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的一部小说集，被誉为中国古代神怪小说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也是最早被译介到其他国家的文学经典之一。《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大部分来自民间传闻，其中搜集整理了许多与民间民俗相关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价值。本文基于民俗学和翻译学理论，选取《聊斋志异》杨宪益与翟里斯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译者在将中国民俗文化传译给英语读者时采用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研究发现：翟里斯的英译本主要以归化为主，采用其习惯的表达方式，方便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主要以异化为主，注重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西方读者。
◎苏璐遥 朱全定
（太原理工大学文法与外语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一、引言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作者蒲松龄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笔触，将各种神鬼、怪谈和奇闻妙事编织成了一部充满离奇、唯美的短篇小说集，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诡异的世界之中。作品中融合了超自然事件与人间情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如爱情、命运、人性等等。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阴阳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还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民情。民俗是指某一具体时期、地区或社会群体内流传的，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和特定含义的习俗、风俗、信仰等各种文化现象的总称[1]，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聊斋志异》最早也是迄今最完备的英译本翻译者翟里斯在《聊斋志异选》中说：“《聊斋志异》增加了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2]由此可见，研究《聊斋志异》中对民俗的记载是非常有价值的。翟里斯是19世纪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西方学者的身份来译介《聊斋志异》，而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是在20世纪的时代背景之下，以中英译者合作的形式来诠释《聊斋志异》，因此，本文选取《聊斋志异》两本重要译著（翟里斯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究二者对《聊斋志异》中出现的民俗文化的翻译策略及效果。
二、归化与异化策略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用来描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处理方式和翻译目标。归化策略指的是译者根据目标语言和文化的习惯，将源语文本尽可能地融入目标语文化，使翻译更符合目标读者的理解习惯和期望。在归化翻译中，译者可能会调整句式、词汇选择和文体等，以便让目标读者感觉翻译文本更自然、流畅，更符合自身文化背景。异化策略指的是译者尽力保留源语文本的特点，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到源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在异化翻译中，译者会尽可能避免涉及目标语文化的调整，尽力保留源语文本的风格、表达和结构。目的是让目标读者能够感受到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三、英译本中相关民俗外译策略对比分析
民俗学（folklore/folkloristics）是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3]民俗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陶立璠先生认为民俗学现在的研究领域主要在三个方面：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3]物质民俗包括居住、服饰、饮食等民俗；社会民俗包括家庭亲族、人生仪式等民俗；精神民俗包括口承语言民俗，例如神话、传说、谚语等。行为传承民俗，如民间艺术和精神信仰民俗、道德礼仪等。
（一）物质民俗
“白石砌路”“豆棚花架”等是山东省沂蒙山区特有的景象，沂蒙山区以种植大豆、谷子为主，此处提到的“豆棚花架”“作黍”即山东沂蒙地区的农户们的种植特点。[6]杨宪益在翻译此处的民俗文化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简洁精练地保留源语言文化，如将“白石砌路”译为“a path paved with white flag-stones”。而翟里斯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译为“a paved path banked on both sides with hibiscus”，将“白石”这一具体意象淡化，转而用“paved path”来描述，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表达习惯。杨宪益在翻译中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豆棚”和“花架”的具体描述“full of trained creepers and trellises”，在山东的乡村地区“豆棚”是农民们常见的景象，也是传统的农业文化之一。豆棚的结构简单，大多由竹子或木头组成的棚子。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藤蔓一般缠绕在树上，翟里斯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full of trained creepers and other flowers”，将“豆棚”和“花架”简化为“trained creepers and other flowers”，避免了过于具体的文化意象。
在中国古代，古人的面料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从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复杂的植物品种，有轻薄的葛、纱、罗类织物，也有较为厚重的棉、绒、皮类织物。[7]古人高超的纺织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服饰，面料也跟随季节的不同而更换，春秋多以绸缎为主，夏天以葛为主，冬天以裘为主。葛这种野生植物最早被古人用作编织材料。先用水煮，退去表皮后，露出洁白细长的纤维，搓成线绳可以编结成网状衣披身或是做铺盖。杨宪益在此处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将“葛”译为“linen”，“linen”是英语文化中常见的布料，而“葛”是中国特有的布料，两种布料的原材料并不相同。古人“冬裘夏葛”，“葛”后来慢慢也演变成夏季衣服的代名词，翟里斯了解了相关背景后，在此处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葛布”译为“summer cloth”，避免了“葛”这一文化特定词汇，转而用更通用的“summer cloth”来替代。能够让西方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避免了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
