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活态性是厚植乡村振兴内生动能的重要一环，亦是赓续中华文明优秀文化基因的关键举措。以湘西地区24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考察样本，系统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评价框架，继而采用层次分析法刻画传统村落活态性分异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法解析其影响因素及组合提升路径。结果显示：①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整体处于48. 79%~88. 16%之间，区域内部分异特征表现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性传承是导致传统村落活态性分化的关键原因。②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提升存在多因素性，在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变量均难以单独构成增强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的必要条件。③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存在4类因素组合路径，分别为经济驱动提升型、旅游驱动提升型、资源-交通协同提升型、环境-治理协同提升型，为传统村落因村制宜构建差异化的保护利用方案提供了方向。未来，从“活态保护、活性传承、活化利用”逻辑出发，为湘西地区古村落焕发新生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传统村落活态性；模糊集定性分析；提升路径；湘西地区
陈勤昌，王兆峰，王武林
（1.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 430077）
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乡土中国代表性的“活态文化遗产”［1］，传统村落具备丰富的聚落功能和较高的复合价值［2］，承载着中华民族生存、生活、生产的基本历史信息，被誉为乡村历史的“活化石”、民间文化的“博物馆”［3］，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湘西地区作为我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分布区［4］，拥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集群，成为守护“乡愁记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场域。同时湘西地区也是乡村振兴的主阵地和攻坚区，当下村庄空心化、农业边缘化、人口老龄化、生态衰退化、治理低效化等现实矛盾日益凸显，致使诸多极其脆弱且不可再生的传统村落在“失活”状态下日渐凋敝，科学构建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传承长效机制尤显迫切。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评估框架，旨在厘清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以及多元提升路径。这对新时期传承乡土文化根脉、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具有深远意义。
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具有功能互补性、过程协同性和目标一致性，并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5］。一方面，传统村落蕴含着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诸多学者通过剖析传统村落保护对乡村产业结构调整［6］、乡村居民回流就业［7］、乡土文化旅游活化［8］、乡村绿色转型发展［9］、乡村治理机制优化［10］的内在作用，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目标，部分学者重点剖析乡村振兴对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重塑［11］、文旅融合发展［12］、生产空间重构［13］和现代化转型［14］的正向影响，着重探讨传统村落活态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互馈机制。“活态化”作为传统村落重要的保护哲学和实践理念，其概念源自JulianSteward 的文化生态理论［15］，强调有机体与历史文化环境的相容性和适应性，逐渐成为历史建筑、考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等保护传承的原则性、目标性和行动性共识。国外学者聚焦原生聚落的活态性量化评估［16］、活态价值认定［17］、生态宜居程度［18］、文化景观保护［19］以及影响因素［20］等层面，旨在促进聚落文脉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我国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历经实体物质性保护、物质与文化兼顾、概念规范化3 个阶段［21］，并将该理念有机融入传统村落的活态性测度［8］、动态监测预警［22］、景观韧性提升［23］、生态安全格局［24］和文化景观补偿机制［25］等研究脉络中，意在最大限度地延续乡土文化基因和价值内核。
然而，湘西地区作为我国传统村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却鲜有学者关注其活态性特征及增强路径；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估框架多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框架，但对其主客观影响因素间的复杂互动机制与因果关系探讨较为薄弱，有必要引入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模糊集分析法，以要素协同的视角探究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的多元路径。据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①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情境下，秉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村落居民活力性（Activity）、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Continuity）维度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评估框架（AIC），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认知解释框架及实践参照。②聚焦湘西地区这一传统村落密集地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模糊集分析法，以整体演化视角开展案例比较分析，客观揭示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影响因素及组态提升路径，对湘西地区乃至全国其他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制定活态性保护利用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研究设计
