获得恩赏，有时还能加官进爵，这在《金史》中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史料。如《金史·奔睹传》有载，完颜昂年仅15岁，在摔跤比赛中连续击倒六人，太祖大喜，赐给他金牌佩戴，并让他侍从自己。《金史·石抹荣传》记载，金熙宗宴饮，石抹荣在摔跤比赛中连续击倒六七人，金熙宗大喜并亲自赐他美酒，赏他以金币，并升他为宿直将军。⑥通过以上史料分析，角抵运动在女真社会开展的较为普遍，这也是统治阶层自上而下推广的结果。
金代前期，角抵运动盛行，在民间得到广泛开展。但到了金章宗时期，为了防止汉人聚众造反，维护统治秩序，角抵等习练武事之举在民间被明令禁止，角抵只在军队和宫廷内允许开展。但这一禁令主要针对汉民，其目的是防止汉人聚众起义、叛乱，而在女真族群内部，角抵运动仍得到广泛开展。
女真人作为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渔猎活动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金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承袭了原有的民族习俗，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皇帝都会外出巡游、渔猎，即后人所说的“春水秋山”。女真人“春水”的活动主要是捕鱼和捕猎天鹅，继承了辽代春捺钵的习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捕猎天鹅的特殊需要，金代皇帝也十分重视海东青的征集，专门设立鹰坊以驯养海东青。“秋山”，即皇帝在秋冬季节进行的围猎活动，亦称田猎。《大金国志》记载，“金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皇帝每次出猎，后妃、百官都会跟从，场面盛大。随驾亲军便会将四周包围，称之为“围场”。待野猪、鹿、狐狸等猎物进入围场后，皇帝最先射杀，然后是亲王、近臣射杀。如果猎物逃出围场，由其他人将其捕获。田猎期间，皇帝宿于州县或郊野。“围要讲阵法，射要论尊卑”，体现了田猎的军事化和礼仪化。到了金朝中后期，为了恢复女真旧俗，提高军队的军事实力，皇帝会经常举行田猎。尤其是在金世宗时期，亲自举行的田猎多达四十余次，基本每年都会举行围猎活动，如大定三年（1163），分别在九月、十月和十二月进行了多达三次的狩猎，并从十二月的那次狩猎活动起，开始用猎物祭献陵墓。
围猎在女真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金太祖曾说，“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赵秉文有诗专门记载了女真人春水秋山活动的具体场景。“朝随鼓声起，暮逐旗尾宿，乐事从今相继躅。圣皇岁岁万几暇，春水围鹅秋射鹿。”通过赵秉文的诗可以看出，金代的春水秋山活动场面盛大，是一项娱乐、政治与军事融为一体的游艺活动。除了皇帝举行的田猎外，在女真社会中还举行集体围猎。猛安谋克以行围的方式，将猎物围入山林，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将包围圈不断缩小，将其中的猎物进行捕杀。在金朝，围猎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更具有军事意义。“围要讲阵法”，通过围猎活动可以演练军阵，增强女真军队的军事实力。
纵观整个金代历史，女真统治者的“春水秋山”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第一，弘扬了尚武的民族精神，增强了女真人的军事实力。女真人作为东北的渔猎民族，渔猎活动本就是女真人传统的生产手段。金朝建立以后，为了弘扬尚武的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习俗，女真统治者经常举行围猎等活动。围猎等活动的开展，不仅弘扬了尚武的民族精神，而且也训练了女真人的骑射技能，增强了军队实力，起到了练兵习武的作用。第二，在“春水秋山”的过程中，皇帝可借机考察吏治，体察民情。如在金世宗统治时期，金世宗曾对宰臣说“朕今岁春水所过州县，其小官多干事，盖朕前尝有赏擢，故皆勉力。”由此可以看出，皇帝外出巡游，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亦有其政治目的。
博弈活动是女真人游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女真人的博弈活动种类丰富，既包括汉人的围棋、象棋等棋类活动，也包括双陆、鹿棋、连棋等其他棋类活动。
