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的新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当前发展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传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现方式。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呈现着多样而绚烂的民俗文化意象。许渊冲的《诗经》英译本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翻译中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创造性翻译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文化想象空间，将《诗经》中原本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之美转化为世界之美。
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历史记忆，浓缩着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集体智慧，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诗经》总计311篇，共分为三个部分，即《风》《雅》《颂》，其中展现了丰富多样的民俗风情。如祭祀宴饮事象占比17%，祝福颂祷事象占比 12%、劳动生产事象占比7%、战争徭役事象占比 18%、爱情婚姻事象占比40%，其他民俗事象占比6%。这些诗篇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文化和事象，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其民俗价值显而易见，也为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民俗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近代以来《诗经》的外译历程概述
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du Halde）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书中涵盖了对中国历史民俗、地理风貌的描写，以及部分具有民俗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以便欧洲大陆进一步窥见中国民俗习惯以及历史文学风格。其中收录了由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Henry de Prémare） 所译的《诗经》当中的八首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诸多涉及宗教信仰以及祭祀仪式的传统民俗事象，马若瑟将其与天主教固有的教义和神学词汇相结合，进行归化翻译。
该著作发行后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快即传入英国英译并出版。19 世纪 70 年代，《诗经》踏上了系统性的英语全译进程。
（一）引入翻译期：聚焦民俗理解，逐步发掘美学特质
1871 年，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出版的著作《中国经典》中包含了他编纂的《诗经》全译本。该译本采用无韵体形式，主要对诗文所传达的内容及民俗事象进行复现，诗句中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本地化转换，而是依靠文后的中文原诗及详细的附注以增强读者的理解，使得作品的篇幅比例较为失调。5 年后，理雅各再次整理并出版了《诗经》的独立译本，加入了对于韵体格式的修改，删去了中文原诗及部分附注，注重运用诗句本身进行原诗内在象征及韵律美学的再现。
1891 年，汉学家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Allen）出版的《诗经》全译本对于民俗事象采用了完全归化翻译的策略，对诗体与诗文都作出较大调整，力求译后文本符合目标语受众的本土文化认同。相比之下， 翟理斯（ Herbert AllenGiles）在其《古今诗选》中选译的部分《诗经》篇目则偏重意译，其译文在英国与中国翻译界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英文抒情诗离不开韵律，没有韵律的抒情诗是残缺的。
（二）初步创译期：发挥译者思维，多重方向发展
19 世纪，中国学者开始了对《诗经》的英译尝试。翻译家苏曼殊、叶维廉等都对《诗经》中的部分经典诗篇进行了翻译，但并未形成独立翻译著作。与此同时，英语国家的学者也对《诗经》进行了细致研究与系统性翻译。20 世纪50 年代，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lgren）陆续在《远东博物馆馆刊》发表了自己的《诗经》翻译版本，并于1950 年由远东博物馆出版社合集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高本汉提出“本译文没有任何文学性，恰恰相反，我努力使它尽可能贴近其字面意义，希望对那些想要了解这部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诗集的汉学学生能够有所助益。”此译本也成为了外国学术界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参考性较强的文献性译本。而后，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诗经》进行了英译。他提出诗歌有三个种类，即“melopoeia（声诗）”“ phanopoeia（形诗）” 及“ logopoeia（理诗）”，并在翻译过程中以此为宗旨仔细区分考虑语言选择，使得译文尽量贴近原诗意旨。他认为，形诗之大成在中国，且相较于声诗和理诗，形诗最具有可译性。
（三）中外译介期：民俗诠释与美学追求并进
进入20 世纪以来，当代译者也开始尝试翻译方式的探索与创新。20 世纪80 年代后出现了中外译者合译的现象，如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诗经选》，此译本在民俗事象外译方面采取完全异化的手法，缺乏对诗歌的再创与其在海外传播性的考量，因此很难在英语受众中得到广泛的认可。又如美国作家拉菲尔（Burton Raffel）和中国译者丁祖馨合译的《中国诗歌精华：从〈诗经〉到当代》，其中选译了部分诗篇，涉及民俗事象的诗歌翻译得并不系统、全面。
1992 年，许渊冲翻译出版了第一套《诗经》英文全译本，即《人间春色第一枝———诗经·国风欣赏》《人间春色第一枝·诗经·雅颂欣赏》。1993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英译的《诗经》全本。在众多丰富的《诗经》译本中，许渊冲的译本在中外读者受众中得到广泛传播、饱受赞誉。因此，本文采用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高阅读性背后的翻译美学原理以及译者对于民俗文化诠释的思想策略。
二、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思想内涵
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具有强烈的美感。在翻译中华优秀文化典籍的过程中，如何向西方读者传递经典作品中的美，是译者们共同关注的课题。“许渊冲先生是顺利通过典籍外译‘六道关’的‘译之时者’。”他结合自身翻译实践总结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学翻译理论，构筑了丰富的翻译美学理论宝库，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及“创译论”等均在文学翻译理论中享有重要地位。许渊冲的 “三美论”是一种独特而全面的翻译理论，它不仅为翻译构建了理论框架，更为实践中的翻译策略提供了具体指导。同时，许渊冲还致力于发掘翻译的新方式、新方法，特别关注译作与原作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是否在翻译中得到传达，坚持跳出文本关注传达的有效性和艺术性，从文化交流与审美阐释的高度去探讨翻译方法。
（一）倡导提高译者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许渊冲倡导提高文化自觉，并提出了“信达优”三原则。正是在这份高度的文化自觉驱使下，许渊冲潜心构建出具有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这为中国翻译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方向。20 世纪末，许渊冲便提出译者要克服自卑心理，表示“译学要敢为天下先”，并指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而能解决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翻译理论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9]。许渊冲心中不仅抱有着读者的期待，更有自觉的文化交流意识，他不拘泥于形式表达，而是追求文化内涵的阐释，重视翻译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因此，当代译者只有满怀自信心，在总结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无数次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之路。
（二）主张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来改变劣势
许渊冲在《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一文中强调：“翻译不忠实通顺是不行的;扬长避短，发挥译文优势却是翻译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译者越能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译作就越好。”而后，许渊冲系统地将优化论定义为发挥译语优势论。他提出，两种文字有时可以对等，有时又会一种文字有优势而另一种文字却处在劣势或弱势的地位。
在两种文字各有优劣的情况下，为使翻译作品更加流畅，译者应该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改变劣势，争取均势。许渊冲在中国传统文学以及英语、法语两门外语上的深厚基础，使他能够立足中文、英文、法文各自的优势进行阐述。他提出，英文和法文的优势是精确、逻辑思维严密和语法结构清楚，而中文的优势则是精炼、含义丰富、典故较多。许渊冲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即使语言各有所长，也应该立足译语本身，寻找优势并改变劣势，转弱为强。
（三）推动“文学翻译”向“翻译文学”转变
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也就是说， 翻译作品本身要是文学作品。他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真正的翻译文学应该是既真又美的，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句的通顺和其中意义传达的准确与真实性，更要把握原文的精髓，不脱离译者原本的文笔文风，追求翻译的更高境界，达到一定的美学标准。文学翻译若能够做到“形似”“意似”和“神似”，既译意，更能译味，扬长避短，令翻译和原文亦步亦趋的错误链接被真正斩断，产生真正的时代性、文学性与生命力，这才是最好的译文。而要做到这些，译者就需要充分发挥译文语言和文化的优势，追求有方式方法的翻译策略，达到深远而有效的目标。在《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一文中，许渊冲如此说道：“运用‘深化、等化、浅化’等方法，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再现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只有达到如此标准，方可使得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