1.1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估分析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人聚而居”的复杂系统，是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生活共同体［26］，亦是由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长期积淀演化形成的物质、文化、生命空间聚合体［13］，延续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乡土社会的原始形态，集聚着乡村全面振兴的基本要素和组合方式。依循文化生态理论［15］和文化整体观［27］，参考薛乾明等［10］、邹君等［28］、潘颖等［29］等的研究成果，在“人理、物理、事理”三元结构下［30］，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评价框架（图1）。
Fig.1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liveli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1）村落居民活力性。传统村落因人创造、由人保护、靠人传承、为人服务，原住民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的核心主体［8］，在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互动中发挥着能动作用，描绘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相协调的和美图景。居民活力状态是聚落活态传承之“基”，“人气”兴旺是聚落活力迸发的关键保障，“人气”消散则是聚落衰败消亡的前兆。传统村落既要维持一定的人口规模，也需持续优化村民群体的人口结构，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生命体验，保障发展权益，以维持传统村落“形”与“魂”的世代传承。生命空间是人与自然、社会系统交互关系的空间载体，显性或隐性地表征着人的文化与精神状态，这有赖于聚落内部成员长期以人格化载体为依托，不断传承、塑造原住民朴素的选址理念、建筑样式和景观格局，持续传承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人文风貌和基因密码。
2）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物质文化遗产塑造着传统村落自然和人文景观之“形”，以村落肌理、建筑遗存、历史街道和道路系统等物理形态为具象表征，承载着聚落内部功能、外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聚落景观格局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基质。从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公共性历史文化载体和居民生活空间［12］，见证并融入聚落地方性的演化过程，彰显出聚落人地关系的内在关联和结构变迁，蕴含着传统村落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地方性日趋式微与现代性逐渐增强的当下，应坚持聚落“双修”（即文化基因修复与景观基因修补）理念［31］，厘清传统村落形态与外部环境的结构层级和互动关系，并维持整体格局、建筑风貌的原生形态和整体美感，更好地激活乡村聚落“沉睡资源”的现代功能价值。
3）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土社会的根性文化，具有深厚的民族底蕴、艺术造诣和文化品位，与传统村落具有高度耦合性［32］，构成了传统村落文脉活态化保护传承的“魂”。湘西地区乡土资源众多、类型多元、构成复杂，涵盖乡村风水地理、传统技艺、生产智慧、风俗节庆、社会风尚、伦理规范、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是特定区域历史、意识、理念、制度、价值形态聚合的文化空间。随着传统村落功能与价值更新、文旅产业过度开发、非遗项目的仪式化展演，“原真”文化要素、符号和事象的原生土壤逐渐消解，传统村落中非遗资源的抗干扰和适应变革能力弱化，导致诸多特色文化习俗面临“脱域”风险。
在乡村文化振兴及和美乡村建设热潮下，更需要我们增强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的适应性和传播力，深刻体现乡土文化资源活态保护利用的时代价值，让蕴藏的优秀农耕文化基因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有机更新与活力焕发，进一步筑牢乡村文化自信与自强的根基。
1.2 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
传统村落是由人类系统、居住系统、社会系统和支撑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提升其活态性水平，应以村落居民全面发展为主线，以维系聚落形态完整性为基础，以最大化传承传统村落文化为目标，构建与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相适配的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估体系（表1）。