双陆起源于古印度，后传入我国。双陆玩者分为黑、白两方，每方各有棋子十五枚。比赛时，通过掷骰子的点数行马。白马自右向左，黑马自左向右，马先出完者胜。双陆在南宋几乎绝迹，但在金代却很流行。双陆是由汉人传入契丹，又由契丹人传入女真社会。早在金朝建国以前，双陆活动已经在女真社会普及。文献记载，辽道宗时期，完颜阿骨打与契丹贵族下双陆，因契丹贵族不遵守游戏规则而引起双方冲突。双陆在传入女真社会后，深受统治阶层的喜爱。金章宗时期，卢玑参加天寿节宴，与大臣打双陆获胜，得到了章宗的赏赐，由此可见双陆在金朝宫廷中较为流行。双陆不仅受到女真贵族的喜好，在民间也很流行。文献记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当时社会上赌博之风盛行，赌双陆之人以金银、羊马甚至奴婢为注，有的人一夜输钱达到几十万，最后因无法偿还赌债而自杀。因赌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金朝在大定八年（1168）颁布法令，“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图二所展示的是前郭塔虎城遗址中出土的金代双陆棋子。这两枚棋子为泥质红陶，形制相同，上细、腹鼓，中空。
双陆在北方盛行，在南宋逐渐衰落，其背后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金朝建立以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双陆作为唐文化的代表，受到了女真社会的推崇，逐渐盛行。而在南宋，统治者刻意远离传承于北地的唐文化，转而塑造具有南方特质的宋文化。双陆因在北方盛行，被宋人视为“胡戏”，受到了人们的抵制，逐渐衰落下去。
汉人的象棋、围棋等棋类活动也在金朝广为流行。弈，即围棋，属四艺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记载。围棋在南宋很流行，不仅皇帝，士大夫、文人也喜好围棋。有宋一代，留下了大量的围棋诗，反映了围棋这一活动的盛行。围棋在传入金朝后，深受女真各个阶层的喜爱。《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又来索上方药饵，……至弈棋博戏之具无不征索”。通过女真人向宋朝索要弈棋博戏之具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弈棋活动的喜爱。完颜踌有诗云“清尊雅趣闲棊味，盏盏冲和局局新。”反映了围棋在女真社会的盛行。《金史·张大节传》记载，张大节勤奋好学，秉性刚正廉直，从政果断，又善于下围棋，因此深受金世宗的爱重。金朝宫廷中也有专门的围棋待诏，《金史》记载，“秘书琴棋等待诏，七贯石”。图三所展示的是前郭塔虎城遗址中出土的围棋棋子，均为玻璃制造。其中左面图片的围棋子为翠绿色，外表泥金，直径1.7 厚0.4 厘米。右面图片的围棋子为青白色，直径1.5厚0.5厘米。在目前的金代遗址中，有大量围棋实物的发现，可以看出围棋在女真社会的盛行。从出土地点上看，分布十分广泛，除东北地区外，女真人统治的中原地区也有发现。从材质上看，既有磨制粗糙的石棋子，也有工艺精制的玉棋子。除了围棋实物的发现，在金代壁画中也可以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弈的场景。如图四所示，壁画中的女子席地而坐，左右两边的女子正在对弈，中间的女子正在凝神观棋。通过以上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围棋在女真社会盛行，已经成为一项流行广泛的娱乐活动。
象棋，是我国传统棋类。象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记载“蓖蔽象棋，有六簿些”。象棋历史悠久，历经秦汉、隋唐等历史时期的发展，到南宋基本定型。南宋时期，市民阶层崛起，象棋这一活动得到普及。洪遵的《谱双·自序》记载，“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象棋也深受皇帝的喜爱。据《武林旧事》记载，皇帝身边的象棋待诏一般多于围棋，著名的象棋待诏有尚端、沈姑姑等人。象棋在传入女真社会后，流行广泛，成为统治阶级和平民都喜爱的一项棋艺活动。汉化程度较高的金熙宗、海陵王都喜欢下象棋。《大金国志》记载，海陵王“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金熙宗喜好儒学，能赋诗染翰，擅于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与南宋一样，金朝也有专门的象棋待诏。《金史》记载，“其他局分，若秘书监楷书及琴、棋、书、阮、象、说话待诏”。通过金朝专门设置象棋待诏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象棋活动的喜爱。在金代考古出土的棋类实物中，也有许多象棋实物的发现。