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2003—2024 年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文献为基础，结合CiteSpace 6. 3. Ｒ1 可视化分析工具系统梳理22 年间中国民俗文化与数字化相关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结果显示，民俗文化数字化围绕文化本体展开，其研究热点一直随着政策导向和技术更新迭代，反映了不断创新的时代特点。研究发现，民俗文化数字化已超越工具性应用，成为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具体实践，其围绕民俗文化当代价值，聚焦于多元叙事策略和多模态表达，推动了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关键词: 民俗文化; 数字化; 知识图谱; 可视化; CiteSpace
引言
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统节庆、手工技艺、口传文学等活态形式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认同，其当代价值日益凸显，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多领域受到广泛重视［1］。传统民俗正经历从乡土语境向都市空间的深刻嬗变，其传播与传承面临根本性变革。这一进程既撕裂了文化传承的固有肌理，也催生了技术赋能的创造性转化。当城市化以不可逆之势重构地理空间时，维系民俗文化存续的宗族纽带与节庆仪式遭遇系统性解构———村落空心化致使口传文学代际断裂，方言符号在标准化教育中日渐失语，手工技艺因市场萎缩陷入传承危机。文化记忆的脱域化使民俗文化基因谱系面临存续挑战。
现代性冲击在制造文化裂隙的同时亦孕育出新生机。数字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正重塑民俗再生产逻辑，随着社会迈入信息时代与数字文明，民俗文化传播的对象、内容及场景发生深刻变革。数字技术迭代为民俗文化传播开辟创新路径，诸如各大网络平台新年集福活动、短视频平台“英歌”等民俗的参与式传播实践，不仅弥合了时空断裂导致的文化传递鸿沟，更将民俗符号转化为跨文化对话的可通约资本。
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需将数字技术定位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层出不穷的数字技术中，知识图谱可构建民俗资源的语义网络［3］，虚拟现实( VＲ) 技术能复原文化空间的多维体验［4］，人工智能算法可实现文化基因的智能解析。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基因谱系的核心载体，其数字化研究不仅关乎文化记忆存续机制，更深层次映射技术革命语境下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系统梳理国内学者对民俗数字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把握其生产逻辑与传播范式，为数字时代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提供创新思路。
以中国知网( CNKI) 为数据源，采用“民俗文化”并含“传播”“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等主题词组合检索，筛选2003—2024 年学术论文，获得发表趋势数据( 图1) 。从年发文量来看，民俗数字化研究呈现显著增长态势，2003 年仅发文2 篇，至2023 年已达302 篇，彰显了该领域在学术与实践层面持续蓬勃的生命力。
图1 2003—2024 年民俗数字化研究年发文量分布统计Fig.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on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4
对上述论文进行数据清洗，最终筛选出1413 篇有效样本。采用CiteSpace 6. 3. Ｒ1 可视化工具对样本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运用文献被引网络解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及突现词检测等技术构建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基于关键词共现与时区演化图谱追踪研究热点的历时性变迁与前沿趋势［5］，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进一步挖掘民俗数字化研究的知识关联与理论演化路径。
1 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
运用CiteSpace 6. 3. Ｒ1 软件对样本文献开展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如图2 所示，民俗数字化领域，发文量较高的学者包括张举文、曹志伟、闫柏青、项东红等。合作网络中节点连线稀疏，表明当前研究领域内作者间合作极为薄弱，绝大多数作者以独立开展研究为主。存在如张建军、巴莫曲布嫫等学者的小范围合作网络，但整体上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亟需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或联合申报项目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合作。
图2 2003—2024 年民俗数字化研究作者合作网络Fig.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in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4
如图3 所示，机构合作网络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发文量居首，紧随其后的是云南大学和山西师范大学。总体而言，机构间合作网络较为稀疏，仅有少量联合研究项目或成果，尚未实现跨地域、跨学科的资源整合优势。通过政策引导或学术联盟建设可强化机构协作，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推动研究向多维度、深层次发展。
图3 2003—2024 年民俗数字化研究机构合作网络Fig. 3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in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4
2 民俗数字化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基于CiteSpace 6. 3. Ｒ1 软件对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网络分析，从高频关键词、中心性、突现词及时间演化4 个维度揭示该领域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2. 1 关键词共现及中心性分析
图4 的共现图谱显示，除“民俗文化”等特定领域主题外，“数字化”“新媒体”“动画”“数字媒体”构成核心关键词群。表1 数据表明，高频关键词普遍具备显著的中介中心性( ＞ 0. 01) ，凸显了学界对文化资源现代转化、技术介入路径等议题的持续关注。
图4 2003—2024 年民俗数字化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Fig. 4 Keyword co － occurrence map of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4
“民俗文化”作为核心枢纽，与“数字化”“新媒体”等形成多维度的关联网络，印证了数字技术已深度嵌入民俗文化研究的本体论框架。“乡村振兴”则延伸至“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等应用场景，标志着研究主题从静态保护向技术赋能的社会功能拓展，呼应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文化活化乡村”的政策导向。