（二）社会民俗
立春日举办纪念活动，在我国历史悠久。清代的迎春大典，更多地演变为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民间重要活动。迎春大典中有“闹春”的风俗。杨宪益将“彩楼鼓吹”译为“pageantry and music”，这是一种归化处理，但保留了原文的仪式感。翟里斯也同样采用了归化策略，译为“banners and drums”，简化了原文的仪式感。杨宪益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在此处将“演春”直译为“the Spring Pageant”，“Pageant”为表演的意思，蒲松龄在《偷桃》下文中也写到在这一日由官员主持这一活动，艺人们为民众表演杂耍等节目。因此杨宪益在此处并未做过多说明，西方读者根据上下文也能够很容易地理解这一习俗。翟里斯在此处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演春”意译为“bringing in the Spring”，更符合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
寒食节是传统的祭祀节日，通常在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故事，人们为了避免饥荒和怀念屈原，在每年的当天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以表达哀思。这样的行为就演变成了寒食节的习俗。[8]杨宪益对该部分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寒食节译为“Clear and Bright Festival”，略去寒食节的特点，保留了“寒食节”与清明节的文化关联，着重传达清明的祭祀扫墓传统。在该部分添加脚注，补充寒食节的时间和风俗。翟里斯在翻译这一部分的时候采用了归化加脚注的翻译策略，将寒食节译为“fast-day”，即斋戒日，虽然能够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人们在该节日不生火做饭的风俗，但斋戒日是西方的宗教习俗，显然区别于中国的寒食节，这会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的信仰产生误会。翟里斯在脚注中将寒食节的日期标注为“The day before the annual spring festival”，犯了较为明显的错误。杨宪益将“夫妇登秦墓”译为“Wang and Yingning went without fail to pay their respects at the Qin family graveyard”，保留了“秦墓”这一文化意象，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但将“拜扫”异化为“pay their respects”并不能完全表达出中国人在清明扫墓时的动作及内涵，“拜扫”特指清明时节对墓地的祭扫，包含清洁、整理、献祭、叩拜等一系列具体活动。而翟里斯则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译为“husband and wife went off without fail to worship at the Ch‘in family tomb”，保留了“秦墓”这一文化意象，但用“worship”（崇拜，敬奉）来替代“拜扫”，虽广义正确，却同样稍显笼统。
（三）精神民俗
《聊斋志异》是以谈狐说鬼讽喻世情的，这就牵涉到民间的原始信仰和亚宗教迷信等问题。[9]道教对中国的民俗信仰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占卜与风水、民间艺术、节日习俗等等。杨宪益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少慕道”译为“had admired Taoism from childhood”，“仙人”译为“immortals”，保留了“道”与“仙人”的文化意象。翟里斯采用归化策略将“少慕道”译为“had a penchant for the Taoist religion”，将“道”转化为“Taoist religion”。同样将“仙人”译为“immortals”，不同的是添加了脚注“the ‘angels’of Taoism”，天使在西方是上帝的使者，象征着神的力量和智慧，是大众敬仰的对象，翟里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这样处理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从翻译中可以看出译者都尽力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中找到共同点，用西方形象替代。
四、结语
从上述译本翻译策略分析中可见，翟里斯和杨宪益在翻译时因时代背景不同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多不同之处。翟里斯与杨宪益在翻译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翟里斯主要采用归化策略，以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呈现内容，便于西方读者理解，但也因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有限，翻译中存在一定偏差。杨宪益夫妇则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注重保留原文风格与文化特征，尽可能还原《聊斋志异》的简洁精练与中国文化内涵。此外，翟里斯通过脚注介绍文化背景，但内容不够全面，部分解释存在误差，尤其在社会民俗方面。杨宪益译本则多采用直译，仅在必要处添加脚注，更准确地传达了中国民俗与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
[2]蒲松龄著,于天池注,孙通海,于天池,等译.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陶立璠.民俗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51-58.
[4]Yang, Hsien-yi et al. Selected Tales of Liaozhai[M].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81.
[5]Giles, Herbert Alle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 London: Thos. de la Rue, 1880.
[6]贺彩虹.山东民俗与鲁剧创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01):122-132.
[7]肖宇强,戴端.中国古代服饰的伦理美学意蕴[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0(02):162-166.
[8]黄意明.清明民俗的演变与现代文化功能重建[J].艺术百家,2018,34(06):50-54.
[9]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
[10]欧丽婷.《聊斋志异》的传播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10.
作者简介：
苏璐遥，山西运城人，太原理工大学文法与外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通俗小说、译介学。
朱全定，河南洛阳人，太原理工大学文法与外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通俗小说、译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