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乡愁”

中华民族一万多年的文化史，从美丽的神话传说到“构不为巢、以避群害”的原始社会；从第一个封建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新中国的诞生；在聚族而居，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五干多年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和与之相伴而生的民俗文化；它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未间断的历史传承，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根基。

一、民俗形态的社会影响 公元前1045年至781年，是封建社会宗法制时代，国家政权封而建之，即通过封王、封地来治理国家的封建制度，《礼记.王制》中有王者巡守之礼的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杞山川，勤诸候问百年者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巡守之礼，是指深入民间，对基层社会民俗民风开展调查研究的巡视活动；太师是掌管音乐礼仪、搜集民意的官吏，他把收集的民间信息，呈奏给国君，国君根据民意“观民风、知得失”，制订或调整国家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经总集中的“风、雅、颂，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和习俗，对研究古代民俗具有重要价值。

汉书《王吉.传》中亦有“干里同风、百里同俗”的记载，不过在那一时期，民俗一词尚未出现，俗字往往当作欲字的代名词，在《毛公鼎》一书中就将俗字写成欲字，《荀子.王制》中亦有“天下不一，诸候俗反”等句，可见在古代俗、欲2字音、意相同，原本一家。《古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把民俗一词定义为“大众化能普遍流行的风俗习惯”；可见民俗的形成，是广大民众精神和物质生活需求的自然结果；所谓“不约而同谓之风、不令而行谓之俗”，是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炎黄子孙共同记忆的“乡愁”。

民俗文化是中国古代先民，在漫长的原始农耕社会，“构木为巢、钻木取火、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逐步形成的具有乡土特色的社会形态，是氏族社会晚期，原始宗教民俗化时代，中国传统宗教、道德、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与人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纲常伦理、婚丧嫁娶、生老病故、遵循时序规则等领域，以及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自觉形成苻合大多数民众共同价值取向、能普遍流行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现象。

乡风民俗始于中国基层社会，在未形成系统文明或无制度约束的状态下，并非都是优良的，容易偏离文化的本质非理性的生长，从而影响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及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上层建筑”领域，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远古传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相传，公元前4000年前后，华夏人文始祖伏羲氏及其后裔轩辕、神龙氏，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发现天象（太阳系）网状结构孤型运转的规律及周期，相续推演出天象“易经八卦图”，后經殷、周成型后亦称“周易”，是我国辨正唯物论哲学思想的起源；易经从哲学高度对天地万物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述，揭示了宇宙变化规律形成的万物变化的必然性，充满了朴素的辨正思维，特别是对人生作为、伦理道德、婚丧嫁娶、夫妻关系、生老病死以及革故鼎新等，作出了有规律性的论述；是我国古代社会实用性很强的生活教科书，是民众行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矫枉过正的思想指南和准则。

“易经”的应用，催生出后期华夏族第一部历书，夏小正“夏历”和“24”节、“72”候的诞生，为人类早期顺应天时，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原始的科学依据，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長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最早观察和掌握自然界运动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导中国农耕社会发展全过导，乃至现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之中，早于西方国家记载1200多年。天文历法的诞生，24节气的应用，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民俗活动是以遵循农时，开展农业生产为核心的基本形态。

三、炎、黄二帝开创聚族而居的华夏文明史前约3300年前后 ，在中国黄河流域与長江流域一带，生活着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和以炎帝为首领的炎帝族，及少数民族部落的九黎族，在不断冲突融合中结成了部落联盟；从此，黎民百姓和炎黄子孙便成为中华民族后裔的代名词；炎、黄二帝在部落联盟的氏族社会，开展农桑、发展生产，黄帝开创了中国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编著，炎帝发明了火的应用，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氏族社会，是部落或部落联盟形式出现的社会结构，是原始公社时期，炎黄族开创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中描述和记载了大禹以前原始公社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废、独者有所养，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男有分工女有归；故闭门而不争，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各部落大、小酋长，小帅与大人，都由部落公选产生，无特权、不世袭，是氏族部落聚族而居乡土社会的政治生态。由原始公社启蒙的华夏文明，“尊老爱幼的人间美德，是人类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雏形”，广泛呈现在家庭和社会民俗行为之中。

四、中华文化主流价值观与人间正道公元前1046年至500年左右，是世界奠定人性基础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半程期”，这一阶段天道观衰微，人道观得以提升，华夏族从“春秋乱象”走向思想大变革时期，东、西方相续出现了一大批，对世界和社会有系统性认识和正确见解的大师级精神领袖；“春秋四圣”就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伟大人物；其中，文圣“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仁政学说和亚圣“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儒家经典中得到充分体现；《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教“做人要有尊严、人格要有力量、人生要有价值”等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智圣“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史人和武圣“孙子”、民圣“墨子”都是那一时期出现的思想家；墨子思想的特点是非攻、博爱，博爱即兼爱，比儒家的“别爱”更彻底、更广泛；墨子提出爱亲人也爱他人、爱母国也爱他国、爱上等人也爱下等人的民本思想，是世界人类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权平等的主张，比西方“林肯”创导的黑人解放运动，至少要早800多年。

