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 新时代非遗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取向与传承路径———基于“二贵摔跤”的田野考察①
（三）传承延续：空间在场，族群认同凝聚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认同，认同是主体对客体基于心理认可而产生的归属和赞同，具备认同感和认同行为两重内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以“技术”为载体的“二贵摔跤”，是一种被文化意义链条连接而成的境域系统，展现出新时代符形和符事的价值取向。文化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能完整、真实、生活化地呈现出一种权利、符号和情感，是延续族群记忆的重要载体［26］。满族人民一直在努力为本族群建构文化空间，其项目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展开，空间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也意味着一种社会形态，具有一定的空间文化属性，也是族群的身份象征。莫勒真大会是满族的传统体育盛会，会上集中展示体育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27］。一般于每年春秋举行，珍珠球、拉地弓、夺八旗、“二贵摔跤”等具有满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轮番展示。1989 年，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和丹东市民委主办了首届满族文化研讨会，会上满族专家和各地满族联谊会代表一致同意，将农历十月十三“满洲”族名的定名日称为“颁金节”［28］。在大会当天，满族民众聚集在一起，身着旗袍和马褂载歌载舞。“二贵摔跤”是必有的经典表演项目，伴随着鼓、钹、锣的交响，师傅带着徒弟们用道具掩护着一溜儿上场，通过肢体演绎各种动作，表现出“二人”摔跤的激烈场面，赢得阵阵掌声，民众进入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状态。颁金节仪式活动的举行，不仅唤醒了参与者的民族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29］。这样的身体实践操演既是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族群主体能动的展现，在有限的物理场域展现出无限的空间文化。
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共同记忆，这些记忆成为认同的对象，族群意识和族群凝聚力逐渐增强，推动了文化传承延续。
（四）情意共鸣：虚化对手，艺术美感提升
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坚守艺术作品的优良品质，顺应时代发展规律。“二贵摔跤”文化符史有了新的定位，实现了从与人“摔跤”到与己“摔跤”的审美价值转化，是一人顶两人的摔跤博弈，是将对手以及与对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一系列虚化处理，依托道具的外在表现，呈现出“两人”摔跤的真实状态与美感。将竞技场上的对手转化为“虚拟对手”，是对对手进行了“空白”化处理，形成了对手的“空白”文化形态［30］，即辩证的对手观。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通过肢体符号来传达这种信息，并寻找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寄托，演绎并建立一种新的对手———自我，将对手内化为自己的身体，以自己为对手，即对手的自我化。这样的文化形态实践了老子“自胜者强”的理念，将“胜人”内化为“胜己”，是一个战胜自己的过程。由摔跤（二人）到“二贵摔跤”（一人），也是一种从“制人”到“制己”的过程。对手的自我化，表现为既有对手，又无对手，将自己置于一个竞技的场合，与心中的“虚拟对手”进行对话，假定一种不在场（真实场景中的两人摔跤）可以由一种在场（模仿的两人摔跤）所代替，通过对速度进行调节，或对幅度进行大小缩放，或对力度大小重新匹配等方式，既要让观看者观看在场演练者的动作，又要看不在场的“对手”及“动作”，表演者既要“看”自己的动作，又要“看”缺席对手的动作，还要设法让观看者“看”出自己对“对手”的“看”，再结合路线布局、音乐、舞台灯光等呈现出有谋略的技巧美感。这种以在场（一人动作）代替不在场（二人摔跤行为）体现的是虚化对手的辩证审美观，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境界。
三、新时代非遗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困境
（一）符号认同焦虑，带来文化价值的扁平化
文化扁平化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逐渐减少，呈现出一种更加统一和相似的状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原本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慢慢变得越来越相像，甚至有时候会被一种主导文化所覆盖。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各种文化，对非遗民俗体育项目所承载的习俗、制度、规范以及信仰等的文化内涵逐渐产生了迷茫，从而导致文化符号的认同焦虑，忽略了文化的多重价值。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是源于对西方主流体育项目的认同与追捧，追求其倡导的“追求自我满足”和“个性表达的认同观”，从而对“二贵摔跤”所蕴含的“尊师重道、崇武尚德”的游牧民族精神产生排斥，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被主导文化所覆盖，导致文化同质化。在调研中发现，隆化县下店村属于“二贵摔跤”演出较早的村庄，自1992 年举办春节庙会开始，“二贵摔跤”就是各类表演中的一部分。