“新媒体”“动画”“电影”等节点频次较高但中心性偏低，表示新出现的数字化技术作为创新变量虽已渗透至文化传播方法体系，却因技术发展迭代更新较快，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范式。数字相关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依照时间顺序，相关主题词包括“数字化”( 2012) 、“新媒体”( 2015) 、“互联网+ ”( 2016) 、“大数据”( 2020) 、“元宇宙”( 2023) 等，与当下技术浪潮发展相契合。这种结构性特征本质上是数字文明时代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碰撞的微观呈现，技术工具的快速更迭推动民俗文化传播从实体展陈转向沉浸式叙事，工具理性对文化本体的重构亦引发了深层忧虑，其低中心性也暗示了学界对技术短期热潮的反思性疏离，警惕技术浪潮对民俗语境的“去主体化”。
2. 2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析
利用CiteSpace 6. 3. Ｒ1 软件生成关键词聚类详细节点列表，总体来看，当前民俗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文化的系统性整理与分析及数字化传播方面，在数字化角度主要呈现技术驱动与人文反思双向互动特征，一方面聚焦数字技术对民俗资源的解构与重构及基于文化基因的元数据建模和虚拟民俗场景复现，另一方面关注在技术应用中如何坚守文化的中心性主体。详见表2。
利用CiteSpace 6. 3. Ｒ1 软件绘制民俗文化数字化研究聚类时间线图谱( 图5)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的持续性。时间线图谱更注重聚类间横向关联信息，着重描绘领域内各研究主题随时间的演变趋势［6］。带有“#”符号与数字编码的关键词代表完成聚类分析的知识群体，又称为聚类簇。数字编码表示聚类簇由高到低的关键程度，即各聚类簇跟民俗文化的关联程度，各聚类簇则代表研究主题，虚线或实线表明该研究主题的兴衰［7］。
图5 2003—2024 年民俗数字化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谱Fig. 5 Timeline visualization of keywords in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earch from 2003 to 2024
由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2010 年前，#0 民俗文化、#2 数字技术、#3 非物质文化遗产、#5 民俗几大聚类簇研究持续时间较长，主要集中在知识整合、文化保护、文化旅游等方面，多应用于博物馆、动画、影像等方面。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十三条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8］。2010 年后出现的#1 乡村振兴、#4 民俗艺术、#6 传统文化、#7 数字化、#8 交互设计等聚类簇表明民俗文化的发展逐步走向数字化和多元化。2015 年后，#1 乡村振兴、#2 数字技术、#4 民俗艺术、#6 传统文化、#7 数字化等聚类簇呈现持续性增长，标志着数字技术与民俗文化研究的深度融合进入新阶段，“数字博物馆”“数字化保护”等高频词的出现表明学界开始构建结构化数字保护体系，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也使得数字经济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4 民俗艺术聚类于2018 年左右出现“VＲ 虚拟现实”“VＲ 虚拟展示”等关键词，与2016 年工信部发布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及2016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形成共振。故宫博物院2019 年推出的“数字多宝阁”栏目对传统工艺进行全息三维还原，抖音2019 年“非遗合伙人计划”推出沉浸式展演，这些数字实践不仅重构了民众对民俗艺术的感知维度，更通过交互设计激活公众参与热情，形成“技术赋能－ 文化再生产”的双向循环机制，总体上体现出民俗文化研究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紧密相关的特点［9］。
2. 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的突现强度( 突现值) 代表某一时间段该词在学界的关注度，可捕捉某一时段频次变化较大的节点，体现某个研究主题的兴起或衰落。结合历史发展背景，如表3 所示，民俗文化数字化研究突现词历时性分布与社会历史语境基本耦合，与民俗文化长期相关的“博物馆”“传播”等关键词时间跨度大，长期以来都是民俗文化数字化研究的对象，印证了数字技术始终服务于民俗文化存续与传播的诉求。2011 年，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触发了对“文化遗产”的研究。2015 年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等关键词涌现，反映了扩展现实、全息展示等技术在民俗展演中的深度应用。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催化研究的社会转向，“乡村振兴”成为关键节点。数字技术赋能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变量和重要推手［10］，对应《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建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并促进“文旅融合”“保护”等措施［11］。近年来，利用短视频、自媒体等赋能民俗文化进行文旅宣传的形式屡见不鲜，“文旅融合”与“叙事策略”是2022 年后的高突现词，通过与“乡村振兴”强耦合形成新学术增长极，既体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科技赋能文化治理”的政策实践，也揭示了民俗文化研究正从技术应用层面向“数字时代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元命题深化。
3 结论
通过民俗文化数字化研究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发现，该领域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新兴数字技术不断重构民俗文化资源的传播形态，但研究始终秉持“非遗保护”“文化传播”等宗旨，围绕着“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场景展开。
3. 1 研究视角的演进与理论探索
民俗文化数字化研究逐渐呈现出技术与文化并重的双重发展路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数字化保存与博物馆式展示，近年则更多关注技术在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功能拓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当前该领域仍存在跨学科交流不足、合作网络松散、理论支撑薄弱等问题，应进一步推动民俗文化研究与符号学、传播学及人类学的交叉融合，构建更系统的研究框架。
3. 2 技术融合的深入与伦理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和自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民俗文化的表达方式和接受机制正被重塑，知识图谱的构建、沉浸式叙事体验及用户生成内容的兴起标志着民俗文化数字化步入“智能媒介化”新阶段。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算法的选择性强化可能导致文化基因的趋同与简化，进而引发伦理争议。需在技术标准化与文化多样性间寻求平衡，在数据开放与知识主权间做好协调，关注机器逻辑与人文价值间的相互调适。
3. 3 社会功能的拓展与文化认同重构
民俗文化数字化不再局限于文化保护范畴，而是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文旅融合”“叙事策略”“文化记忆”等关键词的突现反映出研究重点正转向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价值共创模式，短视频平台上的参与式文化生产激发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在数字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下，通过建设多模态知识库发展智能翻译技术有望构建一条中华民俗文化的“数字丝绸之路”，在文明互鉴背景下借助技术赋能实现民俗文化主体性的当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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