这些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历代炎黄子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标识，和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这一时期，人们已看不到昔日“大禹”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和君王身先士卒、以为人先的动人场景，但“周礼”的精神，却摆脱了官方的禁固，结合中华文明深厚的主流价值观，构成了封建社会文化的根基，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中，不断焕发出思想光芒。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体系逐步形成，由此孪生出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习俗中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等是非判断标准；勤俭持家、知书达理、尊老爱幼、尊纪守法、上下有序、进退有措等传统美德已是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不可撼动的思想道德标准，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理数”。

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和自然科学流派的产生，以及经过历史检验的人间正道，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灵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形成了包容向上、自強不息、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主流价值观；深刻影响一代代炎黄子孙思想道德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社会民俗行为产生的高台累土，民风自觉形成的文化源头。

五、民俗形态是文化交融再生长的自然现象 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宗教元素，佛教文化的核心是“无我”，主张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佛教认为“人生要行好事，才能有好报”，其因果报应说，生命轮回说，迎合了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贫苦大众，渴望生活平安，与精神超度，摆脱人生苦难的诉求；佛教文化对事物既肯定又否认的两分法思维，也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阶段，佛教寺庙遍布全国，佛教信徒空前增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佛教盛行，滋生求佛、礼佛的民俗之风席卷华夏，受到了当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成为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主要推动力；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干里莺啼绿映红，水乡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正是这一阶段佛教兴盛的生动写照。 唐、宋时期，民间文艺的勃兴（亦称通俗文学）将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唐宋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土壤，滋生一种以评书、曲艺、漁鼓等说唱书会为主体创作的白话小说话本，说唱者以精堪的说唱技巧，挥洒自如地活跃在大街小巷的“勾栏瓦舍”之间，“话虽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评击时弊、鞭答丑恶，是通俗文艺得以流行人的生命力；他们在现实中呼吸生活气息，创作了许许多多当代人物的真实形象，刻画出他们的精神风貌、风俗习惯以及之间的联系和斗争，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人类生活的动人画卷；由此诞生的一大批干古流芳的艺术作品，和后期的“四大名著”，将中华文化由权贵阶层向平民阶层传播，作出了重大貢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那些精彩的说唱“吆喝”，和响彻大街小巷的“惊堂木”声，是炎、黄子孙挥之不去的记忆。

春节元霄、清明、端午、中秋，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这些各具人文自然特色的民俗节日，在干年历史穿行中普遍流行、历久弥新；春节团聚，清明追思，龙舟竟渡，中秋团圆，被炎黄子孙演绎得淋漓尽致，强大的凝聚力、生生不息的传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巳在联合国成功“申遗” ，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张绚丽的中国“名片”！

六、民俗文化承载的文明与责仼 历史进入了21世纪，古老的民俗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光芒，由乡土社会，进入了“高楼大厦入云端”的现代文明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诱惑，在传统思维下的社会状态中，人们被迫卷入一场场财富的竟争，而勿视了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地方喜事大办、丧事喜办，让人瞠目结舌，中央电视台曾报导过南方地区有些富豪办丧事时请演出团跳脱衣舞，名曰丧事喜办，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却违背了丧事从悲的人伦道德；还有反映在当代婚姻“交易”中的高价彩礼，以及婚庆仪式中派生的开门礼、跨火盆、拜天地、撒帐、派喜糖等习俗，原本是婚庆大幕中的欢快插曲，却异变为俗不可耐的闹婚恶习；所谓越闹越“发”不过是无知者的荒唐闹剧，令广大民众望而生厌，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思考；物质和财富的欲望，不能成为去伦理道德，去优秀传统文化的理由。被金钱“绑架”的婚姻，是社会金钱化的典型表现；民俗现象中的“社会江湖化”、非正常礼义往来的“人情化”、信仰“迷信化”、以及社会生态中攀附权贵等潜在的精神缺失，严重浸蚀中华文化主流价值观；同样民俗行为过度化、夸张炒作化同样也在伤害民俗文化的本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具有民俗属性，首先要看行为产生的“因果”，是否苻合大多数民众共同价值取向，是自然形成，并具有流行的本质！而非主观刻意造成的“个别现象”。

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民俗文化绝不限于家长里短、人情世故，而关乎人心向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道德情操；民俗要俗接地气，是民俗文化赖以流行的本质，民俗不俗扬正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弘扬尊老爱幼、勤奋节俭、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倡导移风易俗、破除迷信、邻里帮扶、守望相助的社会新风，是新时代民俗向善、向美的标志。 城市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蚕食”着仅存的乡村，那些蕴含泥土气息的乡风民俗，和曾经影响中国几代人的“远大理想和人生抱负”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

“残门锈锁久不开，灰砖小径履青苔。枯藤杂草铺满院，一股辛酸入喉来”。“乡土”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乡土社会在中国基本解体，但那些让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魂”并没有消失，它们仍然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现代中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唐代诗人杜甫的政治理想。市井烟火中不泛浩然正气，是中华文明的底色，让灵魂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乡愁” 。

参考文献：

1.《史记》

2.《乡土中国》

3.《中国通史》

作者系：咸宁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陈乾兴、男、湖北咸宁市人、大学文化；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现象的成因与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