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家族礼仪⑤：家族[第五部分]

七、宗族的衰败

湖南各地的宗族都是由传统家庭结合而成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省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各种城市家庭、工人家庭、职员家庭，实际上已经远离或者基本脱离了农村宗族势力的束缚。有些人即使流落农村，到他处谋生，或是举家迁徙到别的地方，也是五方杂处，在洞庭湖区和四水尾闾的滨湖各县大都属于这种情况，“既无宗族思想之维持，复无安土重迁之观念。”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侵蚀农村，加剧了土地兼并，族田也成为买卖兼并的对象，逐步破坏了宗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还在近代初期，郴州陈氏的族田，就大量被本族的豪绅买去，化公为私，名为购买，实则渔吞。这些族内上层和土豪加剧了宗族的离散。

近代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给宗族势力以前所未有的打击。湖南是中国近代以来群众运动最为迅猛的地区，影响尤大。农民造反，首先是冲破家庭和宗族的势力。太平天国进入湖南，焚寺庙、毁偶像，“无庙不焚，无像不灭”。并对抗拒起义军的宗族武装和族首实行坚决镇压。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提出了“家庭革命”、“祖宗革命”的口号，认为崇拜祖先的目的在于束缚、压制子孙，培养驯服奴才，号召“平坟墓、火神牌”，将修祠、立牌、祭祀和厚葬的传统习俗统统废除。这些主张虽未能实行，但对家法制度和宗族思想产生的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各地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对家族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便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1927年初，长沙县明道镇邓家祠堂办冬至酒，过去不准妇女出席，区农民协会妇女部长邓玉梅便率领-群妇女冲进祠堂，与族长辩理，声言如不准妇女人祠堂，就要把祖妣的牌位推倒。族长们只得让步，还请她们坐了首席。许多农民协会还专门成立了公款公产管理委员会，管理祠堂庙宇、积谷等财产，作为宗族物质基础的族产族田实际上被剥夺。总之，在农民运动中，宗族已名存实亡，祠堂族长的族权被推翻。只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农民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宗族势力又全面复辟。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打击封建宗族势力。一方面，没收宗族祠堂的土地和其他族产，一方面打击宗族中的豪强地主。先后建立的湘赣、湘鄂赣、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都实行了触及宗族势力的政策措施。1929年10月，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发布《革命纲领》，明确规定一切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公田、公地，概归当地苏维埃政权没收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1930年10月，湘鄂西边区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革命法令》，规定“没收教堂、庙宇、祠堂、会馆占有的土地，及一切带有公共性质的土地。”1932年1月，中共湘赣省委制定<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其中第一条便明确规定:“没收豪绅地主、军阀、祠堂庙宇及大私有者的土地，根据基本农民的意见，实行人口平均分配，或以劳动力的标准，以人口为补助混合原则进行分配。”国1934年12月，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颁布《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其中规定，“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律没收。”四各革命根据地在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和族田族产，分配给贫困农民的同时，还镇压了相当数量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这其中又主要是家族的族长、族首和族绅，一些家族势力的代表。这些作法实际上铲除了宗族势力的经济基础，推翻了宗族势力的统治。

导致近代宗族出现离散现象和宗法思想趋向淡化的还有军阀混战、水旱饥馑。如民国初年，慈利县兵连祸结，民不安业，宗族成员四散，出现了“耆旧凋零，典型浸失”，“旧日典章一切废弃隳坏无余”的局面。也是在这种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些地方在修族谱时，出现了源流主宽的现象。过去，一个家庭如果无子嗣，收外姓子弟承祧，则要在族谱中制为附谱，以免混淆血胤，造成乱宗。近代后期，这种情况逐渐松动。这是人们对宗法观念的淡薄，客观反映了宗族关系的式微。总之，在近代湖南的封建宗族组织已初步呈现出衰败现象。

宗族成员多有离散，宗法思想逐渐淡化，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族权一度被从根本上推翻，宗族势力和宗法思想遭到严重打击。但是，总的来说，宗族组织仍然在广大农村中普遍、顽强地存在，一度被推翻的族权也再度死灰复燃。这是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宗族组织消亡，宗法思想从根本上动摇瓦解，只是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乡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其中，没收和征收族田族产，消灭了宗族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收和征收祠堂办公、办学等，使家族失去象征和依托中心；没收地主土地、反霸和镇压反革命，涉及到宗族中的恶霸势力，推翻了家族的族权；收缴和焚毁族谱，斩断了维持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湖南开展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一部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从事工商业生产和流通的工人。水利、水电建设和湖区的垦殖，湖南境内移民剧增。人口的流徙和迁移，摒

弃了聚族而居的宗法关系。

但是，封建宗法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封建宗法思想和宗族观念仍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一旦遇到适合的气候和土壤，就表现为复辟的行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中曾一度出现建柯堂、续族谱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起，农村宗族活动又出现比较活跃的态势，重建祠堂，续修族谱，甚至还推举族长，制定家法族规，与基层政权争权竞势；有的把持地方基层政权，几成风气。乡村宗法势力的消长态势，仍处于一种不明确的发展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