“由于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以及年轻人不喜欢学习，虽然‘二贵摔跤’传承了下来，但是能表演的人及表演质量也大不如前，更多的是以一种‘走过场’的形式出现。”①
年轻人对“二贵摔跤”技能的忽视，导致表演质量下降，说明在传承中未能通过文化的符形、符事和符义将符指与符义进行有效的表达，导致文化的潜在价值未能展现，在身体技能“渐逝”中，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被遮蔽。然而，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逝去，这样的仪式制度开始慢慢淡出年轻人的视野。
（二）传承主体单一：导致技艺道的弱附着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指遗产的杰出传承人或传承群体，他们代表着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具有广泛认可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调研发现，王大中老师是国家级“二贵摔跤”的省级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已有八十高龄。第十代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彬彬老师就是王大中老师的徒弟，曾是隆化县文化馆副馆长。他将腰铃舞、蒙古的摔跤舞中的音乐伴奏与“二贵摔跤”动作相结合，使其更有艺术效果。目前，他在隆化县文化馆、隆化县职教中心、隆化县森林草原消防大队“二贵摔跤”非遗传承基地传授技能，学员共有140 多人。一般性传承人是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刘德兵，他跟随王大中老师学习，在学校开设“二贵摔跤”选修课，组建专业训练队，带队连续参加了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荣获奖项。然而，这些传承人年龄大多在45~80 岁。
“平时训练我们会跟着耍耍（练一练），武会串街不能去表演，村里老人不让，道具太重又太累，撑不下来。”②
可见，由于“二贵摔跤”的历史因素、技术因素，该项目被认为是男性展现力量的专属象征，较少有女性传承人。其实宋代的相扑表演，是城市瓦舍中极受群众欢迎的项目，称为“乔相扑”，除男子外，还有女子参加。随着城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年轻人不愿返乡加入传承行列，导致传承代际断裂，后继无人。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审美的改变，对传统文化艺术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导致市场日益萎缩，艺术创造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和回报，其技能、艺术和哲理思想与其承载物呈现弱附着性。
（三）文化场域变迁：加剧场域互动的不适配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31］不同民族所处场域不同，惯习也不同，项目发展的方向也不尽相同。20 世纪80 年代，非遗民俗体育的场域更多局限在农村家庭或社区内传承。“二贵摔跤”的演出地点主要局限于邻近村落和庙会，通常出现在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中，因此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较为有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失，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或迁移至城镇，各种环境不断快速重组，形塑了非遗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新样态，进而侵蚀和消解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使得非遗民俗体育日益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2008 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二贵摔跤”被赋予国家级文化遗产的身份，县政府给予资金并对其动作内容进行了创编，在演出过程中，所需的服饰、器械和场地等得到改善，不仅提升了“二贵摔跤”的表演效果，还促使其与当地旅游业实现了一定的融合。但随着现在场域边界不断拓展，传统惯习调适滞后，场域间互动出现不适配现象，诸如大众参与人数锐减、健身效果不突出、科技感缺失等问题，非遗民俗体育文化面临新的传承困境。
（四）传承载体守旧：致使艺术欣赏单一
技术是“二贵摔跤”传承的主要载体，其技术动作按重心偏移方式可分为重心无偏移、重心平移和重心旋转移动三类。重心无偏移动作包括支架子、弓步、磕、倒地举压腿等，重心平移动作包括扫腿、撅起、勾、爬等，重心旋转移动动作包括倒、抡摔、翻滚、转、跪撑等。由隆化县“二贵摔跤”省级传承人王大中老师传承下来的固定套路不多，大多是组合式固定分段动作，较为单一，未能满足现代审美的多元化需求。“二贵摔跤”是以道具为主的独特表演方式，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道具也是“二贵摔跤”艺术展现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