①村落居民活力性。“人”在聚落文化景观“活态化”变迁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纽带作用，选取原住民常住率、外来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3 项指标，来反映人口数量、流动率及密度；选取青壮年劳动力比重、老龄化指数和文盲率3 项指标，以表征村落人口素质、年龄、学历结构特征［29］。②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基于民居建筑和公共建筑“使用率—破损率”两个向度，选取历史建筑数量、民居使用率、毁损率以及公共建筑使用率、毁损率进行表征；传统村落亦是一个“器物化”的环境系统，选取村落格局形态、街巷空间格局、传统交通系统完整性、新建筑风格协调度和植被覆盖率［28］，以反映整体风貌、肌理格局和历史环境要素。③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体现聚落文化活力和内部秩序稳定性，选取民俗文化留存率、传统民俗认可度、民俗活动频率、民俗活动参与率，来表征传统民俗文化生命延续力和价值认可度；选取传承技艺多样性、传承人数量、传承人平均年龄，来表征传统技能工艺数量和传承状况；此外，选取本地方言延续性、传统服饰延续性、传统信仰延续性、宗族关系紧密度指数、邻里和谐指数等，来表征聚落传统风俗延续状态和社会和谐程度［33］。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地区是由武陵山、雪峰山和云贵高原环抱形成的区域，境内汇聚沅水、澧水中上游及其支流。
为了兼顾资源结构的相似性、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调研集中在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图2）。湘西地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数达396 个，占湖南省总量的57%、全国总量的5%，拥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白族等保存完备的单体建筑5 万余栋，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00 余处，形成了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和传统村落景区群，整体具有极高的民族独特性、价值真实性和要素完整性。当前，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任务繁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功能衰变，部分传统村落物理形态和精神内核逐渐“丢失”，因此，如何有效诊断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并明确其提升路径，成为湘西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亟待深化研究的基础议题。
图2 研究区概况 Fig.2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针对定性和定量两类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指标分别进行赋权。在定性指标方面，通过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邀请聚落地理、文化旅游、传统建筑和非遗保护等领域10 名专家，经多轮打分后确定判断矩阵。在定量指标方面，基于案例传统村落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值，运用该数据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群决策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对各指标权重值进行一致性检验。对28 项量化后的定性、定量指标数据集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获取案例村落活态性指数［34］。公式如下：
式中，CI 代表一致性指标；RI 表示随机一致性指标；CR 为一致性比率；λamx 表示最大特征根；n 表示矩阵阶数。
2.2.2 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测度及等级
通过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测算获得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28，34，35］，指数数值在0~100 之间，若数值越大，则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越高；反之，则活态性水平越低。公式如下：
式中，A 为活态性指数值；Vi 为第i 项指标因子通过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Wi 为指标因子i 对应的权重值，i= 1， 2， 3，…，28。与此同时，参考邹君等［28］、潘颖等［29］、张睿婕等［34］等学者研究经验，将传统村落活态性程度划分为5 个等级，即0~19 为极端失活状态，20~39 为严重失活状态，40~59 为失活状态，60~79 为微失活状态，80~100 为活性状态。
2.2.3 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sQCA）是一种有效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它并通过挖掘各项影响要素间的联动效应及结果间的逻辑关系，有效补齐了多案例分析中定性分析含糊不明的短板，有助于找寻更加适配的决策路径［33］。本文基于fsQCA 组态分析法的协同联动视角，挖掘识别诸要素联合与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的非线性关系，有利于从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果）及其驱动因素（因）的相关数据中辨明因果逻辑，进而更好地厘清驱动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协同提升的差异化路径。具体而言，采用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2 项指标，检验前因变量及其组合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7］，据此获取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的最优组态路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i 表征第i 个案例村落活态性水平的影响因素对前因组合的隶属度；Bi 表征第i 个案例村落活态性对结果变量的隶属度。其中，当Consistency>0. 8 时，判定前因变量可以作为结果的充分条件；当Consistency>0. 9 时，判定解释变量是被解释结果的必要条件。此外，Coverage指选定的组态对于分析结果的解释程度。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参考《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并全面考察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发展实况，在充分考虑行政归属、主体文化类型和主要产业类别等因素的基础上，遴选出24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作为考察对象（ 表2）。