图五所展示的是前郭塔虎城遗址中出土的金代象棋棋子。该棋子为陶制，正面刻有“卒”字。在黑龙江的金代遗址中，也出土了许多象棋棋子。与现代棋子不同的是，金代象棋棋子背面都刻有相应的图像。除了棋子以外，也有象棋棋盘的发现。1975 年，在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出土了一件残象棋盘，棋盘是雕刻在一块细沟纹砖的背面。据考证，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象棋棋盘实物，为研究中国象棋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骰子是中国传统民间娱乐所用的博具，又称投子、色子等等。骰子的应用领域很多，是许多娱乐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骰子既可以单独使用，也是双陆等博戏的必备道具。女真人接触使用骰子的时间应该早于双陆。在金代考古出土的实物中，有许多金代骰子的发现，主要有陶制、瓷制、骨制等。1988 年在黑龙江阿城的齐国王墓，在墓主人完颜晏随身佩带的荷包中，发现了两枚金代的骰子。从金代考古出土的骰子实物可以看出，骰子在女真社会中流行广泛，已经成为一种随身携带的娱乐工具。骨牌是一种游戏用具，是在骰子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游戏时各方以一定规则摸牌，通过比较牌的大小来决定胜负。虽然在金代的史料中没有找到骨牌的记载，但从考古出土的骨牌实物可以证明，骨牌这一游戏在金代有所开展。图六展示的是前郭塔虎城遗址中出土的骰子与骨牌，均为骨制。骨牌为长方体，长3、宽1.6、厚0.36 厘米。骰子为正方体，边长0.8—1 厘米。
鹿棋，是流行于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一项传统棋类活动。鹿棋的主要玩法是由二人对弈，一人执鹿，共有两子；另一人执狗，共有二十四子。执鹿一方，设法从犬身上跳过，等于吃掉被跳过的犬，并将被跳杀的“狗”从棋盘上取下来；执犬一方则要防止被鹿跳杀并设法将鹿子围住。最终以执鹿方将犬全部跳杀，或执犬方将鹿围死为胜。1981 年，在内蒙古霍林河矿区出土了一件金代鹿棋棋盘，该棋盘刻在方砖之上。（图七，1）棋盘上刻有纵横五道直线，六道交叉斜线。连棋，又被称作九子棋。连棋的主要玩法是：对弈双方各有九个棋子，轮流置子于棋盘交点上，如果一方有三个棋子连成一线，即可吃掉对方未成线的一子。直到一方少于三子，则另一方获胜。在金代考古出土的棋类实物中，也有连棋棋盘的发现。图七（2）是在内蒙古霍林河矿区出土的连棋棋盘。该棋盘刻在方砖之上，上面刻有三个依次缩小的方格线，盘心有圆坑。图八为我们形象的绘制了鹿棋和连棋这两种棋盘的具体形状。图九是前郭塔虎城遗址中出土的金代连棋棋盘。该棋盘是刻在一花纹砖上，砖面似经磨平，较为光滑。
根据考古资料可以看出，金代博弈用具的出土地点广泛，不仅在东北地区，在河北、陕西、河南、内蒙古等地都发现了金代女真人的博弈用具。从出土种类上看，种类多样，前文所述的博弈活动都有考古实物发现。从形制上看，材质多样，既有贵族使用的工艺精制的博弈用具，也有平民使用的作工粗糙的博弈用具。
综上所述，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金代博弈活动开展广泛，受到了女真各个阶层的普遍喜爱。金代博弈文化的繁荣，对后世博弈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代博弈类游艺活动的特点：1、种类多样，流行广泛。从金代考古出土的棋类实物可以证明，金代博弈类游艺活动种类多样，不仅汉族的围棋、象棋等棋类活动盛行，鹿棋、连棋等其他棋类活动也有所开展。金代考古出土的棋类实物形制多样，如出土的金代围棋棋子，既有磨制粗糙的石棋子，也有工艺精制的玉棋子。磨制粗糙的石棋子应是女真平民消遣娱乐的用品，而工艺精制的玉棋子一定是女真贵族所使用。由此可以看出，棋类活动在金代流行广泛，已经成为女真贵族和平民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女性参与度高。两宋时期，在“三纲五常”的枷锁下，妇女的娱乐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博弈活动具有宁静、儒雅的独特性，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从出土的“侍女弈棋图”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博弈活动在金代女性中开展较为广泛，女性参与度高。
点击查看→ 金代女真人游艺活动的形式与种类（二）
上一篇：金代女真人游艺活动的发展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