首先，2024 年3 月，对德夯村、金龙村和阳雀坡村等3 个代表性案例村开展预调研，并对调研问卷的题项内容及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其次，2024年4~5 月，研究团队入驻24 个案例传统村落实地勘察与调研，系统收集衡量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的相关数据。
原始数据分类采集与处理说明：①居民基本信息数据。A1~A6 村干部访谈及整理其提供的资料获取。②物质文化遗产数据。I1 通过现场勘察和入户访谈获取；I2~I5 通过入户调研和问卷调查梳理获取；I6~I10 以实地勘测和规划文本收集为主要方式，辅以无人机全景拍摄获取景观图像。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C1~C12 综合采用居民访谈、村干部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其中，问卷题项设为差、较差、一般、较好、好5 个级别，依次赋分为1~5 分，依据受访对象的主观感知评估聚落文化保护利用状态，以便于后续对多源数据进行量纲化处理。最后，2024 年5 月下旬，前往案例村落开展补充调研，集中对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和分析结果的真实性进行验证。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整体水平
据图3 可知：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介于48. 79%~87. 16% 之间，基本处于“失活状态”“微失活状态”与“活性状态”之间，表明湘西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工作表现良好，村落活性状态整体趋好。从村落失活程度分化而言，“活性”状态村落有十八洞村（87. 16%）、洪家关村（83. 77%）、德夯村（83. 17%）、竹山村（80. 5%），占据样本总量的16. 67%，上述村落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原住民发展状态、建筑风貌、街巷肌理和民俗文化等功能要素延续较好，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焕发活力和魅力；“微失活”状态传统村落占总调研样本的58. 33%，反映出研究区传统村落微失活现象较为普遍，为后续提升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确定了攻坚对象；处于“失活”状态的传统村落有板栗村（48. 79%）、廖城村（51. 64%）、中黄村（52. 6%）、老洞村（55. 2%）、桃坪界村（56. 99%）、吕洞村（57%）和阳雀坡村（58. 18%），占样本总量的29. 17%，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系统地制定活化保护利用措施迫在眉睫。此外，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均值为68. 05%，均值以上的调研村落占比达58. 33%，表明案例村落整体由“微失活”和“活态”状态进阶演化，但区域内部分异特征较为明显，后续亟须扭转“失活状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乏力的势头。
图3 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综合指数 Fig.3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raditional village viability in Xiangxi area
3.2 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分维度特征
为深入厘清传统村落活态性水平的空间分异，本文从居民活力性、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3 个维度，细致分析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状态的内在差异。
1）传统村落居民活力性维度。湘西地区居民活力性指数均值为22. 3%，其中十八洞村（28. 62%）、兰花洞村（28. 44%）、德夯村（27. 26%）位居前3，显著高于整体水平（图3）。上述村落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多轮政策，创造出一批导游讲解、景区接驳、民俗演艺、民宿经营和电商直播等新岗位，“留守人口”就地就近获得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机会增多，并吸引更多外出务工求学群体“返湘”就业创业。相对而言，板栗村（15. 44%）、中黄村（16. 69%）、阳雀坡村（17. 03%）和廖城村（17. 85%）居民活力性指数远低于均值，村落的“人气”“烟火气”稍显不足。调研获悉，上述古村落虽纳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序列，但常住人口不及户籍人口的7 成，加之人口锐减、老龄化、文盲率偏高，加剧了乡土文化遗产活性因子的流失，甚至导致其消亡，后续亟须以“留住原住民、延续烟火气”为主线，使村民群体成为保护传统村落文脉基因的“生力军”，以更好地传承中华农耕历史文化的气韵和魅力。
2）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维度。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指数均值为24. 88%（图4），领先于居民活力性指数均值（22. 3%）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性指数均值（21. 2%），说明湘西地区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保存状况良好，村落建筑和格局肌理系统的结构、功能和价值稳定性较高。吕洞村拥有432 栋传统苗族特色民居，除了学校外，没有任何现代风格建筑，且吊脚楼、古巷道、古井、古桥、古树群和土地庙等文化遗产历经千载仍然保存完好，被誉为“化石级”古苗寨，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指数高达30. 04%。廖城村虽为“贺龙武装讨袁廖城议事”旧址，但因传统的土家族木制建筑风貌简朴，聚落建筑仅留存60 余栋，且门窗、墙体、屋顶、火塘和牛角灶等设施局部损毁严重，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指数暂居末席（18. 18%）。而阳雀坡村仅有6 座清代院落，但古墙青瓦、围墙阳台、古门天井、画壁飞檐、琴凳石磨和雕花床等遗迹功能齐全、保存完好，且修缮过程多采用本地工匠、乡土原料和地方建筑营建方式，物质遗产活态性指数（22. 88%）明显高于廖城村、中黄村、板栗村等传统村落。
图4 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分维度指标值 Fig.4 Indicator values of sub-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viability in Xiangxi area
3）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维度。该项指标最高的是十八洞村（30. 08%），最低的是板栗村（13. 14%），样本组内极差为19. 94%。这表明湘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性是导致传统村落活态性分化的关键因素。其中，十八洞村得益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积极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民传统习俗，建成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苗绣艺术工作坊，设立“三月三”“赶秋”“过苗年”等传统节庆，积极推广苗家腊肉、湘西糍粑、农家豆腐等美食文化，最大程度地保护和传承了非遗中的乡土文化基因，成为偏远苗寨全面振兴发展的典范案例。与十八洞村相距20 km的金龙苗寨，同样拥有苗族文化、蚩尤文化以及苗家刺绣、苗族织锦等非遗项目，但因未能构建成熟的非遗功能转化和价值实现机制，导致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技能工艺和传统生活习惯等分维度指标赋值偏低（21. 69%），亟须在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间寻求再平衡，凝练出独具湘西地域特色和苗族风情的非遗活化利用模式。
3.3 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3.3.1 前因变量选取与变量校准
传统村落是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活态”文化遗产，其活性演变过程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结合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现状和活化利用要求，借鉴唐承财等［12］、韩刘伟等［33］和魏峰群等［36］等学者研究经验，通过解析影响因素的因果逻辑及组合方式，多维度探究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影响因素和多元提升路径，以期为新时期湘西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向。
前因变量选取与说明：①资源丰裕程度（Res）。资源禀赋是传统村落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要素，蕴藏着乡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用旅游资源吸引力指数［37］表征。②经济发展水平（Eco）。经济条件是开展传统村落活态化保护的物质依托，亦是增强传统村落造血机能的重要保障，用村民人均收入（村集体总收入/原住民人数）［38］表征。③旅游经营收入（Tour）。传统村落是最具文旅气质的村落类型，乡村旅游作为驱动传统村落活态传承的最优路径之一，已成为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色的重要渠道，用乡村旅游经营收入［12］表征。④交通便捷程度（Traff）。交通运输体系是聚落文化资源向外辐射传播的关键途径，也是充分释放传统村落内在价值的重要抓手，折射出村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产业培育潜力，用公路交通里程［32］表征。⑤乡村治理能力（Adm）。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旨在引导村落农民安居乐业、推动农村和谐稳定、促进农业有序发展，用传统村落获得的荣誉数量［39］表征。⑥人居环境质量（Env）。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直接反映乡村振兴政策效力，是改善村寨居民生存状态和增进福祉水平的必然要求，采用乡村人居环境指数（综合通自来水户数、宽带入户数、公共卫生间数等指标构建）［40］表征。
鉴于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复杂性、多因性和相对稳定性，本文以传统村落活态性为结果变量，采用传统村落活态性指数均值为代理变量，选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经营收入、交通便捷程度、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人居环境6 项影响因子为前因变量，旨在探讨上述因素对湘西地区传统村落活态性提升的组态效应及多元提升路径。此外，参照张圆刚等［7］、Ragin 等［41］和张睿等［42］等研究步骤，采用四分位点法将1 个结果变量和6 个前因变量的初始数据进行校准，设定3 个锚点值（即门槛值或临界值），依据结果变量与所有解释因子数据从大到小的顺序，将数据的四分位点（75%分位值）设置为完全隶属点，将数据中位数（50%分位值）设置为交叉点，将下四分位点（25%分位值）设置为完全不隶属点。
3.3.2 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鉴于各项前因变量以不同组合形态存在于多条结果路径，若单项前因变量一直出现在各条路径，则判定该项前因变量为必要条件，后续路径分析应将其影响纳入总路径解析，并将一致性水平作为衡量结果案例归属同一组态隶属程度的标准，旨在探究若干前因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若某项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高于0. 9，则将其视作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必要条件［41］。如表3 所示，通过探寻是否存在单因素变量符合必要条件可知，无论是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提升路径还是非提升路径，均不存在某项前因变量为必要条件，即提升或非提升传统村落活态性的路径由多项前因变量以不同形式组合而成，故有必要汇集各项前因变量展开组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